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先贤李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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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兰坡曾说，在周口店的研究中，“公平地说，李捷先生是立了头功的”。
2002年早春，笔者着手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旧址——兵马司九号的保护工作，不意这竟成了一条长青藤，绾起与诸多学者方家、先贤后代书翰交往的机缘，也由此结识李捷的哲嗣李本明、李本京和俞芸芸，略知李捷家事。2006年6月10日，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掘80周年之际，周口店遗址博物馆举办《李捷生平事迹》展览和李捷铜像揭幕式，89岁的地学大家刘东生先生为展览作序并参加揭幕。次日，中国地质学会举办《纪念李捷先生学术讨论会》，学者云集。
　　1977年，李捷在西夏古城远归道山，世态倏忽，已30年矣，特写小文记述李捷的一生尘梦，几段辉煌。

　　
家世与问学
　　

李捷（1894－1977年），字月三，河北成安人。1913年考入工商部地质研究所学习地质，师承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中国学者培养的第一批地质专业人才仅22名，李捷是其中之一。
　　中国北方广植白杨。古诗说：“白杨多悲风，萧萧愁煞人。”李捷有地质界的老资格和优秀学术成果，令人感佩的憨厚与执著，有对朋友患难相助的一脉古风。他用功甚勤，终成大器，在中国百年地质学史上拥有一席之地。然而他自幼失怙，中年失子和爱妻凋丧，晚年有家不能归，可谓一生坎坷多劫；难得的是其性情与心怀坦荡，忠厚不改，对事业的追求矢志不移。他所负载的不仅是传统的禀赋和专业学识，还有中国学人坚忍、悲悯的心怀。

1916年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教员与毕业生合影。前排左起：翁文灏、章鸿钊、丁文江、后排右二为李捷。

　　李捷是遗腹子。上面一个哥哥长他9岁。乡间尚存古礼，家里虽是河北农村的小地主，母亲辛勤持家，十分简朴。及长，李捷越觉母亲的艰辛和自强的鞭策。家里没有劳力，比较起来，弟弟念书比哥哥更聪慧，母亲忍痛让长子辍学，供李捷一人读书。上小学时，一个冷馒头夹蒜泥就是一顿早饭。到县城上中学，李捷头一次见到炸油饼，馋得很，心里嘀咕：要是有零钱，就买一个尝尝。后来，李捷百吃不厌的就是炸油饼。
　　1913年初，丁文江在北京筹办“地质研究所，招中学毕业学生学业优异、体力强健者，期于三年内造就技士。”学生免收学费，毕业后即可到地质调查所，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正是李捷这种家境的青年的首选。19岁的李捷以“正选”资格考入。名曰地质研究所，其实是一个30名学生的地质学校。中国地质学由西方引进，当时地质人才奇缺，教师基本是聘请兼职，唯一的教授是刚从欧洲留学回国的地质学博士翁文灏。有人上门高薪聘请翁文灏，翁认为自己“学的是地质，去做总工程师，学非所用”，尽管“到地质研究所教书薪水是60元一月。因为这种工作很合我的素志，我就一口应承”。
　　地质研究所要求学生有扎实的基础知识，设置国文、解析几何、三角、物理、化学、图画等基础课程，有动物学、地理学、测量学、照相术等专业基础课，还有普通矿物学、岩石学等多门类的专业课。丁文江承担古生物教学，十分注重学生的野外地质调查。晚年的翁文灏回忆：“丁所长主张，调查地质者必须短装步行，亲身携带铁锥（敲石头）、指南针和倾斜仪（定方向，测倾斜）、放大镜（看微小矿石）和小刀（定硬度），一路用心观察，采取标本，并用走路速度或步数为距离标准，将一切考察所得，记在图上。”
　　三年下来，农商部官员和外国专家对地质研究所的教学评价颇高：“此次卒业生之成绩极佳，其程度甚高……实与欧美各大学三年毕业生无异。”“为中国科学上第一次光彩。”
　　李捷在学习期间成绩并不突出。1916年结业的22名学生，有18人进入北京兵马司胡同九号地质调查局（后称所），分三等：调查员、学习调查员和继续学习，李捷属“仍著留所学习”。两年之后，地质调查所将李捷等人“销去学习字样，改为调查员”。多少年后，胡适在台湾的萧瑟秋风里，回想挚友丁文江创办地质研究所的如烟往事，他说：“中国地质学界的许多领袖人才，如谢家荣，王竹泉，叶良辅，李捷，谭锡畴，朱庭祜，李学清诸先生，都是地质研究所出来的。”由此可见，大器晚成的李捷早已一改刚毕业时的晦暗境地，成为业界的一方翘楚。

　　
先行者的建树
　　

1920年，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灏和邢端募捐建造地质调查所图书馆，扩建陈列馆。1922年7月17日，地质调查所举办隆重的图书馆、陈列馆新馆开幕典礼，捐资千元的黎元洪大总统莅临典礼，合影留念。28岁的李捷坐在第一排台阶上，敦实的身材，平头，一脸忠厚。
　　问学时的老师翁文灏，在李捷到地质调查所以后，一直任代所长、所长。李春昱曾回忆说：“抗战前地质调查所的办公时间是上午9点到12点，下午2点到5点。但是翁先生经常中午不回家吃饭，让工友到兵马司街口小饭铺内买一碗汤面或烩饼，在办公室里吃，就算一顿午饭。晚上则往往在灯下工作到七八点钟才走。”

李捷先生与长女一家1975年春节摄于银川。前排从左至右：长女李本昭、李捷、长婿俞杰、后排从左至右；外孙子俞新宁、俞芸芸、外孙女婿朱学明、外孙俞明诚、俞年

　　师长干事业心无旁骛，不患个人得失；学生干工作也全身心投入，近于痴迷。这种影响之大已颇有些禅意，是不着痕迹，以心传心的浸染，如迦叶微笑，世尊拈花。
　　地质图对地质学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非常重要。它的应用领域十分广泛。早在1912年，章鸿钊就提出编制中国地质图的计划。丁文江、翁文灏任地质调查所所长之后，一直把编制中国地质图作为“地质调查机关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决定采用国际地图分幅法，将全国陆域以1∶100万比例尺分为60余幅，依次编绘。20世纪20年代，李捷和他的同学谭锡畴、王竹泉主编了中国最早的三幅1∶100万地质图。1921年，李捷到安徽淮泗等地，雇了牲口，驮着仪器、标本，深入荒村僻壤，将实地调查的地层、岩性、地质时代等内容填绘到地形图上；未测地形图的地区，还要先测绘地形图。1929年，地质调查所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李捷主编的1∶100万《中国地质图（南京开封幅）》。此后，编图举步维艰，其他60余幅地质图成了梦中残月。1∶100万中国地质图的三幅开山之作，李捷参与三幅的填图，并主编其一，这项功绩随着几十年来中国地质图多比例尺、多版次的面世，愈显卓著。
　　1926年，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与北京协和医学院步达生主任协商，开展周口店的发掘，并策划合作成立新生代研究室。这项工作得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1927年2月，地质调查所安排李捷和瑞典学者布林主持发掘。同年4月，周口店大规模的发掘开工了，每天投入60个民工，半年之后，清理出化石材料500箱。布林从中找到一颗保存完好的人牙化石。很快，李捷在《中国地质学会志》上发表《周口店化石层》一文，次年在《科学》上发表《周口店采集研究之经过》。步达生根据这颗下臼齿的性质和地理分布上的意义，建议建立一个新属新种，即俗名“北京人”，学名“北京直立人”。1929年12月，裴文中在周口店发现了震惊中外学术界的北京猿人头盖骨。科学需要积累和拓展，也不能不讲运气。李捷和布林已经叩响封闭着惊世财富的大门，而大门却于两年后在裴文中的面前隆隆打开。贾兰坡曾说，在周口店的研究中，“公平地说，李捷先生是立了头功的”。

1927年瑞典古生物学步达生（中）与李捷在周口店猿人遗址发掘现场

　　李捷在周口店期间，朱家骅已经把他聘为两广地质调查所技正，虚席以待。李捷于1928年离开地质调查所，没有去广州，而是应李四光之请参与组建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里有职员29人，其中有李四光、李捷等专任研究员8人。当时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大小机关纷至，房屋十分紧缺。地质研究所只得随院部暂设上海，租用民房，几经搬迁。1932年1月，淞沪之战爆发，地质研究所所在的曹家渡临近火线，李捷他们只得再度搬迁。李四光后来回忆说：“隔不了多久，几个人又要扛起‘地质研究所’这块招牌，在上海马路上跑来跑去。”直到1933年秋，南京鸡鸣寺路新址落成，所里迎来战前短暂的黄金时期，工作全面铺开，李捷与舒文博、俞建章、朱森、张文佑一道，足迹踏遍湘、鄂、桂、黔以及江苏地区。李捷和俞建章由同事结为儿女亲家，此为后话。
　　“七·七事变”以后，国民政府以湖北为后方和重要资源产地，急待开发湖北矿产，以利国防。湖北省政府建设厅商请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组织湖北矿产调查队。1937年12月，李捷接替李毓尧任队长。三年后，李捷向湖北建设厅提出四处可资开发的矿藏：郧阳砂金矿、巴东盐矿、兴山煤矿和恩施贡抚黄铁矿。当时主持省政的陈诚为李捷的《湖北矿产调查》一书作序：“披览之余，弥觉振兴矿业之不可缓，如鄂西之铁，鄂北之金，蕴藏均称丰富，资用可期无穷；若能尽量启发，岂惟本省建设之助，国防建设胥利赖之。”

忠厚善良的人
　　

早年李捷求学离开家乡，母亲后来瘫痪，全靠兄长照顾，送终。李捷感念兄长辍学供他读书、侍奉老母的恩德，许下不分家的诺言，奉养哥哥，供养子侄。李捷的元配刘氏，生二子后亡故。李捷续娶保定女子师范毕业生刘树仪，一位终生从事教育的贤淑女子。乡村早婚，李捷又逢变故，兄弟俩的子女差了整整一代人，李捷的大侄孙恰与其长女本昭同龄。抗战的烽火燃遍华北，李捷正在湖北调查地质，让夫人带着兄长、侄子夫妇和四个侄孙辈，加上自家人老少十余口，辗转向西南逃难。这在中央研究院西迁的队伍里，并不多见。人生遭际，人品性情，表述的是深深的传统印记。
　　李捷性节俭。他静坐沉思，有叼着烟斗的习惯。抽烟时断时续，火柴要节省，李捷教女儿搓纸捻子引火。久居京畿，李捷喜好京戏。家里有个大喇叭扬声的留声机，李捷随着梅兰芳、马连良的戏文唱片哼唱几句，略少板眼。
　　搞地质的与山水为伴，常离家。只要李捷在家儿女就高兴，是全家的节日。他常牵了小女本明的手去北平的街肆吃荷叶包肉。李捷打开行囊，儿女围在身旁，李捷手举各种石块，很耐心地讲石头的演变和种类，儿女们又佩服又头痛。儿女长大后个个成材，是内地、美国和台湾的知名教授，就是没有一个子承父业的。

1948年10月李捷先生与夫人刘树付女士（前排左一，怀抱长外孙女俞芸芸—）、长女本昭（后排左一）、幼子本京（后排中）及女婿俞杰（地质古生物学家俞建章长子）合影于北京

　　抗战后期，全家辗转安顿在四川合川。长子本中大学毕业，考上公费美国留学，全家兴奋不已。不料乘船出川时，遇上欺扰妇孺的兵痞。李本中仗义执言，说了几句公道话，兵痞一枪托打过来，本中一个趔趄掉入江中，转瞬没了踪影。同去的同学不敢将噩耗告诉李捷，辗转打电话告诉继母刘树仪。刘树仪瞒着家人，如负千斤。眼看到了本中离境的日子，李捷等着儿子的消息，十分焦急，刘树仪只得缓言相告。这一击让李捷断了生念，一头朝桌角撞去，头上撞出一个血洞。
　　1941年前后，教育部地理研究所的马廷英发生婚变，妻子舍下数月大的幼儿出走，后嫁与“七君子事件”的章乃器。马廷英的小儿国光无人照看，李捷秉燕赵遗风，尽管家累很重，仍慨然担起抚养小国光的重任。李捷让夫人乘船去重庆北碚马家，把小国光接回家，悉心照料，视如己出。这让五岁的本京十分失落和不平。小国光在李家过了五个春秋，也度过了一个快乐的童年。抗战胜利后，马廷英赴台接收台湾日本帝国大学，国光随父长在台湾，一段友情也湮入海天。回望世道人心，斟两盏清泉绿茶，品味的是感动和安宁。

老年的日子
　　

抗战胜利以后，李捷到北平任河北省建设厅厅长，为省内水利灌溉和凿井工程用力最多。1948年的离乱，李捷一家人被海峡分成两半。李捷和长女一家在大陆，夫人和其余三个儿女在台湾。不久刘树仪客死异乡，李捷再未婚娶。
　　建国以后，李捷任地质部地矿司工程管理处工程师，负责官厅水库模式口引水隧洞工程地质。1955年任水电部水电总局副总工程师，先后到河南陆浑水库，云南毛家村水库，福建东张水库，陕西宝鸡引渭工程以及西北、东北的水利枢纽做地质勘查。区域地质学家李捷晚年成为水文工程地质的业务领导，直至终老。
　　李家在北京东城住一个四合院，不远处是鼓楼古旧的檐阁。院子占地一亩，北房六间，东西厢房各两间。院子没有倒座房，空地大，遍植花木，树影轻摇。家中客厅一幅山水中堂，两旁是蔡元培的草书对联，首题是“月三先生正”，联曰：亦能画马穷殊相，欲谴吟人对好山。
　　“文革”浩劫一夜之间撕毁了家里的安详宁静，像撕毁悬挂多年的对联。1970年，76岁的李捷离开他眷恋的四合院，到水电部宁夏青铜峡“五七”干校劳动。不久，外孙女俞芸芸长途跋涉去探望。李捷穿一身破旧的黑棉袄，见到芸芸，高兴极了。令芸芸不解的是，老人没说几句话就牵着芸芸的手去看他的“工作”：李捷手拿一柄竹竿，坐在猪圈旁边，把大猪从食槽边驱赶开，让小猪先吃饱，再放大猪去狼吞虎咽。夜里睡觉李捷时常会突然大声惊叫。一代先驱，在蛮荒里开拓中国地质的道路，名载史册；垂暮之年，逢乱世浩劫，无辜受难，竟麻木度日在猪圈一侧。这岂止是个人之悲！
　　1974年秋，全国地质博物馆潘江差旅宁夏贺兰县，无意间听说李捷住在附近。李捷的同学谢家荣、李学清是潘江在南京地质探矿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深知这一代人的份量，赶紧前去探望。真是“莫道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老人身处异地，萧疏寂寞，北京的晚学来访，不禁大喜过望。他细细询问旧雨故交的近况，倾诉再做地质工作的渴望。李捷古风淳厚，次日坚持扶杖回访潘江，回家时跌倒，腿疾加重。这次探望，让老人感动许久，像难得的春雨，点染了荒漠中的一丛香草。
　　李捷与小女本明再相见时已到1975年。27年的隔绝和期盼聚在一瞬间：父亲已不是记忆中身强力壮、常常出去看矿的专家，而是步履蹒跚、身体虚弱的老人。李捷由“五七”干校退休到宁夏长女本昭家。“文革”的迫害，让老人心中非常委屈，能回到北京的老宅是老人的期盼。他问外孙女：“芸子，咱们什么时候回北京啊？”芸芸宽慰他，还有半年我就毕业了，就能陪您回北京了。老人大哭。未及半年，李捷于1977年在银川辞世，享年83岁。
　　在《李捷生平事迹》展览和学术讨论会上可以看到，人们对李捷的回忆与尊敬历久弥新。几十年世事变迁，斯人长已矣，但历史公平，不因其业绩久远而遗忘，不因其晚景黯淡而疏失。李捷让人民怀念，高风不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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