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不到就不学是失败的教育
用不到就可以不学数学了吗?答案当然应该是否定的。学生上大学最重要的,是成为一个合格而独立的人,而变为一颗只懂技术的螺丝钉。
1945年,哈佛大学发布著名的红皮书,确立了通识教育,提出教育目标是培养出完整的人
1943年,哈佛大学第23任校长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任命哈佛的教授以及校外学界知名人士组成了"自由社会中通识教育的目标"委员会,试图去回答战争后大学应扮演什么角色,在自由社会中大学教育的功能是什么。委员会经两年研究, 于 1945年战争正好结束时提出报告,名为《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该书用哈佛的传统深红校色为封面,因而人们习惯称之为红皮书(Redbook)。报告提出通识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完整的人,这种人需要具备四种能力:(1)有效思考的能力;(2)清晰沟通思想的能力;(3)做出适当明确判断的能力;(4)辨别一般性价值的能力。同时相应的设计了一套综合人文、社会、自然领域的通识课程。 这构成了战后通识教育的基础理念,现代意义上的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由此得以确立和发展。通识教育本身反对的就是过于专业的分科和知识的割裂,致力于培养独立思考和创造性的能力。相对来说,有用则不是教育考虑的最关切点。
大学生对数学的误读,认为文科与数学无关,是高中数学教育的失败
文科大学生说出,“人文社会科学专业注重的应该是学生抽象思维的培养,一味的强调全面发展有时反而会起到负面作用”这种话,说明其对于什么是数学,什么是大学教育根本没有一个最基本的概念。这与中国的高中教育往往偏重于对于知识的灌输,而非对于知识的掌握密切相关。基于应试的压力,数学教育尤其容易演变为固定类型题目的题目的海战术,甚至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死记硬背,而非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这在根本上就是与数学教育相背道而驰的。这样的学生,对数学产生畏惧、反弹心理,并且说出文科生学数学有什么用这种话,似乎也并不奇怪了。
没用就不学是读书无用论的变种,这种思想背后,是一种怀疑知识、智性的反智主义
文革时期,由于大学毕业后只能插队落乡,只需要干农活,读书带来的知识没有任何实用价值,于是读书无用论一度盛行。甚至造就了白卷英雄张铁生这样的时代印记。文革以后,读书无用论又分别在改革开放初期和教育产业化之后出现。贯穿其中是思想是一致的,即读书是为了获得直接的生存回报。但很多知识往往很难以有没有用来衡量是否值得学习,而不能立刻带来回报也并不意味着学习这种知识没有用。这种对知识的功利态度,背后是对知识、智性的怀疑,是一种反智主义。
作为基本通识教育的一种,数学锻炼的是最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文科生轻易说出学数学没有用并因此拒绝学习,充满了对教育的无知。这种无知的话语背后透出一种轻视知识、智识的反智主义,而这正是教育,以及数学教育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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