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为了履行“少数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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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

丁文江之墓

章鸿钊为丁文江所作的挽联

　　文/袁 贺
　　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知识阶层中流行三个词汇：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和穆姑娘(道德)。这几个词在当时知识界的争论中频繁出现。这种现象在近代中国意义非凡，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是关涉中国文化和社会命运前途的大问题。当时鼓吹这些代表先进理念的词汇的斗士如陈独秀、胡适等迄今仍赫赫有名，但其中的多数因为各种原因，今天已不为我们熟知，丁文江就是这样一个我们本不应遗忘的巨人。其实，丁文江是当时最有资格代表赛先生的人物，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自然科学家，是中国地质学、古生物学等多个自然科学领域的开拓者。然而，他不是一个书斋型学究，他以科学家的精神积极参与了当时知识界的政治和文化争论，还一度直接参与了当时的政治活动。也许，正因为这一原因，他的名字才让我们如此陌生。而实际上，丁文江一生抱持着履行“少数人的责任”之热情，为自己的祖国贡献了毕生的心血。
　　“欧化最深的中国人”
　　丁文江，字在君，1887年4月出生于江苏泰兴黄桥的一个士绅家庭。丁文江弟兄7人都在贤淑的母亲训诲下养成了好习惯、好品德。丁文江5岁时已识字很多，四五年内，他不但读完了“四书”、“五经”，还会吟诗作对，老师出上联“愿闻子志”，他即应声答“还读我书”，老师叹为神童。丁文江15岁时，发生了他人生中具有转折性意义的大事。当时，丁文江出就学院试，时任他家乡泰兴知县的龙璋(字研仙，湖南攸县名士，维新派政治家，辛亥革命后做过湖南省民政长)，听说本邑有一神童丁文江，就叫丁父带丁文江去县衙面试。龙出考题“汉武帝通西南夷论”，丁文江下笔千言，阐发分明，龙璋叹为“国器”，当即收他为弟子。对时事感受深切的龙先生意识到要成就这样一个出众的人才，必须让他开阔视野，于是力劝丁父送丁文江去日本留学。这一动议，改变了丁文江的一生。很久以后，丁文江动情地回忆说：“假若不是碰巧遇到龙研仙先生，我一生的历史或许完全不同。”
　　1902年秋，丁文江到日本后，住在东京神田区，与很多留日学生一起参加“写文章、谈革命”的活动。1904年初，日俄战起，我国东北惨遭蹂躏，中国留日学生愤怒抗议。愤怒的丁文江和几个同学离开日本，转赴英国留学。船经新加坡槟榔屿时，囊中羞涩的他们拜访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意外地得到他的资助。抵达英国后，丁文江起初在爱丁堡进修英文，后来转到斯帕尔丁镇念完中学。1906年，他先考入英国剑桥大学，因负担不起高昂学费而辍学，远游欧洲大陆，次年夏天，他回到英国，考进格拉斯哥工业学院预科。1908年他转入格拉斯哥大学，专修动物学，以地质学为副科。两年后他又把地质学升为主科，而以地理学为副科。1911年，丁文江在格拉斯哥大学毕业，获得地质学与动物学双学士文凭。
　　这段完整的西方学习经历，使丁文江的思想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导致这一转变的原因可以从他的两个学位略窥端倪。他皈依地质学，是因为他要转变中国资源控制的现状。在20世纪初，中国富饶的矿产资源不是被忽视，就是处于外国的控制之下。怀抱实业救国情怀的那一代中国知识人对这种状况无不痛心疾首，丁文江更不例外。那个时代的中国先进学人基本上接受这样的看法：外国人之所以能胜于中国，就是因为他们有科学优势，如果中国能在科学上赶上西方，那么中国的颓局将彻底改变。为此，丁文江立志要成为中国这个方面的技术专家，成为改变现状的先行者。而在生物学方面，丁文江接受了赫胥黎传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奠定了他的世界观：科学推理能对人类肯定可知的一切事物提供唯一的向导作用。把这种思想应用于社会类比，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各种形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背后，都存在着把受到称赞的人类行为任意描绘为自然事实，无论是激烈斗争中的英雄行为，还是社会协作中的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行为。这深深影响了丁文江，在那时，他就意识到要改变自己祖国的贫弱面貌，必须要适应这种“弱肉强食”的竞争环境，而这首先需要精英人物做出自我牺牲，以发端于西方的科学精神引导祖国的人民一起为国家强盛而奋斗。
　　就这样，丁文江由一个满怀“读书救国”理想的少年成长为一个富有献身精神的科学家，他立志要实现他的祖国科学现代化，包括技术和知识的现代化。因为这一信念和为这一信念支配的生活和工作习惯，后来胡适称他为“欧化最深的中国人”，连西方人也觉得他是可亲的，著名哲学家罗素也由衷的称赞他是“我所见中国人中最有才华、最有能力的人”。
　　现代中国的徐霞客
　　才华横溢的丁文江学成之后立即启程回国。他离开家乡整整9年，回国时，首先想到的不是高堂双亲，而是灾难深重的祖国。他乘轮船归国不是在终点上海下船回家，而是在越南海防登岸，乘滇越铁路火车入云南，开始了在祖国大西南的徒步旅行。这次旅行历时两月多，行程约万里，他饱览了祖国壮丽河山，熟悉了各地风土人情，为他以后几次西南地质考察打下了基础。这次旅行最直接成果是使丁文江认识到当时既有的中国地图亟待更新，1934年，他参考这一次国内旅行途中积累的制图测量方面的资料，和翁文灏、曾世英一起编辑出版了《中国分省新图》，就是这部地图，1950年代，在中国和印度进行边界谈判时，成为中国方面谈判的主要依据。
　　丁文江回国不久，进京参加了“游学毕业考试”，获“格致科进士”。辛亥革命爆发，他在家乡领导编练民团，保境卫民。1912年，他应上海南洋中学校长王培荪聘请，担任化学、地质、动物、英文、西洋史等课教员，他以生物进化论观点编了《动物学教科书》，深受学生敬爱。次年，丁文江应工商部矿政司司长张轶欧聘请，任该司地质科科长，从此开始了为中国地质事业奋斗的生涯。
　　刚成立的地质科，人才和物质方面都很缺乏。丁文江首先集合起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他聘请了毕业于东京大学专攻地质学的章鸿钊，又说服了北京大学的学术权威们，同意把少量仪器设备借给他，为学生们提供食宿场所，并允许聘请赫尔·梭尔格为新学科执教。随后，他又争取到了一笔经费。聘请到梭尔格这位德国地质学名家并合作良好，改变了西方人认为中国学者不能吃苦耐劳的旧印象。1914年，瑞典学者安特生也被吸引到了丁文江的团队里，不久，比利时鲁汶大学地质系毕业的翁文灏顶替梭尔格成为这个团队的新鲜血液。丁文江以他谦逊的姿态和严谨的科学工作态度开创了中西学者良好合作的先河，从此，中国的地质学后备力量的培养走上了正轨。1916年，中国地质学的首届毕业生中，有18人立即被聘用从事地质学的初级研究工作，而一些最出色的学生则被派往国外进一步深造，20年后，这些人均成为中国地质事业的中坚力量。
　　除了开创中国的地质学教育工作，丁文江还展开了大量的实地科考工作。1913年，丁文江与梭尔格、王锡宾一同调查正太铁路沿线地质矿产，很有收获。首先，他给“太行山”下了个新的地理学上的定义，认为从河南济源至河北阜平这段近乎南北向的山脉才是真正的太行山，而从阜平至山海关这段近乎东西向的山脉则应叫“燕山”。其次，他指出，传统地理学往往把山脉当做大河之分水岭，而山西若干大河，如唐河、滹沱河、漳河等都穿太行山而流到河北，这就打破了“两山之间必有水，两水之间必有山”的习惯观念。再次，他对洋人调查中国地质之结论绝不轻信盲从，而是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如德国人李希霍芬上世纪曾盲目乐观地妄言：“山西真是世界煤铁最丰富的地方，照现在世界的销路来说，山西可以单独供给全世界几千年。”丁文江实地工作后发现，山西的煤的确很多，而铁却不然，正太路附近铁矿最厚的矿层不超过0.6米，且厚度不稳定，不规则，经济价值不大。这实际就是今天所谓的“古风化壳型”的“山西式铁矿”。他根据事实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有名无实的山西铁矿——新旧矿冶业的比较》，纠正了洋人的错误。
　　1914年初，丁文江又奉命单独去云南、四川、贵州做为期长达一年时间的地质调查。他调查了云南个旧的锡矿、东川的铜矿、宣威的煤矿，又对滇东地层、古生物、构造、矿床都作了详细研究，特别纠正了法国地质学家戴普拉等人的错误。他最早命名了下寒武统沧浪铺组、中志留统面店组、上志留统关底组、妙高组、玉龙寺组等地层单位。在他逝世后，王曰伦系统整理了他的研究成果，写成《云南东部寒武纪及志留纪地层》一文发表。此后的1916年、1918年、1928年，丁文江又多次参与实地考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是我国地层学界公认的“三门系”的创立者；1931年他发表了《丰宁系地层学》一文，指出丰宁纪(早石炭世)地层在广西、贵州分布最普遍，而黔南独山一带层序最清楚，化石最丰富。他将它自上而下分为：上丰宁纪——上司统(石灰岩)；中丰宁纪——旧司统(石灰岩)；下丰宁纪——汤耙沟统(砂岩)及革老河统(石灰岩)。有地质界的学者认为，丁文江创立的这个层序至今仍为广大地质工作者所沿用，只不过随着研究的发展，有所归纳而已。
　　丁文江是一位卓越的探险家，他随身带着《徐霞客游记》，处处以徐霞客为榜样。他常追踪徐霞客的旅行考察路线，既肯定徐霞客的功绩又指出其不足和错误。这为丁文江后来潜心研究、整理《徐霞客游记》打下了基础。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切当地说：“他(丁文江)平生最佩服徐霞客，而他自己就是20世纪的徐霞客，……他的成就远远超过徐霞客。”
　　1917年，蔡元培出掌北京大学，决定恢复地质系，他和丁文江一起决定了两项重要的人事任命：聘请李四光和葛利普去北大任教。前者是著名的岩石学家，而后者是享誉世界的古生物学家。他们和丁文江一起，使中国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研究一起步入世界前沿。1924年，丁文江在一次演讲中宣布：他相信北京大学的地质学教育在许多方面与西方大学和矿业学校相比，水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实地考察方面，甚至超过了除美国以外的绝大多数西方研究机构。到了1930年代，丁文江在和他朋友陶孟和的私下谈话中甚至表示：中国地质学已经发展到再无须偏爱外国毕业的地质学毕业生，中国地质学毕业生的专业水准已经可以和在西方高校的毕业生并驾齐驱了。可以证实这一点的补充证据是丁文江长期主持的《地质汇报》、《中国古生物杂志》和《中国地质学会会志》的英文版很快流行于国际学界。1932年，美国地质调查所重要的地质学家戴维·怀特致信丁文江，称赞他主持的中国地质调查所的“一系列高水平的刊物”，并说：“我们对您在那种即使不令人大失所望，至少也使人沮丧的条件下所进行的工作表示惊奇。”当他在1936年逝世时，他或许已经是中国在西方最有名的科学家了，世界顶级的自然科学杂志《自然》在给他志哀时称他为“一位有远见卓知的开拓者，他对促进科学和科学应用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自然》，1936年1月18日，《丁文江先生讣告》)正是出于对其“在二十年间，在恶劣的军阀时代，在腐败的衙门空气之中，不特维持而且发展了一个服务而兼研究的科学组织”的充分肯定，陶孟和盖棺论定道：“就对于地质学的发展一端来说，在君足可以称为学术界的政治家。”
　　丁文江以他为中国科学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出色地阐释了他为自己的祖国履行作为科学精英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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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人的责任”
　　诚如戴维·怀特对中国科研环境的描述，丁文江根本无法清净地从事他的科学工作。对家国的忧虑，迫使他几度中断教学和研究工作，这位卓越的科学家选择了议政，试图以科学家的理性实践把纷乱的中国社会改造“清明”。
　　在丁文江就职地质调查所期间，北京已经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心脏，而北京大学和与她有关的高级知识分子则成为中国知识界的当然领路人，丁文江就厕身于这个行列。1919年5月4日，法国巴黎传来让中国人震惊的消息，日本人接替德国享有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作为对德战胜国，中国居然只能得到如此屈辱的待遇，中国人民的愤怒情绪可想而知。五四运动爆发了。丁文江渐渐地但也是不可避免地放下研究工作，被吸引到这一如火如荼的革新文化和政治的运动中去。而在此前，梁启超率领一个非官方的中国考察团抵达巴黎和会，目的是为了同不平等条约进行斗争并考察欧洲战后状况。丁文江是该团唯一的一个自然科学家。
　　五四运动的爆发，成为中国现代政治史的一个拐点，它第一次使中国人觉醒，认识到了普通国民在政治上的巨大力量；同时，它也是丁文江人生经历和思想历程的一个分水岭。他结识了一批政界的朋友，亲身经历了一系列与国家生死攸关的事件。从这以后，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时常写一些通俗的政论文章，参与有关中国发展前途的文化和政治争论。其中的第一篇文章是《哲嗣学与谱牒》，他并不盲从当时民主与科学的争论，而是着重探讨中国知识界作为自觉的理性主义者的新生问题。他以优生学为理论基础，认为中国在考虑接受何种新的社会模式之时，必须证明它符合生物进化的科学论据。丁文江认为中国传统的家庭制度和科举制度这种体现士大夫领导核心的政治和家庭模式是符合这一“科学规律”的，因此他的结论是中国的社会进步必须取决于少数十分正直、强健和聪颖的人。依笔者看来，这实际是丁文江一生的科学世界观和士大夫精英观念整合的明确表达，虽然这一哲学理论的逻辑极致将会导致悖论，虽然也确如费侠莉指出的，“从严格的科学角度看，丁文江的优生学主张是要把社会问题束之高阁，等待科学进步的到来，从而为人们提供一个合适的社会秩序的基础。”但丁文江确实坚守了他的信念，他确信社会的生存与繁荣是一种生物学上的目标，在取得成功的社会里实现这个目标是以牺牲个人私欲为条件的。他坚持，既然受过教育的人在经济上和知识上占了优势，就应该为公共福利事业尽心尽力。“明天死又何妨，只拼命做工，就像你永远不会死一样”。这是丁文江的座右铭，就挂在他桌前的墙上。他的信仰如此，实践中他也一直是这样做的，而且他将把这一观点带到他日后参与的文化争论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列强对中国的凌辱和对欧战的反思，使一代中国知识人清醒起来：很多西方的组织机构及其制度，原来应成为他们激烈争议的焦点，他们当初认为这些西方力量基础的思想，常常是互相冲突的。民族主义似乎刺激了战争和殖民主义；民主则引向了阶级冲突；自由也不过是这样一种价值观念，即只是在趋向贸易中的保护主义、政治中的独裁主义和人类福利方面的社会主义时，才值得为其存在而斗争。1923年，中国知识界终于爆发了中国知识界对于中国文化和政治前途的大讨论，它表现为“科学和人生观”的大讨论，俗称“科玄论战”。由于玄学派的观点极可能威胁到对科学的信赖，丁文江成为科学派当之无愧的旗手。这一争论所涉及的观点和内容相当复杂，如果笔者的理解不是过于偏离本相的话，那可能是一场驴唇不对马嘴的“价值观”(玄学派)对“认识论”(科学派)的各说各的热闹。但丁文江坚持了他“赛先生”(科学)的一贯立场，他和他的阵营坚持了只有受过科学训练的知识分子——而且他们认为只有科学才能孕育这种知识分子——才能设计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来。
　　正是这样一种使命感，促使丁文江开始从事社会实践和政治设计工作。实际上，在参与“科玄论战”之前的1921年，丁文江就辞去了地质调查所的所长职务，到北票煤矿担任总经理直到1925年。除了家庭经济困境之外，更大的原因是丁文江认为中国的政府使经济事物日益卷入政治的情况，对于经济的发展只能起到阻碍作用。他最大的愿望是能有一个秩序稳定、忠于职守的政府，“若是财政有了办法，财产有了保障，交通去了阻碍，国民经济是没有问题。”在他任职的5年中，他把北票煤矿由年产8000吨原煤的小公司发展成为日产原煤1500-2400吨的现代化煤矿，工人的福利待遇也得到大幅提升。这一成功的经历由于军阀混战的恶劣环境被中断，但这显然更加刺激了丁文江改造中国政治的热望。李济在一次与丁文江的谈话中就被明确告知：“你们老问我为什么恋着政治问题不舍，不集中全力做科学的工作。你看，政治不澄清，科学工作是没法推进的，我们必须先造出一种环境来，然后科学工作才能在中国生根。”科学的发展既然与政治密不可分，而且是在1920年代，中国的教育几乎已经被直、奉两系军阀的战争扼杀了，教授和学生的生计也受到空前的威胁，于是丁文江这样的行动主义者自然就有了努力问政的理由。
　　1922年7月，在丁文江的倡导下，创办了一个政治评论的刊物《努力》，该刊第二期刊发了著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包括蔡元培、王宠惠、胡适、丁文江等16名在政治和学术上影响深远的北大教授和7位北京的大学校长在其上签名，这些社会名流鼓吹“好人政治”，呼吁成立“好人政府”。丁文江他们的呼吁产生了低微的影响，他们被抱有政治野心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所利用，终于诞生了由王宠惠组阁的短命的“好人政府”。亲自参政的这些高级知识分子领略了现实政治的严酷性，下场之后的汤尔和懊丧地抱怨“场外指导”胡适、丁文江们：“我劝你们不要谈政治了罢。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时评，也未尝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的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另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谈政治了罢。”
　　但对于这场失败，丁文江与胡适的反应很不一样。一年以后，《努力》宣告停刊，胡适写了《一年半的回顾》，对“好人政治”做了全面检讨，承认“我们谈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以止了壁了”。他调转路向，重新操起“思想革新”的旧业。而丁文江还是一如既往地相信“少数人的责任”，在《努力》停刊之前，他发表了集他社会改造思想之大成的作品《少数人的责任》。丁文江在这次面向燕京大学青年学生的讲演中直接将国内政治的“不上轨道”归诸于“少数人”(“好人”)的袖手旁观，他认为遗传及境遇都有“相当遭际”的人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的天然领袖”、“国家的中流砥柱”，自然应负起相应的责任；他相信只要这些“少数人”能够空其所傍、咬定牙关，不再把政治视做军阀官僚的私物而能戮力合心积极问政，政局必将为之一变。“好人内阁”的失败，仅仅使他对北京政府失望而已。他转而将希望投向地方军阀，盼望有“好”军阀出现。他相信，只要在“好”军阀身边安排几个学者精英，就能使一介武夫的智力得以“开化”，“好政府”便梦想成真了。
　　“出山要比在山清”
　　1935年，丁文江写了一首《麻姑桥晚眺》的近体诗：“红黄树草争秋色，碧绿琉璃照晚晴。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这首诗反映了丁文江直到临去世前夕，仍对他一生的坚持和作为无怨无悔。“好人政府”下台以后，不甘“好人政治”失败的丁文江决定亲自“出山”，他以执著的科学家的实验精神打算从头再来，他要以“百折不回的决心”和“拔山蹈海的勇气”亲自“干”政治。机会很快到来。1926年，丁文江觅得了“出山”的良机，他辞去了北票公司总经理的职位，上岸从政，在军阀孙传芳的手下，就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的总办。丁文江就任后，首先要办的就是收回会审公廨的交涉。在他任“总办”的短短几个月里，前期，主要忙这事；后期则集中办理上海的新市政。
　　1926年5月21日下午，丁文江、许沅与各国驻沪总领举行秘密会议。到8月6日止，双方共举行了八次谈判。双方争论的焦点，有刑事问题、外员陪审问题。谈判桌上的丁文江，在原则问题上是寸步不让，在细节问题上却能灵活变通。他在欧洲留学多年，深知西方人的心理和游戏规则，且以名学者受西方人的尊敬，因此交涉起来颇能得事半功倍的效果。8月23—31日，丁文江、许沅与16国驻沪领事先后签订《收回会审公廨暂行章程》。章程规定：在原会审公廨改设临时法院，临时法院适用中国法律。临时法院的院长、推事由江苏省政府任命。这样，旷日持久的收回会审公廨交涉案终于告一段落了。1927年年初，临时法院成立。再过3年，南京政府与各国签订《关于上海公共租界内中国法院之协定》，至此，迁延近20年的收回会审公廨之交涉终告完满结束。在所有涉外的谈判过程中，丁文江始终通过对现有条约进行严格而不是宽大的解释，为恢复中国人的权威而斗争。
　　为“大上海”奠基，是丁文江任总办时最重要的另一项政绩。1926年5月11日，丁文江对记者发表谈话，颇为全面地道出了自己的计划：第一步是接收闸北工巡捐局。第二步是进行全部计划，因淞沪东西南北四区尚无详细、准确之全图，故需先将四区地域重加测量，绘成一完全地图；然后按图规划，拟一计划书，邀请市政专家，详加研究，该计划书经过研究后，即行公布，请各界批评。丁文江把绘制商埠全图的任务，交给工程处长程文勋办理，并责令尽快绘成。这位程处长也确系能吏，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淞沪商埠全图》便出版了。
　　丁文江在上海短短的几个月里，除了好些积弊。包括：整理币制，厉行文官考试，解决关税厘金，承认工会，改革教育，整顿苏州河，改良水电，整顿捐务，与各方会商解决工潮办法，解决军警与教会冲突事件，调查外人越界筑路问题等等。
　　丁文江在兴利方面成效最显著，也最为人乐道的是他对公用卫生事业的改良。1926年夏天，上海霍乱流行。6月下旬，丁文江偕同协和医学校的兰特生博士先后视察了公立上海医院、南市自来水厂、中华路上海市卫生实验所。7月，又派人查看闸北水电公司自来水池。据报，水池不但发黑，且有臭。丁文江当即责令该水电公司在两星期内设法改良，以重卫生，否则予以取缔。他又采纳专家的建议，对饮用水采用氯气消毒法，购置消毒机器，对自来水施行消毒。为统一上海的卫生行政，他于7月初便与警察厅长严春阳等讨论并初步拟定《淞沪卫生局组织大纲》，8月3日，丁文江委任严春阳为卫生局局长。在一系列得力措施下，上海的霍乱基本得到遏制。
　　正当丁文江要雄心勃勃地大干一场的时候，日益激烈的北伐战事以及孙传芳的转变却让他干不下去了。丁文江并不迷信“反赤”，更不认同、不佩服国民党的急进政策，他对国民党在上海的“造谣式的宣传，无意识的暴动”，很是反感。丁文江最担心的是奉系军阀能再次得逞。尽管北伐军节节胜利，但丁文江对其政治前途并不看好。基于此，他起初对孙传芳很是同情，愿意继续合作。在当时各派军阀中，丁文江最痛恨的就是奉系，因为他对奉系了解最多。因此，当他得知孙传芳要与奉系联手时，就意味着他与孙传芳的合作也到头了。
　　丁文江自己在总结这次不成功的“出山”经历时说：“当革命的时代，如我这种人实在不适用。我不大很会说谎话，而且疾恶过严，又好管闲事。行政方面我自信颇有能力，在上海的实验，尤足以坚我自信，但是目前不是建设的时代，不妨留以有待。”再后来，丁文江又曾自嘲地说自己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这表明丁文江还是没有放弃“少数人的责任”的书生之见。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丁文江一直没有分清政治与行政的重大区别，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平心而论，丁文江不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政客，他只是一个颇为能干的官僚。对于这一点，傅斯年曾有很精到的判断。他说丁文江是一个“顶好的”Bureaucrat(官僚)，而绝不是一个Politician(政客)。的确，在他那一群知识分子之中，丁文江的行政才能是出类拔萃的，然而，这个英国归来的工科留学生，却不具备一个政治家最起码的政治识见。还是如傅斯年所犀利指出的那样，政治对于丁文江，大体与行政无异。丁文江聪明一世，却始终无法区分政治与行政的不同，他总将政治的问题看做是一个行政的问题。丁文江关心的只是操作，是如何在既定的目标下实现最高的效率，至于政治目标的价值合理与否，并不在他的思考范围内。
　　“埋骨何须桑梓地”
　　丁文江政治试水失败之后经历了他人生中两年低谷期，得势的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几乎将他流放到了大连，国民党对他也不感冒。丁文江在政治上失意，经济上也陷入困境，但他还是回到了研究工作上来，他完成了对《徐霞客游记》的注释，并于1928年出版；又在1928年受聘于广西当局，在1928年做了10个月的野外调查，考察当地的矿产资源，完成了他一生中最有实质内容的研究论文的资料搜集工作。所幸的是，1928年6月，国民党军队终于驱走北洋残余势力，国民党也不那么敌视他了，丁文江终于可以自由地搬回北京，而且立刻恢复了他的激情。
　　1931年，丁文江成为北京大学地质学研究教授。在1929到1934年间，他发表了5篇有分量的地质论文，并出版了《申报地图集》(即《中国分省新图》)。但他不可能无限期地放弃他对国家政治、经济现代化的使命感。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残暴侵略，迫使他和朋友们组织了一个时事刊物《独立评论》。丁文江要求独立的知识分子“有了坚决的信仰，得了青年的同情，造成具体的方案，然后联系各种信仰相同的小团体，来成功政治上的大组织。”在丁文江所谈的全部内容中，他关注的是两个关联的问题：日本的侵略和中国的工业化。他认为：只要敌人主动入侵，就要他们尽可能地付出高昂的代价。为此，他相当早地提出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抗日思路。在这一时期，丁文江访问了苏联，他称赞苏联共产党人的表现，他认为他们是掌权的政治领袖，正在处理一个贫弱的不发达国家的困难问题。由此，他联想到了中国，他认为苏联的实验满足了当时中国的两大需要：建立了与国民愿望一致的中央政府，并且提供了一种技术进步的方法。虽然对国民党的许多政策不满，但他由于相信“少数人的责任”，出于抗日的需要，认为中国仍要这样的政治体制：统治者和受过教育的官僚。因为这样的体制有助于把纯科学研究和实用的技术转化结合在一起。
　　1933年11月间，丁文江结束了两个月的苏俄旅行，回到了北平。一回国，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就马上与他接洽：恳切希望他能出任该院总干事。实际上，这一机构最有利于丁文江实现他的强国抱负。在蔡元培的坚邀和院内诸好友(如傅斯年等)的轮番劝说下，丁文江答应到中研院任职。在担任总干事期间，丁文江有三项重要举措，在中央研究院的发展历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这三项举措是：创立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设立基金保管委员会和编制预算制度。以上三项重要的制度建设，都是丁文江在上任后不到1年的时间里完成的。因为有了这些重要的制度，才把这个全国最大的科学研究机构，重新建立在了一个合理而持久的基础之上。
　　1935年年末，粤汉路株韶段即将全线贯通，铁道部特商请丁文江派地质专家到湖南探测沿线煤矿，丁文江决定亲自出马。他于12月2日抵达长沙后，非常紧张地忙碌了6天。8日，丁文江抵衡阳，与凌鸿勋详谈了次日的行程及考察的观感。睡前，他发了一份给朱经农的电报：定十日返长沙，即日转车回京。因都中另有要事，促其速归，故变更原定行程。所谓“要事”，是蒋介石欲任命丁文江为铁道部长。但丁文江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次来湖南，再也回不去了。9日晨，丁文江被凌鸿勋发现煤气中毒，凌鸿勋立即组织路局医生抢救，先后历5小时。不过，衡阳医生施行人工呼吸时，曾将肋骨折断，但迄28日前，一直未发现，埋下大祸根。1936年1月5日下午5时40分，丁文江心脏停止跳动，一代科学巨星骤然陨落。
　　根据丁文江的遗嘱，他要求把他葬在他去世的地方，这也符合他早年写的一首诗歌所表达的志向：男儿壮志出乡关，学业不成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这位执著的、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科学家最终安歇于长沙岳麓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