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

hqxs

首页
  

• 首页
• 浏览发现
  

丁文江：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
2010-05-17 16:44:22 来自: 马达+丝+狐猴(昇竜纪元1001年) 丁文江—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
—— 纪念二伯父逝世七十周年
丁子霖 蒋培坤

二伯父和我父亲丁文澜是同父异母兄弟，我父亲排行五。

从现存的丁氏家谱（见《丁廷楣先生访问纪录》第17—19页，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以下凡引自此书者只注书名）来看，我们的祖先是在明代从浙江（？）迁居江苏省泰兴县黄桥镇的。从始祖敬怀公算起，到我的父辈，应该是第十二代，而到我这一辈则已经是第十三代了。

我的祖父丁祯祺，字吉庵，是泰兴县黄桥镇的一个士绅。原配王氏，生长女；王夫人病故后，娶单氏，生四子，长子文涛、次子文江、三子文潮、四子文渊。单夫人又病故，续娶谭氏，也就是我的祖母，她生有三子，行五文澜、行六文浩、行七文治。丁家在当地也算得上是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

丁文江生于1887年4月13日（光绪十三年丁亥三月二十日），死于1936年1月5日。我是在二伯父去世那年的12月20日出生的；可以说，我在丁氏家族的历史长河中，恰巧与这位伯父擦肩而过。

然而，在我们家族中，我幼时印象最深的，除了自己的父母以外，又恰恰是这位二伯父。我出生在上海，记得幼时家中客厅中央壁炉架上方，悬挂着一幅二伯父的半身大照片，我每天放学回家总要面对着这幅照片伏在桌子上做功课。二伯父那严肃的神态，尤其那唇边虬起的两撇胡子，初起真有点令我心生畏惧。上世纪80年代我从胡适先生的一篇纪念文章里见到他对我二伯父的这样一段描写："他的奇怪的眼光，他的虬起的德国威廉皇帝式的胡子，都使小孩子和女人见了害怕。"（《丁文江这个人》）对我来说，这是有真切体验的。

我奶奶谭夫人，不认字，一口苏北话。听家人说，她没有娘家，只是泰州城里一个大户人家的丫鬟。单夫人（二伯父的生母）过世后，是我爷爷用一顶青布轿子把她抬进黄桥丁家花园的。她又给我爷爷生了三个儿子。爷爷不到五十岁就去世了，去世时我父亲才十一岁。自此，我二伯父承担起了大家庭的大部分责任。我六婶丁张紫珊曾有如下回忆："我们老太爷作古时，四五六七几位兄弟全在稚年，那时二哥也才出来做事。但他毫不迟疑地负起责任，一个个带在身边教养，他的护持是为父兼母的。兄弟们都怕他，但都爱他，从心底里敬仰他，因为他再严厉的时候，仍不免流露他那感人甚深的慈爱的天性。他可以因为你多花了钱而责备你，可是立刻回过来问还有什么用钱的地方没有？他希望个个学好，个个上进，个个有光明的前途。"（丁张紫珊：《悼在君二哥》，见《丁文江这个人》第213—214页）他把几个兄弟从黄桥接到北平上了中学和大学，而且用他自己的薪金把我的四伯父和七叔送到德国去留学。我奶奶常对我说：多亏了你二伯父，没有他，就没有你父亲、你四伯父和六叔、七叔的今天。奶奶说我父亲的脾气很坏，家里没有人管得住他，他只听二哥的。后来我父亲考上了清华大学预科（清华留美预备班），但因一度沉湎于听京戏，触犯了校规。我二伯父很生气，决绝地把他送到河南六河沟煤矿和热河北票煤矿去做练习生，在矿井下一干就是十年，直到九一八事变后才由二伯父介绍，进入设在上海的中兴煤矿公司（德国）和开滦煤矿总管理处（英国）的高级管理层。这期间，我父亲在二伯父督促下完成了美国一所著名函授大学采矿专业的学业，并从练习生升迁为助理工程师、采矿工程师。我阅读有关丁文江的传记材料，他当年的一个学生曾这样评论他："要是有学生有意无意的发生规外行动……他是要毫不客气的予以纠正或责备的。……他对待它的助教同他的学生都是一样的功赏过罚，宽严相济的。"（高振西：《做教师的丁文江先生》，见《订文江这个人》第89页）二伯父这种对青年人既倍加爱护又严格要求的作风，在自己的大家庭里也毫无例外，而且是从自己家里做起。

尽管二伯父对我父亲的管教如此严厉，父亲却从无怨言。相反，他感念他的二哥，常常以这位二哥作为榜样来教育自己的子女。他总是对我们说，二伯父如何意志坚定，如何忍劳耐苦，如何讲究科学、讲究效率，无论工作还是生活，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从不浪费时间和金钱。榜样的力量是潜移默化的。我虽无缘亲聆伯父的教诲，但我有生以来的许多习惯，可以说就是在这种榜样的间接熏陶下渐渐培育起来的。

我二伯母史久元女士在伯父去世后家居苏州，但常来上海，一年中差不多有小一半时间住在我上海的家里。闲来，常以二伯父作为话题，给我们讲述许多故事。说二伯父生活节俭，有时衣服破了，要补着再穿，不怕人家笑话；可是他也有一些怪毛病，他吃肉只吃红烧肉，认为大块肉才算荤菜，要是切成肉丝掺杂别的东西一起炒了，回家吃饭就要说今天吃素了。他特别讲卫生，吃东西都讲究要消毒，这都是他在国外养成的习惯。二伯母还对我们说过，二伯父朋友多，他对朋友好，朋友也对他好。她常常提到胡适之、傅斯年、翁文灏等先生，说这都是二伯父的好朋友，常常去他们的住所。她说她身体不好，常常生病，这些老朋友总是问寒问暖，给予帮助。我当时年纪小，完全不知道胡、傅、翁等为何许人，我只在自己家里见过一次翁文灏先生，那已经是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了，当时翁正担任中央政府行政院长，他是专程来上海我家里看望我二伯母的，那时我二伯父逝世已快十年了。

长辈们的这类"故事"，当时我可谓耳熟能详，也就渐渐拉近了与这位曾令我心生畏惧的二伯父的距离。记得1944年，我刚转学到上海中西女中二附小不久，语文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我最敬仰的一个人"。我毫不迟疑地选定了我的二伯父丁文江。当时我才8岁，居住在沦陷区的上海，生活圈子极小，除了家庭就是学校，在家里父母虽是最亲近的人，但都没有像二伯父那样能引起我的好奇心和敬仰之情。我于是把奶奶、二伯母及父母平时讲述的丁文江故事写进了作文。这在我，不过是完成了老师布置的一份作业，交了一份差使。不意，我这篇作文居然得到了语文老师的赞赏，在课后她特意把我找去，对我说："你的作文写得很不错，我们都知道你伯父的，都佩服他。丁文江可是个了不起的人啊！可惜去世太早了，太可惜了！"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二伯父在自己家族以外还有那么大的名气，在这之前，我只知道他是我们家族里的一个偶像。

风云突变

我对二伯父的那份敬仰一直持续到了1955年；此后，丁文江这个名字渐渐在我的心目中黯淡下来，后来竟变成了压在我身上的一块沉重的石头。

1949年大陆政权更迭，我正在苏州上中学。"解放军"进城的那些天，人们通宵达旦地涌上街头，打腰鼓、扭秧歌，欢庆那个历史性时刻。我就读的景海女师附中也几乎全校出动，加入了环城大游行。在那样的时刻，我根本不可能想到自己的家族，以及像二伯父那样的历史人物会在"新中国"遭遇到怎样的命运。当一时的狂热消退之后，我发现父亲整天忧心忡忡，寡言少语。一问，才知道他当时最忧心的是怎样才能尽快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来度过整个家庭突然陷入的困境。于是，在开转年来的4月，我辍学随父亲及全家去了东北热河北票煤矿。这个煤矿是我二伯父在上世纪20年代初任该矿总经理期间奠定基础并形成规模的，后来我父亲也由二伯父安排去了这个煤矿。想不到二十年后我父亲又重返故地。我们在这个煤矿耽了一年时间，之后父亲又得到二伯父生前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时任沈阳煤管局总工程师）的资助，辗转到了北京，在当时的燃料部谋得一个职位，而我也因家里无力供我上学，于1952年在该部下属的煤矿总局销售处当了一名小职员。那年我还不满十六岁。

从1952年到1954年这两年多时间里，我渐渐适应了新的环境，而且因为"要求进步"而被吸收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产主义青年团前身）。但是，到了1954年的下半年，大陆文化界突然发生了一个大事件，那就是毛泽东支持"两位小人物"在全国发起了一场针对胡适、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大批判运动，这场运动很快演变为旨在消除胡适影响的所谓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按理说，这个运动是与我的家庭尤其是我这个小职员绝对无关的，可没有想到偏偏扯上了关系。

第二年（1955年）夏日的一天，我的顶头上司（煤炭部销售总局副局长，一位农民出身、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中共老干部）拿着一本供内部"学习"的小册子来找我谈话。书名我没有记住，大概就是批判胡适、俞平伯他们的。他指着其中一页的几行文字给我看，意思大致是胡适、丁文江之流充当帝国主义的文化买办，贩卖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唯心论……。据局长说，这些话还是毛主席说的。接着他询问我："这个丁文江是你什么人？你和他是什么关系？"我赶快回答："他是我二伯父，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回答完我又作了一个多余的补充："他是很好的人，对我父亲有养育之恩。"我虽然心里紧张，但还是觉得应该实话实说，不能因为二伯父现在成了批判对象就说他的坏话。结果，我遭到了一顿严厉的训斥。这位局长批评我政治觉悟太低，分不清敌我。他还告诫我：丁文江是毛主席点名的反动派，你要加强学习，站稳立场，与出身的反动阶级彻底划清界限，在感情上也要割断联系。

那时我虽然已有了三年工龄，但政治上仍处于极其幼稚的状态，胆子也小，受到这样的批评还是第一次，真有点像五雷轰顶似的。现在想来，其实这位局长在找我谈话之前，已经看过了我的档案，否则他不可能来找我。我与父亲同在煤炭系统工作，他们也不难从他的档案中查到丁文江与我们一家的关系。

从此以后，在我那越积越厚的个人档案（那时凡国家机关职员，都要建立个人档案）中，由我亲笔所写上交给组织的对"反动家庭"的交代、批判材料，除了我自己的父亲（49年前他曾是两家在华的外国煤矿公司的高级职员），又加上了我的二伯父及四伯父。我的四伯父丁文渊，如果按当时的敌我标准来划分，更应该属于"反动派"。他在国民政府期间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国大代表，且多年担任上海同济大学校长，据说还镇压过学生运动。在1949年政权更迭的时候，四伯父听从当时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劝说，随同胡适、傅斯年（四伯父与胡、傅等人也是好朋友）等一批文化界名人去了台湾，他在离大陆时还带走了丁氏家族的一多半成员。对于这样一个人，我当然不敢隐瞒。需要我交代的还有我的六叔丁文浩和大哥丁明达（长房堂兄）。我六叔是一位在香港从事国际贸易和国际运输的大商人，当然少不了与国民政府的党政要员及外国人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明达大哥在国民政府的资源委员会工作，这个委员会的前身就是抗战时期由蒋介石自任委员长的"国防设计委员会"，那自然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动机构；而且，他一家也随四伯父去了台湾。

在我的家族中，有那么多"反动分子"，加在我身上的政治压力是不言而喻的。我意识到除了"听党的话，跟党走"，没有别的路可走。我不等领导找上门，自己主动地向组织交待了上述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和侥幸：我要是不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那么自己的一生也许就此毁了；而如果我划清了界限，或许还能得到组织的信任。这是一个痛苦的选择，一个几乎是出于本能的选择。

我平安地度过了1955年那一场批判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的政治运动，而且在第二年考上了大学。在大学期间，我依然是"听党的话，跟着党走"，终于在大学毕业的前夕加入了党。我是作为青年学生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但能自觉与反动家庭划清界线、政治表现好的典型被吸收入党的。我在大学里经历过"反右"斗争，毕业留校任教后又参加过所谓的"四清"工作队，而且一路得到了领导的信任和重用。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个充满着谎言和血污的年代，一个人性被扭曲和异化的年代。几年前，我曾经在一篇纪念顾圣婴、林昭和亡儿的文章里沉痛地写过这样一段话：

"我不想用幼稚、单纯这类词语来为自己辩护。作为一个青年学生，会有所追求，想有所获得。在那个年头，书念得不多，运动却不少，如果能被领导封上一个"积极分子"的头衔，那就是一种梦寐以求的荣耀。为此，他（她）会心甘情愿地"听党的话，跟着党走"，做"党的驯服工具"。他（她）会以一种愚蠢的高傲和可怕的冷漠去对待那些朝夕相处却有着另一种追求的同伴，会在这些同伴受到伤害的时候心安理得地从他们身旁走开，甚至会投之以一种轻蔑与嫌弃。而当他（她）这样做的时候，他（她）也许会觉得自己是在实现某种"崇高"的理想，却不会想到这是在制造一种罪恶，在毁坏一种文明，在戮杀自己的人性和良知。"（见《我深深怀念的三个人》，此文收集于2000年纽约中国人权组织出版的《生者与死者》一书）这段文字里的他或她，自然包括我自己在内。当然，我写下这段话，也怀有一种对我父辈们的深深的歉疚。

随之而来的是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万万没有想到，这场革命也会革到我自己的头上。起初，我是以"革命群众"的身份投入那场运动的。但是，在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我的档案袋竟被人抖落了出来。于是，"革命群众"一下子变成了"阶级异己分子"，在满墙攻击我的大字报上，斗大的字竟写着"反动大军阀丁文江侄女丁子霖"如何如何。这里所说的"大军阀"，所指就是我的二伯父丁文江。他们给我二伯父加上这样的"头衔"，是指我二伯父曾经在军阀割据的20年代受孙传芳之邀当过八个月的淞沪督办公署的总办（关于这桩公案，这里先放下，我将在适当的地方按真实的历史作出说明）。于是，我一下子成了立案审查的对象，没完没了地被责令在班排（当时所有人都按军队编制）交待问题，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

在那场浩劫中，留在大陆的丁氏家族中不少人受到冲击。我的七叔丁文治（武汉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一向谨小慎微，却也未能逃过那场劫难，最后被迫害致死；我父亲在"肃反"运动中受审查，终于1958年被强制性提前退休（也许这是历史的宿命，我于1995年居然也遭到与我父亲同样的处置），拿着合工资40%的所谓"退休金"被打发回原住地苏州"赋闲"了，他也已在"文革"中病故。这场"文.化.大.革.命"对于丁氏家族来说可谓一次大扫荡，原来各家都保存有相当数量的关于丁文江及丁氏家族的照片、遗物及珍贵的文字资料，但在那场劫难中几乎散失殆尽，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因惧怕抄家和被罗织罪名而自行销毁的。在此后的岁月里，有关二伯父丁文江及丁氏家族的事情，即使在家族成员之间也很少有人提及了。

2006-01-12










该贴已经同步到 hqxs的微博

黄桥的蜘蛛

hqxs

黄桥的蜘蛛 发表于 2011-4-26 23:11

{:soso_e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