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桥名人》 李人鉴（作者：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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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人鉴，笔名更生，1914年1月出生于本镇花园桥，语言学家，古籍研究专家，扬州师范学院（现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2004年1月逝世。

一

　　李人鉴1932年毕业于江苏省立无锡中学高中师范科，毕业后任初级中学教师，1936-1937年又就读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38-1955年间先后任教于黄桥中学、苏北中学、醒华中学、泰兴中学、苏北农学院附设工农速成中学，从1956年3月起一直在扬州师范学院（当时为扬州师范专科学校，1958年更名）任教，1957年9月至1960年8月任中文系汉语教研室副主任，1957年12月任讲师，1978年10月任副教授，1986年12月任教授，1987年3月退休。

　　李人鉴毕生从事汉语言学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对古籍的校勘用功尤勤。他教学严谨，深受学生崇敬；治学刻苦，善于思考和探索，成果颇丰。早在学生时代，他就对古籍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以后便一步步走下去，一直在浩瀚的古籍中畅游，再也没有回头。在无锡读高中时的1929年，他节衣缩食，狠心花去五元五角，买了一部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共四布函，每函十尺，潜心研读。家境并不宽裕，一次就花去了这么多钱，放寒假时他必须告诉父亲。父亲听到后颇为惊讶，责怪道：“花这么多钱买一部书啊？能买到上石的粮食了。”他高中毕业后当教师，能拿到点薪水了，除了留点伙食费外，全部用来买书，利用寒暑假的时间昼夜苦啃。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完成《十二诸候年表考证》初稿。在他的青壮年时期，还编写过《春秋概论》、《春秋类例》、《春秋历说》、《左氏春秋疏证》、《左传类抄》、《续左传平义》、《尚书概论》、《孝经考》及《史记读法略例》等论著。有的已经形成初稿，有的写出了部分章节，可惜的是不幸都流失了。进入中年以后，他先后在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并著有七部学术著作。1957年，在《中国语文》上发表《泰兴方言中动词的后附成分》一文，得到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徐萧斧等教授的高度赞赏。此后，又在《中国语文》上发表《关于动词重迭》、《对〈说结构〉一文的几点看法》、《略论古汉语里用“之”充当补语》、《关于语法结构分析方法问题》、《略论“所”字结构和有关的一些问题》、《关于“自己”以及由“自己”构成的结构》等重要论文。在《扬州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的论文主要有：《评朱德熙先生的〈 “的”字结构和判断句〉》、《关于“没有”》、《关于“被”字句》、《关于所谓“同位词组”》、《释“疾”、“病”、“疾病”》、《释“键闭”“关籥”“管健”“管籥”等》。其七部学术著作分别是——《太史公书校读记》、《左传辨伪》、《商君书校读记》、《史记十表考证》、《司马子长年谱》、《史记索隐单行本读记》、《古汉语词汇研究》等。

二

　　李人鉴著就了这么多学术著作和论文，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国语言学、古籍和古代史研究的巨大贡献，《太史公书校读记》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西汉时期的司马迁所作的《史记》，记载了截至当时为止我国古代社会三千年的历史，是中国此后两千年来最伟大的历史巨著。它不但在史学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在文学史上亦建立了不朽的丰碑，因此成为千古绝唱，烩炙人口。几乎家喻户晓的《廉颇蔺相如》、《荆柯刺秦王》、《陈涉世家》、《鸿门宴》、《霸王别姬》等精彩故事均出自此书。因司马迁曾任过朝廷的太史令，故被后人尊称为太史公，其巨著则名《太史公书》，《太史公记》，或简称为《太史公》，隋唐时期才改名《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分别由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组成，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由于《史记》的影响太大，所以在其问世后的二千年中，研究它的大家名流数不胜数，其中有传抄者，有考证者，有注释者，有校勘者，名种版本，应有尽有。不可否认，上述前人的用心都是好的，他们对研究《史记》、研究历史的贡献也是无可非议的，但亦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或较多的讹误，其中的有些讹误甚至代代相传。李人鉴为了对历史高度负责，凭借自己深厚的语言学、史学功底，以巨大的精力和惊人的毅力，从专业学术角度一丝不苟地对《史记》及与此相关的历代论著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先后历经约五十年时间，终于成功地著就《太史公书校读记》，并于1998年正式付梓出版。全书达一百三十万字，字字句句无不浸透着著者的滴滴心血。《太史公书校谈记》是语言学、史学宝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之一，它的问世，为后来者继续研究《史记》，不仅提供了珍贵详实的资料，而且提供了更广阔更全面的视角。

　　《太史公书校读记》的初稿形成，用了十年时间。此后，又以三十余年精雕细凿，不断以新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加以补充与完善，终于集大成于一籍。在该著中，李人鉴将《史记》和名家们关于《史记》的各种“注”、“释”、“校”、“考”、“证”、“点”进行了全方位的比对和鉴考，在充分肯定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论点准确，分寸得当，论据则确凿而又充分，令人心服口服。
　　该著的主要内容，大致可概况为三方面，一是辨真伪，二是勘讹误，三是解疑惑。

　　关于辨真伪。《史记》问世后，有些后人在传抄该书及与其直接相关的名著时，出于良好的主观愿望，想当然地、片面地夹进了“私货”，真中渗假，以假乱真，使读者既将真的当成真的，亦将假的误当成真的。《太史公书校读记》在这个方面起了去伪存真、正本清源的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关于公元前482年发生的吴王、晋定公在黄池会盟争先争强的故事，《史记》的《秦本纪》、《晋世家》、《赵世家》均持同一个说法。但同一件事在《史记》的《吴世家》里，却又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说法。李人鉴认为，司马迁在同一本书中怎么可能对同一件事有自相矛盾的叙述。他经过大量考证，发现是有人将《左传》中对此事不实的说法硬搬到《吴世家》里来了。为此，他认定：在《史记》中，凡是照《左传》直抄的那些内容都不是司马迁的原作，而是后人妄加窜改的。从这里不难看出，李人鉴对《史记》作辨别真伪的工作是多么地重要。
　　关于勘讹误。前人在对古籍的传抄过程中，也会在不经意中产生讹误。他们的不经意，虽与故意渗假者不一样，但同样会对读者领会原文产生较大的错觉。所以李人鉴在《太史公书校读记》中，对这些不经意的讹误，同样予以严谨的校正。例如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有这么一句话：“于是赵王乃斋戒五日，使臣奉壁，拜送书于庭。”而在《刺客列传》里，燕王令荆柯将樊於期的人头和燕督亢的地图送给秦王时，却是“拜送于庭”。当时，国际间交往的礼仪大致相同，为什么在两篇文章中对这件很类似的事情，却有很不相同的说法呢？更何况在前一文的下文中，也只说到“奉壁”、“送壁”、“上壁”，却根本没有提及“奉书”、“送书”等等。究竟什么回事？李人鉴经过仔细推敲，觉得原来是后人在传抄《廉颇蔺相如列传》时，于“拜送”二字的下面误笔添上了一个“书”字，并不是燕王只要“拜送于庭”，而赵王却非要“拜送书于庭”不可。
　　在《太史公书校读记》中，编著者对有些《史记》点校本标注标点符号的错误亦重新进行了校正。这些点校本的作者可能认为标点符号太简单了，所以在标注时随意性较强，以至闹出笑话。如在《卫世家》〈集解〉中关于贾逵的一段话，本应为“子羔，卫大夫高柴，孔子弟子也”，但却错误地标注成“子羔，卫大夫。高柴，孔子弟子也”，误把一个人名看成两个人名。又如将《淮阴列候传》里的“上曰：‘若所追者谁？’何曰：‘韩信也。’”这句话误标为“上曰：‘若所追者谁何？’曰：‘韩信也。’”误把人名当成了不是人名。
　　关于解疑惑。大凡认真钻研古代史书的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往往会对其中的有些情节产生疑惑，感到无法理解。李人鉴在《编著太史公书校读记》时，对《史记》中所有有可能使读者产生疑惑的地方都旁征博引，从多个角度进行全面的阐述，作出恰如其分的论断，从而达到释疑解惑的目的。例如在《太史公书校读记》〈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第十八〉篇中，关于陈胜、吴广二人的家乡相距甚远却“佣耕于一地”以及“北戍渔阳”却又“东南行而屯于大泽乡”这两个小疑点就用了较大篇幅进行详尽的解释：
　　按胜，阳城人；广，阳夏人。据《汉书·地理志》，颖川、汝南皆有阳城县，近人注此《世家》大率以胜为颖川之阳城人，谓阳城在今河南省登封县东南。《地理志》淮阳国有阳夏县。《括地志》云：“陈州太康县，本汉阳夏县也。”近人注此《世家》皆云“阳夏，今河南省太康县”。《世家》谓胜、广拥耕于一地，其后北戍渔阳，而首事于大泽乡。《地理志》渔阳郡有渔阳县。《括地志》云：“渔阳故城在檀州密云县南十八里。”（在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集解》徐广曰：“大泽乡在沛郡蕲县。”（在今安徽省宿县东南。）余读此《世家》窍有疑焉。胜、广故乡相去几四百里，二人何以得佣耕于一地？北戍渔阳，又何以乃东南行而屯大泽乡？尝读《季布栾布列传》，栾布梁人，赁佣于齐，后又为人略卖为奴于燕，疑胜、广殆亦以赁佣之故，远适异土，故北戍渔阳，得经大泽，而即首义于其地。继而思之，实未尽然。盖阳城者，非颍川之阳城，乃汝南之阳城也。《汉书·地理志》汝南郡有阳城县。《一统志》云：“阳城故城在今汝阳县界。汝阳故城在今商水县西北。”商水之与登封相去远矣，而与太康则较近。（商水与太康皆在今河南省东部。）此胜、广二人之所以得佣耕于一地也。自太康、商水间东行至大泽乡，不足四百里，大有异于自登封东南行而至乎大泽乡矣。此胜、广二人之北戍渔阳所以得经大泽而即首义于其地也。谓陈胜为颖川之阳城人，传误已久，当亟纠正其误以明事实之真相也。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光明日报》第三版《史学》第三百三十八期王秀山《陈胜家乡在今河南商水扶苏村》一文中亦据出土文物证明陈胜为商水人，非登封人。
　　李人鉴对语言学和古籍的精通简直已经炉火纯青、出神入化了，但他却十分谦虚地看待自己的成就。在《太史公书校读记》的序言中，他真诚地写道：“我的学力是非常不够的，我写这部《校读记》也只是谈出我的不成熟的也未必正确的想法而已。对前人的一些看法，认为不正确的，我当仁不让地提出了一些批评的意见，看来也未必都是正确的，我只是为《史记》新注释本的早日出现帮助打一点基础，尽我的一点绵薄之力，别的奢望我是不敢有的。”

三

　　在“文革”前的政治运动中，李人鉴就曾遭到一些批判，并先后被下放到运河工地和治淮工地参加体力劳动，浪费了他学术研究的不少宝贵时光。1966年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使他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陷入灾难之中。他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残酷的批斗，一度时期内还被造反派发配打扫卫生，强迫劳动。因为他曾在教学的讲义中引用过一篇小说里的话作为例句，不料被上纲上线为“反革命”，戴上高帽子进行斗争和毒打，衬衣上竟留下斑斑血迹。这些遭遇已够辛酸了，但还有更令他痛心疾首的事情。
　　在“文革”爆发不久后的“破四旧”活动中，扬师院的造反派将他所有的学术手稿全部抄走，“文革”后期虽被他追回了一些，但大部分却不知去向了，其中就包括他早年手写的初稿《十二诸位年表考证》。该手稿当初一式两份，一份自己留存，另一份送给家乡的一位老者审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家乡论陷后，该老者被迫外出避难，这份手稿也自然丢失了。谁知二十多年后的“文革”浩劫又使自己手中仅存的一份遭到同样的命运，这如同往他的心口狠狠地刺了一刀。

　　扬州的造反派这样做，黄桥的造反派亦不甘落后。他们到花园桥李家住宅抄家，不仅拿走了首饰和存折，更可恨的是将李人鉴的几千册藏书和手稿亦席卷而空。造反派装了整整数板车，分三趟才拖完。这些藏书中有若干珍本绝本，即使在一些较大的图书馆里也不多见。被抄的手稿，有的当场烧毁，有的被他们带走，李人鉴听说后，气得双手直抖，连呼“浩劫！浩劫！”在抄家前，他的女儿从泰兴中学回家时预感到大势不妙，而仓促中又顾不了许多，只好将《太史公书校读记》手稿从地板洞里塞进了地板下。幸亏她的机智，该著才逃过一劫。这真是万不幸中的一幸，否则该著将像李人鉴的其他许多手稿一样，永远都不可能再与读者公开见面了。被黄桥造反派抄走的藏书和手稿，“文革”后连一册一份均未能追回，那么，它们都到哪里去了呢？有的被“识货”的人据为已有，有的被付之一炬，有的则被当废纸卖掉了。有一次，李人鉴的女儿到小杂货店里买糖，无意中发现包糖的废纸袋上竟然有父亲的笔迹。她立即返回，将这个纸袋子拿给正好在家的父亲看。李人鉴一看，果然是他的手稿。他立即高兴地跟随女儿来到店里，满怀希望能依此线索找到剩余的部分，可是希望却像肥皂泡一样破灭，小店里再也没有他无比珍爱的手稿了，哪怕是一张！李人鉴顿时双腿无力，悻然地回家，路上沉默无语，象呆了一样，一句话也说不出。是啊，他的心上本来就已经有了很大的伤口，这次又被撒上了厚厚的一把盐，还能说什么呢？
　　在“文革”的逆境中，有不少专家学者因不甘受辱，绝望地轻生了。李人鉴虽受尽磨难历尽坎坷，却坚忍不拔，依然在困境中跋涉和耕耘。对此，他十分感慨道：“太史公（司马迁）受宫刑后，在狱中忍辱负重，完成了《史记》的编著。我的《太史公书校读记》尚未完成，怎能忙着去见阎王呢？”坚定的信念，执着的追求支撑着他顽强地活了下来。十年浩劫一结束，他又继续着自己的学术事业，在《太史公书校读记》完稿的同时，不遗余力地从事对其他古籍的研究，并取得了许多辉煌的成就。

来源：黄桥历史文化研究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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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帆

珍贵的资料就这样没了，好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