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粮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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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粮 之 变

□陆进富

    民以食为天，口粮问题自然是天大的问题。30年来，我们吃粮经历了由少到饱再到好的巨变。说起来挺有意思，它的每次变化，都与生产关系领域的改革密切相关。
    20世纪70年代，我的家乡和全国广大农村一样，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社员参加集体劳动，从集体获得工分和粮食。我家所在的何韩大队，紧邻黄桥肉联厂，是人们常说的 “三世修不到个城角落”的地方，社员生活水平在全公社最好。即使如此，粮食亩产也只有六七百斤。剔除两大耗粮因素——河工用粮和集体养猪用粮，每人每月配发毛粮就剩下25斤。这点粮，百分之八十的人家只够吃半个月，百分之二十的人家可以吃20天。社员天天干早工、干夜工，工时特长，效率却很低。劳动效率低，粮食产量少，社员口粮缺，形成连锁反应。社员们喝薄粥，吃菜汤，中午煮饭被迫用山芋干、萝卜屑掺和着糊口。比我们条件差的南边一些大队，不少社员一天只吃两顿，往往早上床，把晚饭省掉，美其名曰：“壮吃不如瘦睏”。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加县里征文大赛而被选进创作组。七十年代末，有两年时间，我随组采风、创作。其中有一年时间住在南京后宰门省出版局招待所。当时，父母干一天活，每人只有8分工，计6角钱，可是每月却要花9元钱买30斤粮票寄给我。我知道粮票贵重，在招待所就省着用。谁知，农村缺粮，波及城市。招待所食堂发饭打菜窗口那位留着 “二道毛”的大姐，每次给我盛四两饭，都要用饭勺在木桶里边的饭堆上刮四五次，一次刮一两，弄成薄卷一样，把饭打虚了。一次，我刚打完饭，向碗中倒了半杯开水，被膨虚的米饭就变成一碗粥。“二道毛”大姐堪称节粮冠军，她的这种膨虚术把我这个 “大肚子”害惨了，每顿中饭我都要花八两粮票，实际落肚的估计只有五两米饭。为了口粮，“二道毛”大姐顾不上 “博爱”。由于口粮，我对六朝古都多年来都没有好印象。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年把后，生产队搞双层经营，把土地分到各家各户，集体这一层只管统一灌溉等大事，农户这一层负责田间细活，粮食打多打少完全归己。生产关系一变，神奇效应来了。原来要照顾的干部家属腰也不疼了，被“逼”下了自家的田。原来成年累月干不完的活计，只要三分之一时间干干就行了，田里的杂草一冒头就被铲除，农民主动得很。加之国家向农户提供越来越好的种子、农药、化肥，粮食产量越来越高，亩产竟达到2000斤左右。家家户户粮食吃不完，多余的或卖给国家，或用于煮酒，农民再也不用向会计哀求借粮，也再不用减顿省粮了。农民齐声称赞： “担子搁到各人肩上，比大呼隆好。” “千好万好，比不上我们吃得饱啊。”
    近几年，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新型工业化及城市建设的召唤，大量农村劳动力离土离乡，打工经商，农户收入结构多元化，除粮食及其它经济作物收入外，打工收入、办企业经商的利润由少到多，有相当多农户非农收入已占家庭收入主体地位。人们根本不愁口粮，而是在盘算着如何吃好，有益健康。打工农民享受速食快餐，上麦当劳、去肯德基，开洋荤，习以为常。留家种田的劳动强度变低，餐桌上荤、蔬菜品种增多，吃饭越来越少。更可喜的是，人们纷纷追求精神食粮，文化消费比重逐年提高。我进城不必细说，仍在农村的三个兄弟，家家都有两台以上彩电，两部以上手机，都安装了有线电视。他们每年上网、买碟片、打手机、看电影的花费已经超过口粮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