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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2-28 09:45:35
来自: 中国江苏泰州
吕隽,曾用名仁佩,1928年7月6日出生于本镇三里村的三里庄,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医疗保健专家,内科主任医师,曾任上海华东医院党委书记(副厅级)、第一副院长,上海宏恩实业总公司总经理、常务副董事长,上海市康复医学会副理事长、顾问等职,1990年被评为上海市卫生系统优秀党务工作者,1992年荣获国务院颁发的“对医疗卫生事业有特殊贡献的专家证书”并享受特殊津贴,1999年离休,曾在有关权威刊物上发表《围绕医院改革抓党风》、《试论新时期干部医疗保健工作》、《三百七十例男性老年住院主要疾病与死因分析》等多篇重要论文。
一
吕隽出生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全家以种五亩租田维持生计,终年吃不饱穿不暖。吕隽1937年至1943年先后读私塾和高小,1943年至1944年读初中补习班,1944年至1948年如皋文新印刷厂徒工,习排字、刻字和印刷,1945年至1946年参加该县丰乐镇除奸斗争活动,1948年底至1951年3月先后任如皋县印刷工会主任、县总工会干事、共青团如城工委组织干事、中共如城工委宣传干事,1951年5月至1954年9月选调至苏北工农速成中学学习,1954年9月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原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医学院)医疗系学习,1959年本科毕业,在校期间担任班长和学生党支部书记,享受调干待遇。
吕隽从1959年10月至1970年10月先后任上海华东医院内科医师,高干保健医师,医务科副科长、科长,院党委委员。1970年10月至1978年10月先后任上海华山医院内科医师、内科主治医师,院党委办公室主任、党委委员并分管部分院行政领导工作(当时该院无行政领导),1978年10月至1982年6月任华东医院医务副院长、党委委员兼医务一、二、三科科长,1982年6月至1987年12月任该院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第一副院长,1986年晋升内科副主任医师,从1987年12月起任院党委书记、第一副院长,1991年晋升内科主任医师,1993年7月退居二线任上海宏恩实业总公司总经理、常务副董事长(兼任华东医院康复科副主任),同年10月起任上海市康复医学会顾问。
二
华东医院原名宏恩医院,上世纪二十年代由犹太人开办,专以社会上层人士为服务对象,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接收,1949年上海解放时由华东军政委员会接管,隶属于华东卫生部,大区行政领导机构撤销后则改隶于上海市卫生局。该院系医疗设施完备、医疗水平较高的综合性医院,在华东地区医疗卫生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文革”前的就诊对象为:华东局领导同志,上海市十四级以上干部,中央机关和外省市的厅局级以上干部,高级知识分子;“文革”期间仅限于部队军以上干部;改革开放后就诊对象逐步向社会开放。吕隽从1961年下半年起转任该院高干保健科医师,专司华东局领导同志、上海市领导同志的医疗保健工作,此后又长期担任医院的党政领导职务。他在医院管理工作中,始终不断狠抓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这个关键,紧密团结带领广大医务人员一道工作并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为了解决干部住院难和干部医院对群众开放的要求,该院八十年代大规模扩建,克服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新建东西两幢近四万平米大楼。病房扩建的同时须相应增加医护人员数百名,不得已自办护校并委托二医大代培计划外医生一百二十五名。为了解决职工住房难,院领导又四处奔走,建造了近两万平米住宅楼……作为医院主要负责人的吕隽,在上述各项任务的实施中对医院的大建设、大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他又是内科和医疗保健领域的专家,在数十年的医疗实践中,一直致力于专业科研,取得了若干丰硕成果。
经过很长时间的思考和研究,吕隽于1986年发表了《试论新时期干部医疗保健工作》的重要论文。在该文中,他从老、中、青三个不同层次对全国干部队伍和高级知识分子的身体状况、心理状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他认为,广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我国历经十年浩劫、刚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各级党委政府都应该十分关注他们的身体健康。他还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应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把握好两个前提,防止在一种倾向中出现另一个倾向。首先,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国家不能花过多的钱用于这个方面。其次,干部和“高知”都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做事的,他们的医疗保健应给予重视,不搞绝对平均主义,但更不能搞特殊化,不能完全脱离人民群众。例如干部使用的保健药品,像人参等应该一律自费。
关于如何采取加强干部和“高知”医疗保健工作的措施,他提出了以下要点:一、做好普及保健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使干部和“高知”全面了解自己的生理状态、心理状态,掌握自己的年龄特征,既要努力拼搏为“四化”建设多作贡献,又要量力而行,不能盲目蛮干将身体搞垮,否则将得不偿失。为此,中青年干部要学会科学地利用时间,合理地安排工作,有松有紧,有张有弛,而一旦患有疾病则要及时诊治,做到利国利民利已。老干部亦要遵循客观的自然规律,尽量避免紧张、剧烈而又超负荷的工作。二、定期进行体格检查,特别是常见恶性肿瘤的普查更不能忽视。他建议以每年定期体检一次为宜,若具有常见恶性肿瘤的危险因素存在,体检的时间间隔还应该缩短并进行随访。通过定期体检可以较早地发现一些隐性疾病,从而达到提前预防和治疗的目的。三、对养身保健给予指导,包括工作与休息,饮食与卫生,运动与锻炼,精神与睡眠等,这对于增强体质预防疾病的发生甚为必要。四、医疗卫生界必须加强对老年病的研究。
当时,人们对医疗保健的认识还是一片空白或知之甚少,吕隽提出的这些科学、前卫的保健理念不仅对干部和“高知”阶层十分重要,而且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亦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
在上述第四要点中,吕隽呼吁医疗卫生界加强老年疾病的研究,其实,在此之前,他自己早就这样做了。从1979年开始,他对华东医院固定就诊对象中的三千二百三十四人(住院治疗七千三百零六人次,死亡四百零二例)进行纵向随访和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先后历经十二年时间,终于取得成功。1991年年底,他根据此研究成果整理而成的重要学术论文——《三百七十例老年男性病人住院主要疾病和死因分析》公开发表。该文根据若干数据和图表比对,找出老年男性病人主要疾病的死亡规律和原因,从而作出科学的论断。这些论断包括:
一、住院死亡的主要疾病特点
八十年代老年人住院死亡的主要疾病按顺位为肿瘤、冠心病、慢性支气管炎及出血性或缺血性中风等,老年人死亡疾病的序列随着年代的不同有所变化。有专家指出,冠心病的病死率有上升趋势,五十年代居第九位,七十年代跃居第一位。亦有专家认为,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癌症、心血管病及慢性支气管炎等仍将是老年人的主要疾病,住院的人数较多,病死率也较高。我们十一年中对固定人群观察的结果提示,肿瘤仍是老年人的主要威胁,而呼吸道感染则是仅次于前者的主要原因,不可忽视。
按疾病的系统分类,亦以呼吸系统的病变(肿瘤、炎症)居首位。因此在今后的老年人保健工作中,应将肺部作为重点的检查项目。这对慢性支气管炎患者预防感冒,及早控制感染以及“戒烟和不吸烟”,更有积极意义。
二、住院主要疾病与死亡的直接原因
老年人常同时患有几种疾病,各次住院常以某一疾病为主,死亡的直接原因大部分与原住院疾病有关,有的则因其他系统疾病或合并其他疾病而死亡。本文三百七十例中,因本系统主要疾病死亡的有三百三十例(占89.2%),死于其他系统疾病的有四十例(占10.8%)。住院主要疾病与死亡直接原因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完全一致,如慢性肾炎,均以肾功能衰竭而死亡;二是有密切联系,如出血性中风者死于窒息,风湿性心脏病患者死于肺梗塞等;三是二者无关,如冠心病患者中大部分以功能病变死亡,但有八例(占11%)是由于脑外伤、上消化道出血、肺部感染等其他疾病而死亡。因此我们认为住院死亡患者的主要基础疾病,应与导致死亡的直接原因有所区别。
三、年龄、季节及恶性肿瘤与死亡原因的关系
(一)死亡原因与年龄的关系。1、六十岁组及七十岁组,以恶性肿瘤为首位死因。2、八十岁组及九十岁组以肺部感染死亡为最高,九十岁组二十五例中有十三例死于肺部感染,占52%。死亡顺位明显变化对今后中老年的一级、二级、三级保健工作重点均有重要启迪。为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应大力在中年时代开展慢性病的一级预防。
(二)直接死亡原因与季节的关系。一般认为老年病如呼吸道感染、心血管疾病等,与季节交换、气候变化有关,根据我们分析,前六位死亡原因与季节之间无明显特殊分布关系,季节分布数均匀,无统计学差异。
(三)恶性肿瘤在老年人死亡病因中的地位。本文研究的三百七十例死亡病例中,死于恶性肿瘤的一百三十一例,占死亡总数的35.5%,其中消化道肿瘤七十一例,肺癌四十九例,可见癌症在死因中的显著地位。由于老年人早期症状不明显,一旦发现早已转移,治愈可能性小,但在体检中发现者,往往手术治愈率都较高。因此,以癌肿为主要目标的定期体检是值得提倡的。
吕隽晚年因病住院期间,还念念不忘如何让老年人避免某些疾病的发生,他根据长期临床观察,总结出十二条“老年人保健须知”:1、要有适度体力活动,不要过度劳累。2、要经常保暖,不要着凉,以免呼吸道感染。3、要适度进食,不要过饱,尤其是晚餐。4、要保持心平气和,不要忧愁和烦恼,尤其不要暴怒和狂喜。5、要有足够睡眠时间,不要熬夜。6、要适度饮茶,不要酗酒和吸烟。7、要经常沐浴,不要浴缸泡浴,以免心脑缺血。8、要夜间适度饮水,避免血液浓缩。9、解大便顺其自然,切勿用力。10、要注意防滑和跌倒,以免骨折之苦。11、如有不适要及时就医,不要拖延,以免病情发展。12、要定期进行体检。这些“须知”是贯彻“预防为主”方针的通俗可行但又很重要的举措。
三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爆发,文化艺术、教育、医疗卫生领域首当其冲成为重灾区。上海是“四人帮”的基地,而华东医院长期以来又一直是我国南方少有的高干医院,所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徐景贤、王承龙等便直接将手伸了进来,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即使远在北京的聂元梓亦来到这里煽风点火。由此可见,该院遭受浩劫的程度是多么严重。
吕隽当时任院党委委员和医务科科长,同时又是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兼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同志和上海市委、市政府其他负责同志的保健医生。在黑云压城城欲摧之际,这位新中国培养出的知识分子,坚持党性原则,凭着自己的良心,与“四人帮”的爪牙及本院的造反派头头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冒着被造反派随时报复的风险,义无反顾地保护华东局、上海市的领导干部,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当陈丕显同志遭到残酷批斗、但造反派仍欲进一步在政治上深挖其所谓更严重“罪行”时,吕隽为保护他,急中生智以其他一些健康问题搪塞造反派,故意转移他们的视线。
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曹荻秋同志有一次在人民广场被残酷批斗,他平时身体不太好,为防不测半夜时秘密转移到华东医院,吕隽立即将其悄悄安排于不引人注目的一楼病房就诊。紧跟而来的造反派图谋将他抢走,吕隽将他们“骗”到四楼,谎称正在抢救,不准他们进入病房,使这些造反派白等了一天,狼狈撤走。上海市委教卫部长常溪萍同志当时患有疾病,被造反派揪斗后身体较为虚弱。吕隽特意做主管医师的思想疏导工作,叫他打消顾虑并开具“病情特别严重,必须立即住院治疗”的书面手续,抵制造反派。常住入华东医院后,聂元梓不肯罢休,派专人前来搜寻,吕隽无可奈何中将他藏到汽车库里。这个情况被造反派知道后,吕隽又巧妙地把常溪萍转移至工友宿舍,并多次调换铺位。
吕隽还千方百计地保护过魏文伯、韩哲一、陈望道等以及上海市有关高校的多名领导同志。
1966年冬,上海市副市长石英同志突然逝世,死因不明,有人怀疑他服毒自尽。造反派趁机借题发挥,要将他打成“叛徒”,定性为“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在当时的形势下,这将使石英同志沉冤于九泉之下,同时还要连累家人。吕隽知道后,认为石根本不会自杀或自杀的可能性极小。为此,他与造反派顶着干,坚持进行遗体解剖,结果确认系患出血性胰腺炎猝死,为石英同志洗了不白之冤。此后的两三年中,造反派又多次纠缠吕隽,或威逼施压,或以“解放”进行利诱,要他改口称石系自杀,但他决不为所动,坚定不移地维持原来的结论,刚直不阿,大义凛然。
吕隽这样做,造反派们恨之入骨,哪肯放过他?由王洪文的小兄弟、上海市革会常委兼办公厅主任王承龙等人直接策划,给吕隽网罗了“陈丕显的黑线人物、大肆包庇走资派和叛徒、反夺权、炮打张春桥、炮打市革会和中央文革”等一大堆罪名,进行残酷的迫害。从1968年夏天起,吕隽陷入了巨大的灾难中,先是在本院批斗,以后干脆被关进青浦的牛棚,隔离审查,监督劳动,失去人身自由达一年之久。在此期间,大会斗,中会斗,小会也是斗。仅在1968年10月中旬的十天中,就连续被揪斗七次,一天不间,有的时候还要“坐喷气式飞机”。他天天晚上写检查,白天去劳动,边劳动边斗争,田间批,场头批。平时见人要低头,不低头就训斥;劳动时口渴了不准喝水,喝了就挨批;不准跟贫下中农说话,说了就挨骂;不准与贫下中农同桌吃饭,吃了就罚站。他自己如此,家人怎么样了呢?抄家不在话下,其妻又被安排到农村医疗队下乡,两个年幼的孩子(大的上小学,小的才一岁多)则不得不寄养到亲友家中。人格上的污辱,精神上的摧残,使他的身体受到很大影响,当时就较早地患上了高血压和心脏病。但是吕隽决不向造反派屈服,决不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良知,而是以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毅力在困境中抗争。他坚信乌云不可能永远遮盖住阳光,两年后,他终于恢复了工作,调华山医院,再过八年又回到了华东医院。
这一段经历令吕隽终身难忘,1985年他曾自赋两诗表明自己当时的心境——
狂飙施淫威,
青松不低头;
风和日丽时,
翠柏展笑眉。
寒风拂身身骨正,
冬雪压枝枝不弯;
彤云蔽日日有晴,
红梅开花花满春。
吕隽的夫人余永真,1934年4月出生于上海,1959年由上海第一医学院(原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医学院)医疗系毕业,著名嗓音医学专家,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医院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曾任上海医科大学耳鼻喉科研究所音声学研究室主任,上海市医学会音声言语学会主任委员,上海市康复医学会理事,上海市残联委员及评议会委员,中国艺术医学会理事,《听力学及言语疾病》等杂志编委,长期从事耳鼻咽喉科的教学、医疗和科研工作,硕果累累。以“杓状软骨拨动术”创造性治疗声带固定及声门闭合不全病例并在全国推广应用,取得较好效果,获上海市科技奖;曾赴美国、日本进修嗓音医学及喉功能检测新技术,对声带振动、音调扰动、歌唱呼吸、喉肌电测定、无喉言语发声等临床研究取得显著成绩;举办多期音声医学研讨班,编有《临床音声学》等专著。尤其擅长音声疾病的临床和基础研究,诊治咽喉疾病、声音嘶哑、声带息肉、声带麻痹、构音障碍、言语疾病、嘶哑康复、艺术嗓音疾病与功能障碍等均具有极为丰富的实践经验。曾获部、市(上海市)级科技奖七项,从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余永真的从医观——美妙来自创造!
来源:黄桥历史文化研究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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