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卓甫（作者：何锡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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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非愉悦的童年

　　一八八三年古历十一月十六日天将破晓时，古镇黄桥运粮河西侧何氏大宅院中，第四进东侧的房间里，一个男婴“哇哇”的啼哭声迎来了满天彩霞。助产婆拉开房门，向客厅内等候一夜的男主人何作斋道喜时，这个拙于言词的贡生，起身作揖行礼，涨红脸说了“多谢”，旋又埋首桌上的一张红纸上，面对上面拟写的众多名、字、号，又深深陷入思考中。
　　这个后定名云汉，字卓甫，号“伯远” 的男孩。在这里，云汉寄寓孩子像鹰一样翱翔在天空；“伯”，传统中兄弟排行序中的老大，希望于他之后有更多子女；“远”，则为家族谱序中“继述绍宗远，启承永世昌，学广传先德，育荣作栋才”这二十个行辈用字中的“远”字。
　　何氏，作为黄桥镇上的名门望族，明弘治年曾任监察御史何棐的后人，历史上拥有四进士，十举人，八十三秀才的辉煌，现时已荡然无存。坐享其成，安于现狀。内中一些不思进取的子孙，已堕入颓废没落的边缘，醉生梦死，狎妓嫖娼，娶起几房姨太太。面对他们典房卖地这一残酷现实，“正直端方，不嫖不赌”的家训，自是让狷介耿直的何作斋忧心重重，牢骚满腹，直言抨击时，招来那些人的当面奚落和背后漫骂。
　　仕途无望，靠收取祖传32亩田租金为生的他，后为生活计，不得不放下读书人的架子，在家门口面巷处开了个买卖棉花的小店。
　　兄弟失和，妇姑勃谿的环境，何卓甫身心受到的伤害和痛苦自是可想而知。而父亲痛中思痛，言谈中的“宁与君子打搞，不与小人叨叨”、“相夫软绵绵，染子硬似铁”、“淡笑当如哭”、“屙屎让你三丈”等含有民间智慧和哲理式的言语，由此让他牢记在心，成为长大后与人交往处世的准则，并在家族中流传至今。
　　家族灰色晦暗的环境，虽说未给他的童年带来愉悦，但读书，却给他带来了最大的快乐。从六岁启蒙，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到课帖习字，再进入《四书五经》，汉赋元曲、唐诗宋词的学习，历经整整10多个年头。在这里，父亲是主讲老师，母亲何叶氏则又是最好的课外辅导员。作为泰兴的叶姓女儿，其家族是宋初由浙江兰溪迁徙来此，定居姚家垈的这一房，其父又曾任过兰溪知县。由于她自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除对经、典、子、集通晓熟悉外，其温良贤淑在整个家族中也是有口皆碑的。父亲的讲授，使他掌握了深厚的古文知识；母亲的待人接物，言谈论事，又为其具备良好的人格作出了榜样。
　　这一切，他在近40岁时，署名寄沤，撰写的文言长篇小说《天涯叹命录》中得以体现。这本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后，获60元大洋的稿酬。我手写我心，以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反映历史，诉说人间往事，是黄桥镇，也可以说是泰兴县历史上的第一人。
　　二十岁时，何卓甫高中秀才。几年前有人在小报撰文，说他能考中是因有文曲星的祖宗照应。看守家中棉花店打磕睡时，头顶和周身被一个骑着高头大马，手执云帚的汉子上下扫了一遍。笔者出于对传主的赞颂，无可厚非，但从根本讲，他并非神童，也不是才子，能取得功名，是“三更灯火五更鸡”，苦读十多年的结果。卓甫先生若地下有知，必定会以一声苦笑报之。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其家中四只书橱里存有上千册古籍，数十本五四运动后涌现出的《新青年》、《小说月报》、《礼拜六》等众多新文化刊物，应是最好的证明。其长女何莹如女士生前讲，丁西林回家完婚时，婚宴上与丁廷标用英语说笑话，父亲十分羡慕，后便托人从上海专门买来一本英汉辞典用于自学英文。病逝前半年，受黄桥镇工农兵医院院长何启贤委托，帮助校阅李时珍《本草纲目》修订本一书时，虽说已年老多病，但仍到处查阅医学史料，可见他学习的精神有多强。

　　设塾授课留余香

　　戊戌变法，国家废除了以科举取士的制度。原本想再通过举人、进士的考试，登上新台阶的希望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接掌父亲的棉花小店，自非其愿。家庭多年来为供他和四弟（北京大学预备班）读书，二弟已到人家店铺当家徒，三弟成为走乡串村卖布郎的情况下，作为长兄，自当挑起家庭重担。为此他将家中两间闲散的房屋腾出，办起私塾来。
　　消息传出，头顶的秀才这个光环，很快就吸引了五六户人家的子弟，后来便有了10多人。在当年镇内所有私塾中，能一下子招这么多人，也是不多见的。
　　这些子弟，大都为镇上的豪门和殷实之户的后人，家长眼界之高可想而知。但他在讲授时，与那些读死书，死读书的其他私塾老师不同，常以启发式开始，故而受到学生欢迎。课余时，为益脑健身，又在家中的大天井内，组织起诸如拍手掌、丢手帕、猜字谜等游戏活动，对学生体罚或打戒尺更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家文化部副部长、有着东方“喜剧大师”美誉的丁西林，曾在这儿接受过启蒙教育，故对这位姨兄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后他到英国伯明翰大学读书时，除多次来信问候外，1919年获得理科硕士学位时，还专程寄来一张头戴硕士帽的全身照及几张日常生活照。回乡完婚的喜庆宴会上，专门将这位老师延请至主宾席位上。
　　时隔50多年后的1963年春，丁西林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江苏视察组成员，途经黄桥时又一次专门拜访。得知他已去世，面对比自己小二十多岁的其继弦杨子宣，仍毕恭毕敬地喊了一声师母。
　　同样，当何卓甫晚年因病魔缠绵于病床时，早年间学生，时为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的李人鉴，专程从那里赶到黄桥登门拜望。在那人均生活费仅为4至5元的年代，一下子就递送上15元。此情此景，让陪同的家人们感动万分。
　　这一批为数不多的学生，常为后人提起的还有：曾任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的丁延标；两度出任上海同济大学校长的丁文渊；该校教授丁燮和；创办私立黄桥中学的丁廷楣等等。
　　在辛亥革命元勋朱履先家中任塾师时，端正的人品为朱履先父亲朱瑞卿所看重，知他夫人亡故，撇下二个未成年的女儿时，主动作伐，将在其家帮佣的杨子宣女士介绍给他，结为伉俪，解除了他的后顾之忧。

　　创办学校结硕果

　　1921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何卓甫，第二年经镇上乡董举荐，出任黄桥崇实两等小学校长。
　　1923年秋冬之间的一天，北京工专学校毕业的韩秋岩同学找上门来，这个旧日学生是奉母之命，在泰兴全县尚无中学，想在黄桥镇上创办一所中学的想法而登门求教的。何卓甫听后极为高兴，大力赞扬。为此，他寻亲求友，筹备了500银元资助；为解决师资困难，又邀请友人严则韶（两江师范毕业）、同族兄弟何济生（南通师范毕业）回乡任教。在资金缺口仍很大的情况下，他又去信向正在上海大同学院读书的丁廷楣求援，丁满口答应，后又鼓动族中兄弟丁廷标(曾任青年党江苏书记)一同参加。为不耽误开学日期，在无校舍的情况下，何卓甫又出面找到黄桥布业公所，经协商，租来该处腾出的三十间房屋。从而保证了学校的正常开学。
　　作为私立学校，他被推选为学校的总务主任。但在几位董事常年不在校的情况下，实质上是一名不挂名的校长。大事小事找上他，总是尽力而为，不推诿，不敷应，有时自己还要倒贴车旅和招待费。
　　因新建校舍超支，为弥补亏空，他任教和兼职的二三十年间，坚持做到了薪金分文不取。现据其子何珂讲，其母在世时曾说，建校初期，一切都因陋就简。为了节省开支，他父亲曾将家中的一张红木桌子、八张红木椅子、八双象牙筷子拿到学校，供教学和就餐所用。后因其祖母有病，为晒太阳和饮食卫生，这才又从学校拿回一张红木椅子和一双象牙筷子，现这两样东西仍存在家中。
　　学校创办时的六位董事，其中除严则韶比何卓甫略年长外，其余几位，不光年纪较轻，且大多是他早年间的学生。但在日常说话和交往中，他从不倚老卖老。面对具体工作，更是做到严格按章程办事，更不擅自越权，自已说了算。作为总务主任，面对几万元大洋的建筑工程，迎来送往的人际交往，从不借公济私，中饱私囊，真正做到了一尘不染，两袖清风。
　　因长期不支薪，为贴补家用，从而在学校授课外，又不得不到小学去兼课，晚上则兼做镇上义和钱庄的帐房先生。后来，这家钱庄虽因亏本而关门，但他的人品和高贵品质为这里的老板丁秉之所折服，两人遂结为儿女亲家。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何卓甫的教育方法、古文造诣、以及诗词文章都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年曾在黄钟小学读书的许万铸先生说，何卓甫先生不光是校长，还兼国文课老师。他上课时能做到深入浅出，将现实与历史相结合，融会贯通，好记易懂。写作文是每个学生最感头疼的事，而他便作出示范，将自己所写的诗歌、文章讲给大家听。三十年代，由他作词、何济生作曲的黄中校歌，歌词中以“智、仁、勇”为主纲，提出“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的要求，曾传诵一时。
　　当时在每天清晨，学校总要举行晨会，背诵总理遗嘱。每周还有一次校会，这些活动大都由他主持和训话。除此以外，学校还开展了诸如武术表演、乒乓球比赛、文艺汇演，家长恳谈会等各种活动。、时至今日，许万铸先生对何卓甫当年所写的一首七律诗仍有记忆：

　　似水流年一旬过，

　　声声腊鼓送残波。

　　身因作客愁无奈，

　　壮不如人老若何。

　　□□□□□□□，

　　聊将文字补蹉跎。

　　洪乔昨有平安报，

　　儿女灯前笑语多。

　　为配合教学工作，提高学生们的写作水平，经他建议和倡导，学校创办了校刊。创刊号上，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北大教授、文学院院长、著名学者胡适等题词祝贺。这期刊物，除有言论及诗词歌赋外，署名何乂乂（名字已忘）的一篇小说，就是由何卓甫修改定稿的。内容为一个地主家的少爷爱上家里的丫环，人物命运与巴金名著《家》这篇小说中的觉慧相似。从这里我们也不难看出，作为苏中腹地的小镇黄桥，在当时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反对封建礼教的浪潮，经何卓甫这一代人的努力，已在这里掀起阵阵波澜。
　　痛失儿子，诉说亲情的“祭六一儿”文，面世后更为洛阳纸贵，传颂一时，上世纪60年代初，黄桥中学还曾作为范文提供给学生阅读。纵然到改革开放后的90年代，居住县城的文史工者朱思源先生还多方寻觅，为文中开篇的“汝非五岁，实则三年八月尔”这种开门见山之句，拍案称奇，赞叹不已。
　　几十年的从教生涯，他不光在课堂上认真授课，日常还为一些学生解决实际困难，除为一些贫困学生代垫学费，提供笔墨纸砚外，毕业后走出校门的学生，还通过各种私人关系帮助谋取出路，找到理想的工作。

　　救助难民  以民族振兴为荣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11月，上海失守。当江阴沦陷，上千难民从江南逃往黄桥时，面对满街凄苦惨狀的众多难民，何卓甫在校长外出的情况下，经他呼吁和号召，黄中和黄钟小学的校舍全部腾了出来，供难民居住。为解决这批人的衣食之难，他又四处奔走联系，发动地方各界出钱捐物。在被公推为黄桥难民救济会会长后，更是多次来往走于黄桥与泰兴之间，求助县府拨粮给钱，解决因难。此活动前后历时一年多，后直至泰兴县红十字会接手才结束。
　　1940年，新四军东进黄桥，他和朱履先等一批开明绅士一起，积极响应“二·五减租”。作为族长和何家祠堂的掌门人，他将所管帐薄如数交出，祠堂公产田亩如实上报，实事就是，不瞒不藏，为减租活动带了好头。新四军北撤时，朱履先曾动员他一起北上，因杨子宣此时又怀孕在身，故而才未能同行。
　　1947年初，为整顿商业秩序，介于他的名望和身份，国民泰兴县政府委任他为黄桥镇商业整顿委员会主任委员。历时半年，将因日寇入侵遭致破产的行业工会由过去增至15个，会员人数也从日伪时的419人激增至1068人，翻了近1.5倍。
　　介于他曾任伪职这件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镇反”运动中，理所当然被列入追查对象。寄寓上海的他，因众多学生的保护，从而才躲过多次政治运动，于1955年夏以“贫农父亲”的名义平安回乡。
　　笔耕不辍的他，在上海期间，通过回顾自己的一生，从而又编撰出一本以“沧桑集”为题的诗集。原泰兴中学校长叶复初从其中学同学何启民处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高兴，借阅后更为其才华所倾倒，迅即派专人到黄桥查询，拟聘请他到泰兴中学重执教鞭。遗憾的是他此时已沉疴在身，这一计划才不得中断。
　　1956年8月18日，享年75岁的何卓甫终于落下了人生的惟幕。作为一个生于清末，长于民国，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开展经济建设的这一时代的学人，虽因历史的误会，受到了种种不公平的对待，但他的书生本色，仍对教育事业钟情有加。纵然在他去世前的1955年秋，时为县政协委员的黄中教师王吉六去县城参会时，他还特地赋诗两首，为这位昔日的老同事壮行，“共与桃李舞东风”的诗句委婉地表达了仍想执教鞭的心愿。由此，1994年黄桥中学举行建校七十周年纪念日时，原中共扬州地区专员、满头银发的老干部黄云祥在会上回忆起当年的黄中生活时，就曾激情满怀地讲，教我们国文的何卓甫老师，教学认真，嗓音响亮，讲课时能联系历史事实，故事性和趣味性很浓，学生从不打瞌睡。深入浅出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使我们对岳飞的“精忠报国”和文天祥的《正气歌》等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迹，这就为我以后确立革命救国的思想奠定了基础。
　　这些，应是对何卓甫从教一生的最好评价。其奋斗坎坷一生的历程，也必将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有益的启示。

来源：黄桥历史文化研究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