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学的启蒙人──丁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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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敢闯荡的少年
      这里要谈的是一位「能办事，能领导人，能训练人才，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丁文江先生。
      丁文江字在君（以下行文皆称在君），江苏泰兴人，光绪十三年（1887）生。
      在君的父亲是泰兴县的一个绅士，他生了七个儿子，在君是老二。在君五岁上学，过目成诵，九岁的时候，就唸完了四书五经。师傅出了一个「愿闻子志」让他对，九岁的在君应声对道：「还读我书」。因此，在君很小的时候，就贏得了神童的称號。
      光绪廿八年，在君十五岁，受泰兴知县龙研仙的鼓励，前往日本留学。在日一年半，从友人处看到了吴稚暉从英国寄来的信：「日本留学生终日开会，吃中国饭，谈政治，而不读书。」信中又说，英国生活便宜，「中国留学生在那里，一年只要五、六百元就够了」。
      在君受了诱惑，於光绪三十年与两位友人离日赴英。他们带的钱很少，英文也不通，完全是凭著一股勇气成行的。在君以后追忆说：「我们上船赴英国的时候，三人手中只剩下十多金镑了。」
      到了英国，才知道生活並不那么便宜。在君日后追忆说：「到了苏格兰方知道六百元一年仅仅够住房子吃饭，衣服都没有著落，不用说唸书了。」原来吴稚暉所说的「一年只要五、六百元就够了」是根据自己所能忍受的刻苦生活做標准说的。但是「那种生活不宜读书」。三个人商量了一下，一个家境不好的同学决定到利物浦去跟吴稚暉先生「勤工俭学」，在君和另一位同学家境较好，他们决定写信回家多要点钱，在较適宜的生活状態下，求点新学问。
      为了省钱，在君到一个偏远的小镇上去读中学。在君日后追忆说：「我一个星期的膳宿费不过十五个先令，房东还给我补袜子。中学的学费一年不过一百余元，还连书籍在內。我在那里整整过了两年；书从第一年读起，一年跳三级，两年就考进了剑桥大学。」
      因为经济的关係，在剑桥只读了半年。由於英国学制学年间不能转学，在君就到欧洲大陆去游歷了半年，藉以增广见闻。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君投考伦敦大学医科，未录取。改入哥拉斯哥大学，专修动物学，以地质学为副科。到了第三年（宣统二年，1910），他又选了地质学为主科，地理学为副科。宣统三年（1911），得了动物学和地质学的双料学位。

步行回家

      是年四月，在君离英。五月初，经海防搭刚通车不久的滇越铁路到了云南的劳开。在君日后回忆说：「我在一九一一年五月十日到了劳开，距我出国留学的时候，差不多整整的七年。」
      五月十二日，他到了昆明。在昆明住了两个多星期后，决定徒步往贵州镇远，再搭民船至湖南常德，经汉口顺江东下，经上海回家。他不走最容易走的海道，偏走最难走的云贵长途，这种勇气与毅力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
      他装了个假辫子，穿上袍子马掛，带著九个伕子及云南提学使派的两名护勇，踏上征途。从昆明到镇远，陆路走了一个多月。沿途他写下了详尽的记录。他自己用指南针步测草图，用气压表测量温度。一条贯通云贵两省的驛道，在地图上错了两百多年，被他指正出来。经过贵州黄果树的时候，正逢「赶场子」（市集），看到许多奇装异服的女人，引起他对土著的兴趣，日后他做过很多人类学方面的调查，就是这次旅行引起动机的。

「一点时间也不白费」

      民国元年（1912），在君在上海南洋中学教了一年书，写了一本很好的「动物学教科书」。这一年，他又做了「杨子江芜湖以下地质调查」。
      民国二年，在君到北京做工商部矿政司的地质科科长。那时张軼欧先生做矿政司司长，这位司长很认识地质学的重要。在君和另两位地质学家章鸿釗和翁文灝都是他邀到工商部去的。那时我国缺乏地质学人才，对地质学的重要性毫无认识，所以在君日后回忆道：「我这一科里有一个僉事，两个科员，都不是学地质的，科是一个办公文的机关，我这一科根本没有公文可办。」
      当时北京大学设有地质门，因为招不到学生，就停办了。在君决定利用地质门停办的机会，为我国地质学界训练些人才。他把北大地质门的图书、標本借来，开办了一个地质研究班（后来改称地质研究所）。他自己担任古生物学课程，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教古生物学。地质研究所民国三年开办，民国五年毕业，毕业生在以后成立的地质调查所工作。我国地质界的许多领袖人才，都是地质研究所培养出来的。
      在这段时间，在君又以「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的精神，做了多项调查。民国二年十一月，有太行山之旅，调查山西的矿產，纠正了许多地理学及地质学上的错误。民国三年二月，前往云南调查矿產，並附带做了许多人类学的研究，这是国人以计量方法研究科学的先导。五月，转入四川，沿徐霞客（明朝时的地理学家）旧路，深入千山万壑。
      在君的习惯是：「一天亮起来就吃饭，吃完了就先带著一个嚮导，一个揹夫，独自一个上路。舖盖、帐蓬、书籍、標本，用八个牲口驮著，慢慢在后面走来，到中午的时候赶上了我，我决定晚间住宿的地方，赶上前去，预备一切。等到天將晚了，我才走到，屋子或是帐篷己经收拾好了，箱子打开了，床舖舖好了，饭也烧熟了。我一到就吃晚饭，一点时间都不白费。」
      在君的任务是调查矿產，但他的兴趣是测量地形与地质，所以旅行时一定要「一点时间都不白费」。

几年之间就创下了奇蹟

      民国五年，农商部下成立了一个「地质调查所」，负责筹划、催生的在君，顺理成章的被任为第一任所长。
      在君对地质学有通盘的认识，所以新成立的地质调查所能在很短时间內，树立下恢宏的规模。在君眼光远大，思考縝密，学识渊博，治事勤干，待人精诚，辞锋雄健，地质调查所在他的主持下，不久就脱离了草创阶段，成为我国科学界的重镇。
      民国五年，地质研究所由北大收回，成立了地质学系。在君知道，北大地质学系是地质调查所人才的来源，所以对这个系特別关心。民国九年，地质系的第一届毕业生到地质调查所找工作，在君亲自考他们，结果没有一个及格的，在君急了，就拿著考卷去见蔡元培校长，蔡校长请在君告诉他，要怎么整顿才能把地质系办好，在君指出，为政在人，一定要从健全教授阵容做起。他替地质系请了李四光先生，又以北大和地质调查所的名义合聘美国古生物学大师葛利普先生来华工作。李四光后来成为我国最著名的地质学家，对我国的经济地质贡献极大。葛利普在中国住了二十六年，死在中国，他的坟就在北大地质馆的门前。葛利普为我国训练出一大批杰出的古生物学家，使我国的古生物学得以挤身先进之林。在君死后，葛利普撰文道：「今日中国之古生物学家，如……等，直接为余之高足，而间接为丁先生所培植。……」说得对极。
      在君最善於培植人才，爱护人才。和他一同工作的，中、外、老、少都有。国际知名的学者如德国的梭尔格、魏登瑞，瑞典的安特生、步林，加拿大的步达生，法国的德日进，都参与过地质调查所的工作。对於同辈的地质学家，如翁文灝先生、章鸿釗先生、葛利普先生，真可以说爱护备至。他的朋友傅斯年记载道：「凡朋友的事，他都操心著，並且操心到极紧张、极细微的地方，有时比他那位朋友自己操心还要多。」对於青年后辈，他的热诚，他的爱护，他的鼓励，在在使人觉得遇到了识货的，大家都愿意尽最大的努力工作。而在君也能从他们的工作中，认出每个人的能力。
      地质调查所请的外国人虽多，但绝对没请过一个「饭桶」。在君曾说：「中国政府花了很多的钱，聘了许多外国顾问，各部都有高薪的外国顾问，但因为各部的首长都没有专门知识，所以从不知道那些外国人是饭桶，那些人真是专家学者。」在君因为分得出谁是饭桶，谁是专家学者，所以地质调查所在各国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在很短的时间內就成为一个国际知名的科学中心。
地质调查所不但树立了我国地质学与古生物学的基础，也领导了考古学的研究。仰韶文化与北京人的发掘，就是地质调查所的工作。
      在君做地质调查所所长，前后不过六年，民国十年去职，由翁文灝继任。翁氏萧规曹隨，建树亦多。但在君实际上从没和地质调查所脱离过关係，他继续担任「中国古生物誌」的主编；该誌是个国际知名的学术刊物，在君等短期內即有此成就，不能不说是奇蹟！

弃学从商

      在君离开地质调查所的时候，家累很重，除了负担四个弟弟和一个姪子的教育费外，又需帮助无力的老亲戚，一年要开支三千多元，而在君的收入一年还不到一千五百元。地质调查所待遇微薄，又常因政局不稳发不出薪水来，在君拖了几年，再也拖不下去了，只得忍痛离开了他最热爱的学术工作，去当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
      这时在君的四弟在德国学医，在君的一位同学对在君的四弟说：「你令兄不是有钱的人，你不应当让他独立担任你的学费。照你的学歷，你可以请补官费。现在教育部和江苏省官费都有空额，你不妨写信给在君，请他为你设法申请官费。他和留学生监督、教育部次长、高等教育司司长都是老朋友，你又合资格，我想你申请一定可以核准的。」
      在君的四弟就写信给在君，请他代为申请官费，在君回信说：「照你的学歷及我们家中的经济状况，你当然有资格去申请。……不过你应当晓得，国中比你更聪明、更用功、更贫寒的子弟实在不少。他们就是没有像你这样一个哥哥能替他们担任学费。他们要想留学深造，唯一的一条路就是爭取官费。多一个官费空额，就可以多造就一个有为青年。他们有请求官费的需要，和你不同。……我既然答应担负你的学费，如何节省筹款，都是我的事，你只安心用功读书就行。」这是何等胸襟！
      就这样，在君弃学从商，做了北票煤矿公司的总经理，前后差不多做了五年（民国十年至十四年）。这段时间，在君和胡適等创办了一个批评政治的刊物──「努力週报」，经常用宗淹的笔名写批评性的文章。宗淹当然是效法「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的意思。这时军阀混战，民生困苦，在君经过一番深思后，觉得政治才是一切的根本，他说：「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在君很相信曾国藩「原才」上的话：「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所嚮往而已。」他说：「我们中国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府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所以「只要少数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最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在君决定要到政界上去施展施展了。
      这段时间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和张君勱作的「科玄论战」，在君拥护科学，力闢玄学害人、误人。现在来看，这种论战实在无聊，但这代表了在君爱真理不爱模稜的处事態度。在君死后，君勱送的輓联是：「科玄爭，是非虽各执，义利辨，朱陆本同源」。

「向政治上去努力！」

      民国十五年，在君应孙传芳之邀，担任淞沪商埠总办。五月就职，十二月辞职，八个月內做了不少事，立下了「大上海」（在君將上海市的面积扩大，故称为大上海）的规模，並从外人手中爭回了不少权益。在君与军阀相过从的这段歷史常为人所詬病，但孙传芳本来並不认识在君，竟然能完全信任他，给他全权，从不干预他的行政，一心想「向政治上去努力」的在君，岂能放弃这个机会。
      革命军打到上海以前，在君离开上海到了大连。息影的一段时间，在君整理了「徐霞客游记」，完成了徐霞客年谱。这一年（民国十六年），在君又为地质调查所筹设了「新生代古生物研究室」，在君任名誉主任，步达生为主任，杨钟健为副主任，德日进为专门顾问，展开周口店的挖掘工作。北京人发掘工作在君虽未直接参与，但在君的推动与策划，却是成功的关键。
      民国十七年，不甘寂寞的在君又应广西政要之邀到了广西，做了广泛的地质调查研究。「除查考南丹河池锡矿及迁江一带煤田外，特注重地层系统及地质构造。而於马平石灰岩研究尤详。」

调查大西南

      民国十七年十一月，在君离桂赴沪，不久又到了北平。民国十八年地质调查所擬就一个调查西南地质的大计画，分几段进行，由在君做总指挥。这么大的行动，也只有在君能够胜任。翁文灝曾敘此行的大略如下：

「起身最早的是赵亚曾、黄汲清二君，越秦岭，经四川西部，又分为二组：赵君由敘州南行入滇，行至云南昭通县，被土匪打死了。黄君由敘永入黔，担任贵州中部及西部工作。
「在君先生偕同曾世英、王日伦二君由重庆入黔，所经之地北起桐梓，西抵毕节，东包都匀，南尽桂边。虽有许多牲口驼运行李，但调查人员长途步行，看石绘图，手足並用，一路都用极严格的科学方法，努力工作。
「差不多同时起程的，又有谭锡畴、李春昱二君，特別注重川边及西康区域，西抵甘孜、巴安。
「在这样大规模工作之中，虽然赵亚曾先生之死使在君先生在途中非常伤心，但他还是竭尽心力，勇猛前进，做出很好的成绩，也给几位后学的人一种最可效法的模范……。」

      这次调查，对八年后的抗战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写到这里，我们不能不佩服在君等的眼光。他们像是预知以后要以西南做为大后方似的。在君十五岁的时候，泰兴知县龙研仙听说在君不凡，就面试他，所出的题目是「汉武帝通西南夷论」，在君下笔成文，多所阐发，龙知县许为国器，即日纳为弟子，並劝在君的父母，让在君赴日留学。民国二十四年，在君游南岳，遏龙知县墓时曾写了一首诗：

十五初来拜我师，为文试论西南夷；
半生走遍滇黔路，暗示当年不自知。

      在君曾四次调查西南，为抗战打下基础，在君的贡献又岂是汉武帝通西南夷所能比擬的！

「用尽了所有的力量去教书」

      回到北平，已经是十九年十一月底了。第二年，在君进入北大地质系，做了整整三年的地质学教授（民国二十年至民国二十三年）。在君干什么都是全力而为，教书当然也不例外。他的助教高振西先生说：「他是用尽了他所有的力量去教的。…他尝说：『不常教书的人，教起来真苦，讲一点钟预备三点钟，有时还不够！』他对於標本掛图等类，都全力罗致，除自己採集绘製之外，还要请托中外朋友帮忙，务求美备。当时地质调查所的同事们曾有这样的笑话：『丁先生到北大教书，我们许多人连礼拜天都不得休息了。我们的標本也给丁先生弄破了。』……

「丁先生最主张实地练习，常常带领学生出去。实习的地点同时间，都要经过详细的考虑同周密的计画才决定。出去的时候都要利用假期，决不轻易耽误应讲授的功课。假期……他不但不休息，还带领学生作那比平常更辛苦的旅行工作。
「凡预定实习的地方，他一定预先自己十分明白，才肯带学生去。如果预定的地方他不熟悉，他要事先去一趟。
「旅行的时候，吃饭、住宿、登山、休息，他一概与学生完全一致。
「丁先生给予学生们的好处不只是学问知识同治学训练。他那活泼的精神，任事的英勇，训练的澈底，待人的诚恳，……无形中感化到学生身上，实在更为重要。……」

      高先生跟了在君三年，这些行谊由他说出，更觉真切。

「……单凭学术不能救国」

      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日帝夺去了我们的东北。我们的科学家──在君，又觉得「单凭学术不能救国」了。民国二十一年五月，在君和他的一些朋友创了一个刊物──「独立评论」，希望能对救亡图存尽点言责。在君是「独立评论」「最出力的投稿人」，到他病倒，三年七个月之內写了六十四篇文章。
      民国二十二年六月，在君赴美出席「国际地质学会十六次大会」。会毕，由欧洲转赴苏俄，做了四十天的地质考察。他看出来，「苏俄的共產党是一个空前的大实验，如果失败，则十五年来被枪毙的，饿死的，放逐的人都是冤枉死了，岂不是悲剧中的悲剧？」他又看出来，「打倒神秘最努力的是苏俄，但是最富於宗教性的莫过於共產党。……」
      民国二十三年六月，在君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请出任总干事，任內他组织了评议会与基金保管会，规定各所预算，扩充学术合作，为这个全国最大的科学研究机构，建立了规模。

他是为了抗战大业死的

      民国二十四年七月，他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最后一篇政论──「苏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页及其教训」，他大声疾呼：「华北是我们的乌克兰，湖南、江西、四川是我们的乌拉尔，云贵是我们的堪察加。……」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的「乌克兰」已经十分危机了，日本人已佔领了热河，正预备再吞下华北。华北佔有全国百分之五十六的煤矿储量，是世界上煤矿最富的一个区域，一旦华北沦亡，长江下流以及东南沿海一带的工厂，都將没有煤烧了。
      在君急得不得了，决定亲自出马，前往湖南调查一下粤汉铁路沿线煤的储量及开採状况。以备平汉、津浦等线不通后，华中与华南还可以维持。有人劝在君不必自己去，在君说：「我觉得此种任务关係重大，所以要亲自去看看。……」
      民国二十四年二月二日到了长沙，七日赴潭家山勘矿。陪他去的一位王先生说：

「七日晨九点钟，在君先生由南岳乘铁路局汽车到茶园舖。此地距矿山约十五里，有人主张僱轿去，但在君先生坚不肯从，决定步行。未及休息，即向潭家山进行。……
「午餐后，下洞考察。矿洞倾角四十五度，斜深一百七十公尺。洞內温度甚高，著衣而入，亦汗流浹背。然年事已高的在君竟不畏艰苦，直到洞底，亲测煤系倾角及厚度，始行出洞。
「在君先生出洞时，衣服已尽湿。由洞口到公事房，约百余公尺，洞外空

      气是极冷的。在君先生经过这百余公尺的旷野，到公事房，坚不肯入浴，因为已是下午五时，他还要赶回南岳歇宿。他將汗湿的衣服烘乾，加上外衣，逕回茶园舖车站。……」
      结果在君患了感冒。第二天，回到衡阳，住进粤汉路株韶段路局宾馆。因为感冒的关係，他当晚关上窗户睡觉，结果不幸煤气中毒。折腾了快一个月，到翌年元月五日，一代完人，就此与世长辞！
在君是为了祖国的抗战大业死的。

他给我们的启示

      在君学成回国那年二十五岁，去世那年四十九岁，用世的二十三年，「只拚命工作」。他做的事很多，都很有成绩，但其中最有成绩的一项，恐怕就是为我国的地质学打好基础，使我国的地质学、古生物学、考古学可以挤身先进之林。
      在君已死了四十一年，但是我们的科学仍然发展不起来。就拿在君所致力的地质学来说，此地的地质工作者也无能克绍箕裘。在君主持地质调查所的时候，因为政局不安定，所以常常领不到薪水，实地调查的经费全靠私人或基金捐助。在这种艰困的环境下，竟然能够有所大成，在君的办事能力实在令人佩服！
      现在我们有国科会策划、推动全国科学事业，有相当的经费支持各个研究机构，但谈起成果来，仍然令人脸红。说到这里，我们不免想到，我们当前所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科学人才了；我们所亟需的不是杨振寧，不是李政道，而是在君这种「学术界中的政治家」。
（本文主要取材自胡適著「丁文江的传记」一书。）

悼丁文江先生

      丁先生交游至广，蜚声国际，领袖群伦，时誉至隆，对於社会上之一般学术文化事业，尽力至多，如歷任本社理事与社长，多所规划，中美、中英基金团，或为董事，或为顾问，於政策之定夺，基金之运用，更多藎筹，其他学术团体，得丁先生之赞助者，不胜枚举，即外人在吾国办理科学文化事业者，亦每以得丁先生之顾问以为是，其繫中外之信望。有足多者
      復次，丁先生博闻强识，辩才无碍，於专治所学之外，兼擅政论，外观大势，內审国情，以为非厉行独裁政治，不足以救国家危亡（论著多见於独立评论及大公报），腾诵一时，盖丁先生不仅为一学擅专门，著作宏富之学者，同时亦为富有办事才能，洞明治理之政治人才，年及知非，宜可服政，天假之年，正可运用於绵密思想，丰富常识，专门学术，领袖才干，担当国事，其当有造於国家前途，盖可预卜，在缺乏人才之中国，尤其缺乏科学人才之中国，於丁先生之丧，尤可惋惜。语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其是之谓歟！闻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均將为丁先生设立奖学金，以纪念之，国府並將明令优恤，以彰其功，亦崇德报功之美意也。 （摘自民国25年2月號科学之社论）

本文来源：http://203.68.20.65/science/content/1977/00050089/001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