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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2-9 14:04:11
来自： 中国江苏泰州
丁文江（1887—1936年），字在君，笔名宗淹，江苏泰兴黄桥镇人。留学日本、英国。曾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他是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在开创地质事业期间，他还发挥了“学术界的政治家”作用。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地质学在1920年代就获得了世界声誉。
丁文江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他和胡适办过报刊，参与中美、中英“庚款”的管理事务；还主持过旧上海的政务工作。蔡元培赞誉他是“精于科学又长于办事”的人才。
中国地质学的“开山大师”
1913年2月，丁文江应工商部矿政司司长张轶欧聘请，任该司地质科科长。与丁文江同时代的章鸿钊，也是中国近代地质学奠基人之一。称丁文江“开山大师”，是说他先后在“地质研究所”、“地质调查所”工作中，使得中国地质学、地质事业成绩卓著。
“地质研究所”，其实是我国最早的地质专科学校。后来我国地质界的栋梁人才，多数由这里培育。“地质调查所”，是我国最早的地质科研机关。而丁文江力倡的“登山必到顶峰，移动必须步行”、“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等实地探勘原则，影响了一代代地质工作者。
到实践中去，从实践中来。1913年，丁文江通过“正太铁路”沿线地质矿产调查，认为从河南济源至河北阜平这段近乎南北向的山脉，才是真正的“太行山”。而从阜平至山海关这段近乎东西向的山脉，应叫“燕山”。他给“太行山”地理学的新定义，令人折服。
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曾经断言：“山西是世界煤铁最丰富的地方，照现在世界的销路来说，山西可以单独供给全世界几千年。”丁文江考察后发现，山西的煤的确多，铁却不然。他写了《有名无实的山西铁矿——新旧矿冶业的比较》的论文，纠正了“权威”的错误。
1914年初，丁文江在云南、四川、贵州长达一年的地质调查中，又纠正了法国地质学家戴普拉等人关于滇东地层、古生物、构造等方面的认识错误。1918年，丁文江在河南等地的地质调查研究中，根据三门峡附近的新生代沉积，命名“三门系”。从而他被地层学界公认为“三门系”的创立者。
蔡元培于1917年主政北京大学时，听从丁文江建议，聘请李四光和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去北大任教。他们和丁文江一道，使得北大地质学教育、中国的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研究，步入世界前沿。
在此期间，丁文江所作的《云南东部之构造地质》、《中国之二迭纪及其在二迭纪地层分类上之意义》等论文，享有世界声誉。他主持的《地质汇报》、《中国古生物杂志》等英文版刊物，也流行于国际学界。1932年，美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戴维·怀特称赞丁文江主持的中国地质调查所具有“一系列高水平的刊物”！
他被誉为“国器”
丁文江出生在江苏泰兴一乡绅人家。在母亲单氏的训诲下，他四岁入私塾接受传统教育，十岁读完四书五经，并能吟诗作对。有一天塾师出上联“愿闻子志”，丁文江对出“还读我书”。11岁，他就能写《汉高祖明太祖优劣论》数千言的长文。
丁文江15岁时，湖南攸县龙璋（字研仙）出任泰兴知县，这位维新人士听说治下有丁姓神童名文江，就以《汉武帝通西南夷论》为题面试。童子文江果然下笔千言，报国之志跃然纸上。龙璋叹他为“国器”，收为弟子。并劝说丁文江的父亲丁臻祺送儿子去日本留学，将来报效国家。
留学生涯
丁臻祺家道中落，如果不是龙璋的建议和精心安排，他不会举债让儿子留学。丁文江对龙知县终身不忘，成名后他去湖南，曾专门作诗祭奠，凭吊恩师：“十五初来拜我师，为文试论西南夷。半生走遍滇黔路，暗示当年不自知。”
少年丁文江在日本，过着“谈革命，写文章”的生活，一年半后，他和另两名同学转赴英国。途经马来西亚槟榔屿时，得到康有为的资助。到英国后，丁文江仍为留学费用所困，只得住到一个小镇苦学。丁文江一年跳三级，两年考进剑桥大学。然而又因交不起昂贵的学费，半年后辍学，改入葛拉斯哥大学，学习地质学及动物学。1911年4月，他获得双学位（文凭）回国。
丁文江海外归来，不久便参加清政府举行的第七次游学考试，获“格致科进士”，授“农商部主事”。他一边在上海南洋公学任教，一边应商务印书馆之约，编《动物学》教科书。直到1913年，才“专业对口”从事地质工作。
除了地质专长，丁文江在地理学、动物学、人类学等方面也作出了贡献。1933年，他和翁文灏等人一起编辑出版的《中华民国新地图》，成为中国现代地图的先驱。1950年代中国和印度边界谈判，其《中国分省新图》就是主要依据。
丁文江1929年前后在西南地区从事地质考察时，请教彝族“师傅”，搜集整理了“猓猓文”（“猓猓”是新中国成立前对彝族的蔑称）。1936年1月，丁文江的《爨文丛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国的彝文研究，就是从丁文江正式开始。
丁文江熟悉英、法、日、俄、德数国语言，并涉足政治，在思想史、文化史、经济史、政治史甚至军事史上，都有建树。其《民国军事近记》《徐霞客年谱》等著作，颇受好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素说：“丁文江是我所见中国人中，最有才最有能力的人。”
他相信“少数人”
“最有才最有能力”者，“精英”也。丁文江将“精英”称作“少数人”。他撰文道：“天下的事业，没有哪一件不是少数人做成功的。”还说：“中国的前途，全看我们少数人的志气！”
1921年，丁文江需要赚钱资助家中众多弟弟的读书和生活，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职务（仍兼名誉所长），到“北票煤矿”担任总经理。五年中，他把年产8000吨原煤的小公司发展成为日产1500吨直至2400吨的现代化煤矿——他这“少数人”，不仅能够“坐而论道”，更能“起而行之”。
丁文江信奉：“无论哪一个时代，哪一个社会，少数优秀的分子，握了政权，政治就会清明！”1922年5月和胡适等人创办《努力》周报后，丁文江发表更多文章，促“好人”（少数人）从政。《努力》周报第二期刊发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就是一份鼓吹“好人政治”，呼吁成立“好人政府”的宣言。此“宣言”还有蔡元培、李大钊等16位社会名流签名。9月，军阀吴佩孚从签名人中选了三人“入阁”。然而，三个“少数人”不过是军阀手中的装饰品；“好人政府”也只维持了73天！
政治”奇才“
这次失败，胡适作过反省，但丁文江不改观点。他在《少数人的责任》一文中阐述：“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他又把希望投向军阀。
丁文江认为，这些军阀天资颇佳，只可惜未受现代教育。他向军阀孙传芳建议：由自己替孙创办一所现代化军事学校。孙传芳却说：“丁先生，你是个大学问家，但是军事教育，我还懂得一点。现在还不敢请教你！”
丁文江并不气馁。他又写《假如我是蒋介石》《假如我是张学良》等文章，劝诫蒋介石“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与共产党休战”；为张学良设计作战方案，等等。然而他对“少数人”的期待，不过是一厢情愿。
1926年5月，孙传芳任命丁文江为“淞沪督办公署”总办（相当上海市长）。在职8个月，他就将上海的行政、财政、公共卫生等等，治理得有模有样。就在他一展抱负时，却遭到攻占上海的北伐军通缉。
动荡的社会一次次嘲弄他，他有时自嘲“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但还是相信“少数人”。1930年12月胡适虚岁40时，他的贺寿联写道：“凭咱这点切实功夫，不怕二三人是少数；看你一团孩子脾气，谁说四十岁为中年！”
他是“厌竹”怪人
丁文江极具个性，与众不同。他个子不高，身体敦实，双目敏锐，却蓄着德国威廉皇帝式的胡子；他不信中医，更怪的是居然恶“竹”：家中没有竹制品，不吃竹笋，甚至连家传墨竹古画也送给朋友！
这首诗是丁文江对“竹”的看法：“竹似伪君子，外坚中却空。成群能蔽日，独立不经风。根细成攒穴，腰柔惯鞠躬。文人多爱此，声气想相同。”
如果人们崇尚“未出土时先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的“竹”之风骨，附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风雅，也有可能赞同这首用语朴实、道理充分的“恶竹诗”，钦佩作者的独立人格。
1923年初，著名学者张君劢在清华学校讲演，提出“人生观不受科学支配”的观点。丁文江马上发表《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等文，批评好友张君劢提倡“玄学”，与“科学”为敌，贻误青年！“科玄论战”由此引发。论战一年多后，以“玄学鬼”被人唾骂，“科学派”获胜而结束，丁文江就是“科学派”的旗手！
丁文江不倚傍任何党派，独立处世，宁折不弯。父亲去世后，他挑起了养家重担。他爱家，也爱积弱积贫的祖国。他终身不拿政府干薪，不因私事旅行免票坐火车。他说：“我们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他的笔名“宗淹”，就是要效法先贤范仲淹。
1934年，丁文江应蔡元培之请，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中研院”关系复杂。丁文江上任后，整肃院风，裁减冗员，减少行政经费，理顺各种关系。既为学术独立开创了新路，又调动了全院人员的积极性。不愧为“学术界的政治家”！
1935年底，湖南等地调查粤汉铁路沿线的煤矿储量与开采现状时，丁文江觉得任务重大，亲自前往。到达衡山后，他即兴赋诗：“红黄树草留秋色，碧绿琉璃照晚晴。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
丁文江是个工作狂。为了工作，他与夫人史久元约定不要小孩。他将胡适给他的外国诗作为座右铭：“明天就死又何妨。只拼命做工，就像你永远不会死一样！”可惜从衡山回衡阳后，由于伤风，他生炉火抵寒时煤气中毒；更可叹由于救治中多次失误，1936年1月5日，丁文江在长沙湘雅医院病逝，年仅49岁！
挽联如海，悼文如云。十年前傅斯年听说丁文江出任“淞沪督办公署”总办，大呼“丁文江该杀”！丁文江逝世后，眼界极高的傅斯年追思说：“中国若有这样人二十个，又都在扼要适宜的地位，二十年后，我们庶几可以成为近代化国家了。为什么他先死呢？”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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