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抗日战争 参加新四军 1928年农历2月17日，我出生在南京下关撒拉门小街一个贫苦市民的家庭里，除父母亲外，还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哥哥。父亲是下关火车站码头上从事上卸货的一名苦力，终年苦苦挣扎，以自己的劳累和汗水维持全家的生计。大约在1935年前后，南京地下党的同志将一支短枪悄悄地交给我父亲保管，不久被发现了，国民党政府将我父亲抓去，坐了一年多的大牢。父亲身陷囹圄，母亲领着我们两个年幼的孩子艰难地度日，吃尽人间艰辛。 1937年仲秋，日军的飞机轰炸南京，母亲和11岁的哥哥被活活炸死，不幸罹难。12月13日南京沦陷，30万无辜居民惨遭日军屠杀，遍地哀鸿，血流成河。为了活命，父亲领着9岁的我外出逃难，来到六合以北、安徽来安县的半塔集姑姑（父亲的姐姐）家落脚。她家住农村，也是很贫穷的家庭，怎能再养活我们父子俩？无奈之下，父亲只得到人家做长工种田，我则帮人家放牛。我在这里一直生活到1941年春天。 半塔集位于天长、仪征、六合、来安、嘉山和盱眙之间，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早在1939年2月，罗炳辉同志就率新四军五支队来到这里，建立了以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当地的乡领导在几年的交往中与我父亲熟悉了，当他们得知他过去的经历后，便动员他送我参加新四军。我是独子年龄又小，父亲真舍不得我离开，但经再三考虑，他还是同意了。于是，在1941年的2月，我这个13岁的小孩就奔赴军营，当上了一名小新四军。 第一次打硬仗 我刚刚入伍时的部队是地方武装独立连，由皖南事变突围失散的新四军和当地的游击队组成。这支部队指战员的军政素质很好，有的同志虽然是战士，原来却是干部，但武器装备很差，参差不齐。我个子矮，人还没有枪高，长枪也扛不动，就发给我一支锯短了的老套筒，同时还发了5发子弹。在那样的条件下，按理说有5发子弹也应该是可以的了，但其中还有秕火的。那时敌强我弱，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我们经常不间断地在山沟里行军转移，今天到这里，明天又到那里。有一次，我夜里睡觉时不小心竟将宝贵的子弹丢失了4发，心里很着急，恨不得要哭。我们的子弹袋平时总是秕秕的，很怕外人知道我们的实情。大家很有办法，常将脱粒过的高梁穗骨折断塞进子弹袋，看上去总是满满的，鼓鼓的，似乎家伙正式。 当时的抗日武装力量发展很快。仅仅两年时间，我所在的独立连就逐步扩编，先后上升为独立营、独立团和独立旅。二师的师长是罗炳辉同志，我们旅长也姓罗，其他指挥员为了区分清楚“二罗”，私下里常将他们简称为大罗和小罗，既形象又幽默。我曾经当过罗旅长的警卫员，他们夫妇都很喜欢我这个小鬼，视若自己的晚辈，十分关心，使我感到很温暖。 因为我是个“小鬼”，所以每次打仗遇到危险的时候，领导都给予照顾，不让我上火线，但1942年秋打来安城那一仗，我终于参加了，这是我第一次直接参与打硬仗。这一次，我们独立团负责攻北门，我是特务连的骑兵通信员。盘踞在来安城内的日伪军，凭借坚固的碉堡和其他工事顽固地抵抗，拒不投降。我军多次攻击仍不能奏效。为了减少伤亡，首长下令将仅有的1门火炮架到了阵地上。在我们的心目中，这已经是大炮了，战友们顿时信心倍增。其实这只是安装在船上的1门土炮，而且3发炮弹已经打掉两发，只剩下了1发。我军进行战场喊话，命令敌人立即投降，否则就叫他们吃炮弹。可是这仅有的最后1发炮弹是十分宝贵的，说不定以后还能派上更大的用场，怎么肯轻易地用掉？根据首长的指示，攻城部队悄悄地将数颗手榴弹捆绑在一起，向敌堡甩去。当集束手榴弹掷过去时，碉堡里的敌人真以为是炮弹飞来了，马上走出来举手投降。这个碉堡被拿下后，后面的战斗就顺利得多了。这场战斗从中午打响到第二天天亮时结束，歼灭日伪军约三四百人。来安城打下来了，部队召开祝捷大会。 在战斗最紧张时，有1位战友挂彩，腿部负了重伤，我想将他抱起来后撤，但由于体力小，怎么也抱不动，我只好拽住他的另一条好腿往后拖。当时，他腿上的伤口直往外喷血，“汩汩”的声音，我听得清清楚楚。 我第一次经受住了战火的考验。 瑰子山战斗 瑰子山距离六合竹镇集不远，地处我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的前哨要道口，具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是敌我双方必争之地。如果瑰子山不保，整个根据地就要完全暴露在日军的铁蹄之下了。1942年冬天，大约快要接近年关了，1000多名日军在伪军的配合下“扫荡”我根据地。敌人武器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二师主力部队和我们独立旅奉命参战。我参战部队在瑰子山及附近地区英勇抗击敌人，冲锋陷阵，视死如归。经4昼夜反复拼搏和厮杀，终于将进攻根据地的日军打退，瑰子山上抛下了敌人的许多尸体，我军亦伤亡几百人，战斗的惨烈程度使我终生难忘。瑰子山曾被日军一度占领。在夺回瑰子山阵地的最关键时刻，我军的子弹全部打光了，各级指挥员身先士卒，扔掉枪支，挥舞着大刀，冒着枪林弹雨，冲向敌群肉博，乱砍乱杀。骄横的日军被我军的强大气势镇住了，吓得手足无措，不得不纷纷后辙，狼狈逃窜。 在瑰子山附近，有两个分别叫雷官集和三官集的集镇被日军占领，我营两个连分别负责攻击该两处阵地。下午四五点钟时，营长叫我到攻击雷官集的连队阵地传达他的死命令：“在天黑前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拿下雷官集！”我身背背包，挎包和米袋，要跑步通过南北约1000米长的敌火力封锁线才能到达目的地。虽然有危险但情况紧急，我迅速奔跑而去。伪军在阵地前发现了我，一边大叫着“来了个小鬼”，一边向我射击，顿时弹雨乱飞。我匐伏在地，敌人一停止射击，我就抢时间前进。突然间，一排子弹打过来，我不得不原地卧倒，只听见敌人说“打死了，打死了”，他们不再放枪。我立即趁机跃起来飞奔，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了阵地上。由于又急又累，我竟在高度紧张和慌乱中传错了营长的命令：“天黑前你们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拿下三官集！”连长感到莫名其妙，他大声发火道：“我们明明在打雷官集，怎么又叫拿下三官集？”这时我才知道传达错了，立即更正命令。战斗结束后，连长很生气地向营长汇报我的错误，我吓坏了。营长知道我年龄小，不但没有训斥我，反而哈哈大笑。我认真接受了这一次的教训，从此以后类似的错误再未发生过。 由于党组织的培养和战友们的关心，我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不断进步和成长，先后担任过战士、骑兵通信员、文书和班长，并于1944年8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1945年抗战结束时我已担任排长了。 二、解放战争 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我作为一名新四军战士，曾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4年的浴血奋战，这时候特别高兴。抗战胜利前夕，我们部队编为新四军淮南军区独立团，我在团部特务连任骑兵通信排长。当时，淮南军区与新四军二师实际上是一家，师长仍是罗炳辉同志。日军投降后不久，毛主席为了国内和平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党中央还为此向全党发了指示，我们基层官兵也听了传达，大家都为毛主席的安全担忧。差不多同时，部队进行整编，我们编入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司令员系姬鹏飞同志，不久后由成钧同志接任。七纵是华中主力部队，很能打仗。1955年评军衔时，成钧同志任空军副司令员，授中将军衔。此后不久，我们七纵还曾改为华野七师。1947年1月，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山东军区部队合编为华东野战军，仍恢复七纵的番号，我原在的七纵十九旅改为十九师，师长是熊应堂同志。他也能打仗，情况紧急时，常常随手操起一根木棍就率领部队冲了上去。解放后，他曾任过二十军军长兼南京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授少将军衔。部队被编为野战军后，我先后在七纵十九旅、七师十九旅、七纵十九师工作，以后又调纵队部、二十五军军部通信连，任过排长、副指导员、代理指导员和指导员。我还记得1946年春天，部队曾为王若飞同志、叶挺将军等四·八遇难烈士举行过追悼会。 六合转移 1946年夏，国民党反动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全面向我党领导的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全国范围内的内战正式爆发。 7月16日，国民党军整编七十四师、第五军和第七军相互配合，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天长、盱眙方向猛扑，妄图消灭我七纵部队。当时，我们部队驻在六合以北，由于军情万分危急，旅首长要我带一名战士飞马赶往驻夫子庙的部队（大约是一个团）传达紧急转移命令。这里的首长一接到命令，就立即握住我的手说：“你送来的命令太及时了，稍晚一点损失就大了。”这一次，虽然是敌人主动快速进攻，我军仓促应战，但因为行动迅速，部署得当，我军很快包围了敌人一个团，全歼一个营。敌人装备很好，被我们缴获了很多卡宾枪。 保卫涟水 涟水保卫战一共进行了两次。 第一次涟水保卫战发生在10月19日至11月1日，历时14天。10月19日，敌整编七十四师与整编二十八师向涟水城发动进攻。七十四师战斗力很强，凭借装备优势曾几次突入城内，都被我守备部队勇猛地反击出来。30日傍晚，粟裕司令员和谭震林副政委下令主力部队全线反攻，我军歼灭了七十四师3000余人，二十八师5000余人，同时有效地掩护了我华中领导机关向山东转移。 12月2日，敌整编七十四师和二十八师经过补充休整后又再次杀气腾腾地扑向涟水，以步兵、炮兵、坦克、空军多兵种协同实行立体进攻。这一次保卫战，打得十分惨烈。我军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以前赴后继牺牲4000余人的沉痛代价，奋勇抵抗了13个昼夜，终于被迫撤出转移。特别是14日拂晓以后，因为形势十分紧张，熊应堂旅长、黄火星政委亲自来到一线工事，率领部队拼死抵抗，打退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进攻。有一次，我带两名战士保护黄政委到阵地上去，遇到了很大危险。这两名战士刚刚来到一道屋墙旁边，敌人立即向他们射击，子弹就落在他们身旁的墙上，我立即猛力将他们拉到一旁的死角。刚刚站稳，子弹又射到了刚才的地方，如果动作不迅速，他们两位战友当场就“光荣”了。 在此次保卫战中，一位纵队副司令员英勇牺牲。 宿北战役 著名的宿北战役是解放战争初期陈毅司令员领导的山东野战军和粟裕司令员领导的华中野战军会合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我军撤出淮阴、淮安后，国民党军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连续向北进犯。第二次涟水保卫战尚在进行中，陈粟首长就决定在宿（迁）沭（阳）地区打一场歼灭战，史上俗称宿北战役。 宿北战役从12月15日开始至19日结束，我军以伤亡8000人的代价，全歼敌整编六十九师指挥的3个旅零1个团及整编四十一师一部计2.1万余人，其中俘虏1.3万人，敌中将师长戴之奇兵败自杀，副师长饶少伟被擒。该战役开创了我军一次性歼敌三个半旅的范例。战役中的某一天，我一个人到战场前线执行任务，应该说是很危险的。当时，由于敌人已处于极度混乱中，兵败如山倒自身难保，所以我虽然孤身一人，还是平安回到了连队。 莱芜大捷 1947年1月，我华东地区主力部队合编为华东野战军（简称华野）。华野除留2个纵队于苏中苏北外，其余9个纵队均在山东执行作战任务。我军主力部队集中使用，机动性更强，有利于大兵团运动作战。由于连续遭到一些挫败，敌人由此开始逐步陷入被动局面，不得不改变战略部署，由原来的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为此，陕北和山东就成为敌人在全国范围内的进攻重点，国民党军云集山东的主力部队达到23个整编师（相当于军）计50万人，其实力远远超过我军。 刚刚打完宿北战役不久后的2月10日，我所在七纵部队就加入了北上歼灭敌李仙洲集团的战斗序列。 为了达到在北线全歼李仙洲集团的战役目的，陈、粟首长进行了特别巧妙的部署。首长们给敌人制造假象，故意摆出要在南部与敌人决战的架势，诱使敌军向南集结，造成北线敌军孤立的态势。而我军大批主力部队却秘密北上莱芜地区，围歼处于孤立状态的李仙洲集团。莱芜战役从2月20日发起攻击至23日结束，我华野部队以伤亡8000人的代价歼敌正规军5.6万余人，兵团副司令李善洲被活捉。 在这次战役的关键时刻，我紧随成钧司令员站立在一个地方，突然间不知敌人从哪里打来一枪，击中司令员的左胸，子弹打在胸骨上形成骨折，差一点就要打到心脏上了。司令员轻轻抚摸了一下胸口，细声说了一声“没什么”就不再过问了，好像若无其事一样。 莱芜大捷使蒋介石“鲁南会战”的意图变成泡影，在军事上政治上均受到沉重打击。 大战孟良崮 孟良崮战役全歼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王牌中的王牌、“国军模范”、“常胜铁军”、“御林军”整编七十四师，因而在中外战史上占有重要一页。这一次战役，我军改变以往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传统战法，转而采取在敌军云集的圆周中心，对强敌分割包围，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大无畏气魄，硬是将七十四师这个“硬核桃”一举砸得粉碎。在此次战役中，到5月16日我军仅用3天时间，就歼敌3.2万余人，敌中将师长张灵甫、副师长蔡仁杰，五十八旅旅长、副旅长等多名将领被击毙。事后，敌第一兵团司令官汤恩伯被撤职，整编二十五师师长黄百韬、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等均受到处分。对孟良崮的失败，蒋介石哀叹道：“真是空前的大损失，是我军剿‘匪’以来最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 此次战役中，我军负伤8000人，牺牲2000人，战役的胜利确实来之不易。 打孟良崮，我军参战部队共有9个纵队，其中5个纵队直接围歼七十四师，其余4个纵队担任阻击敌5个整编师和两个军的任务。我们七纵和二纵负责阻击敌第七军和四十八师。当时，敌军的态势是七十四师居中，其他部队围在侧翼，我们把他们比作一只乌龟，七十四师算龟头。龟头缩进去时，我们无法下手，可当它一旦伸出来时，就再也缩不回去了。我军所有参战部队都很苦很累。这一次，我们虽然打阻击，但也累坏了。部队每天行军100多里，今天到南边，明天又豁到东边，说不定后天又到了南边，敌人被迷惑了，根本无法判断我军的真实意图。例如，敌人本来以为我们在三四百里以外，不知怎么地，忽然间却像天兵天将一样出现在他们的眼前。在战场上，阻击部队的责任也特别重大，一旦让两股三股敌人合拢，整个战役的目的就无法达到，后果不堪设想。 在阻击紧张进行时，突然间敌人的一辆坦克向我们的阻击阵地冲来，妄图撕开一个缺口。谁知我们的战壕挖得较深，这辆坦克一下掉进去了，动弹不得，我军战士立即冲上去，用炸药包将其炸毁。坦克被炸毁后真像乌龟，狼狈不堪。当时，我们还唱着歌讽刺它——“铁乌龟，铁乌龟，横冲直撞它领头，掉进战壕里，活该它倒霉。” 攻莱阳 莱阳城位于胶东半岛的中心地区。敌军占领这里后，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在城墙内外形成了3层防御体系。我们七纵担任主攻，二纵、九纵、十三纵打援，攻城总指挥是许世友司令员。 12月4日黄昏，我纵向莱阳守敌发起攻击。当夜，攻城的二十师占领南关，二十一师控制西关，十九师亦直逼北关。5日完成四面合围，7日扫清外围，8日占领四关。9日凌晨，我军向城内发起强攻，至下午大部守敌被歼，只有大约一个营的少数敌人退至城隍庙和县政府核心阵地，据险顽抗。我纵当夜向该敌攻击，由于地形生疏，不熟悉敌防御工事的内部火力结构，加之缺乏重武器，经两天激战仍未能攻克，伤亡较大，有一个师打得只剩下一个多团。这时许司令员调来比较熟悉情况的十三纵三十七师，叫该纵周司令员将山炮连也调上来，对敌核心工事直射，攻击部队前赴后继，经一夜激战，歼敌1100多人，终于攻克敌核心工事阵地。 在攻打莱阳的关键时刻，敌人的多路援军开过来了。七纵刚从攻城阵地上撤下来，又奉命迂回到援敌的后头，切断其补给线和退路。敌人前进不得，后路又受到严重威胁，只好全线溃退。我们打援的对手是号称“天下第一团”的敌人，抗战时曾在缅甸作战过，战斗力很强。为了及时消灭他们，我们一天一夜跑了240里路。该部队被歼灭后，被俘虏的营长还很不服气，说我们打仗不上规矩，令人啼笑皆非。 莱阳大捷是胶东保卫战的其中一个战斗，歼敌1.7万人，整个胶东保卫战歼敌6.3万人。 克兖州 胶东保卫战结束后，华野东线兵团改为山东兵团，下辖二纵、七纵、九纵和十三纵共4个纵队。1948年3月上旬，我们向西南挺进，九纵打周村，七纵打张店，大获全胜。紧接着打潍县，打完潍县又马不停蹄，来到兖州城下。 兖州古城地处战略要地，素有“九省通衢齐鲁咽喉”之称，南屏徐州，北护济南，东临沂蒙，西接鲁西。敌军为固守济南、青岛和津浦路中段各要点，以7个整编师18个旅控制济南至徐州段，仅兖州及附近就有2.8万人据守。如果我们拿下兖州，济南的敌人就要受到很大威胁，牵一发而动全身。 许、谭二位首长决定七纵、十三纵和鲁中军区部队攻城，其他部队打阻击。7月7日夜，我纵攻克西关，鲁中军区部队攻克旧关。11日晚，各攻城部队全部进入出击阵地。12日傍晚，两发炮弹响起，山炮团直接以炮膛瞄准射击，仅在老西门一线500米宽的正面上就有3个师的部队并肩突击。 我纵二十一师六十团一连张连长亲率架梯班架桥，他们冒着敌人的火力扫射，全部下水作业。由于水涨流急，桥架不住，战士们就用肩膀顶着桥身，让突击部队迅速通过。进入城墙下，张连长又带领爆破队连续7次实施空中爆破，把城墙削成斜坡并乘势带部队冲入城内。 当日晚上8时，战斗全部结束。在守城敌军的9名将级军官中，中将军长霍守义等8人被俘，只有1人化装逃脱。 兖州战斗正激烈进行时，敌九十六军吴化文部奉令前来增援，当得知兖州被攻克后又向泰安转移。我九纵冒着大雨远程奔袭，乘敌混乱之际勇猛穿插攻击，又歼敌7500余人。 攻下兖州，我们又于9月份参加了济南战役。该战役的参战部队，三分之一攻城，三分之二打援，我们七纵在南面负责阻击徐州之敌北援。因为敌人最怕我军攻城打援，所以行动非常迟缓，我们打援部队这一次也就未能打上大仗。 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先后经历了歼灭黄百韬兵团、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等3个主要阶段。 在歼灭黄百韬兵团的第一阶段中，我们山东兵团的七纵、九纵、十三纵相继攻克峄县、枣庄、韩庄等地并包围了台儿庄，从东北方向逼近徐州，切断黄兵团西撤徐州之路。同时，对徐州东援之敌进行坚决的阻击，绝对不能让他们靠近黄百韬兵团。阻击最紧张的时候，敌人一番又一番向我们进攻均被打退。白天，敌我双方前沿阵地大体上相距近1公里。到了晚上，基本上是我军主动反击，往往要将敌人打退几公里，到了白天他们再往前推进，就这样反复拉锯，但敌人却始终未能突破我们的既定阵地。 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中，国民党军黄维第十二兵团为救援徐州之敌进入安徽蒙城地区，被中原野战军包围。我军围歼黄维兵团的部队以中野为主。为了确保全面胜利，华东野战军先后有5个纵队暂时调归中野直接指挥，参加打黄维。我们七纵从双堆集南侧包围攻击。敌人被全面围困后处于饥寒交迫之中，而我军的伙食却比较好，冰天雪地之中，饭菜热气腾腾，有时还能吃到包子。我们一边吃包子，一边对敌人喊话：“兄弟们，过来吧，有包子吃。”那些极端饥饿的士兵便避开当官的，三三两两地走过来或爬过来，吃饱以后就再也不回去了。敌人为什么吃不上饭？因为他们十多万人被彻底围困在那么一个很狭小的地方，地面给养来源完全被我军切断了。他们在百般无奈中寄希望于空投，可空投的数量十分有限，而且有时还落到了我军的阵地上，他们得到的仅是一部分而已，真是杯水车薪。在我军对黄维兵团发动总攻后，敌人的战斗力已经很差了，大部分缴械投降。我们通信连也参加了抓俘虏，俘获不少。 淮海战役的中后期正是严冬季节，天冷得很，我们的手脚常常被冻得麻木了，兄弟连队有一位战友在休息时把脚伸到火盆上烤火，因为特别疲劳，他一边烤火一边睡着了。不一会儿，旁边的人闻到焦糊味，一看竟是那烤火的战友的脚指头被烧着了，而他自己一点也未有感觉，仍然在呼呼大睡。原来，他的脚指头已全部冻坏了，失去了任何知觉，这是我亲眼所见。记得打莱阳时，天也特别冷，清理战场掩埋尸体，有的尸体冻得钉在地上，用力一搬就残缺不全。 渡江战役 淮海战役于1949年1月10日结束，2月9日部队整编，华东野战军改称为三野。我们七纵改称二十五军，下辖七十三、七十四和七十五共3个师，隶属于八兵团。整编结束后，我们便由蚌埠地区开拔，抵达长江北岸含山、无为一带的渡江作战出发位置，随时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我们原本列入渡江东集团，后因我们部队抗战时曾长期在苏皖边界地区作点，熟悉那里的情况，所以改属渡江中集团，归属九兵团建制，兵团司令员为宋时輪同志，渡江中集团的最高首长是谭震林同志。渡江前，部队利用夹江河汊进行了严格的水上训练，同时还开展政治学习。在学习解放军总部的命令时，其中还有毛主席的一段话——“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当然，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是毛主席的原话。 4月20日晚上8时，中集团第一梯队的4个军首先发起渡江突击。我军万炮齐轰，掩护大部队渡江，我们二十五军在大套沟至鲁港地段强渡。大约1个小时后，前卫突击队就攻占了一些江心洲。江南岸的敌军备战很充分，江防工事十分坚固，其中的机枪工事密密麻麻。为了快速接近敌人，尚未到达对岸的江滩，先头渡江部队就全从船上跳入水中，涉水冲向滩头阵地。有的敌人无心恋战，纷纷向后逃跑，将许多机枪工事完整地丢给我们。午夜时分，敌人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被撕开了长达约100公里的口子。二十五军部队一登上对岸就迅速占领了岳山、羊山尖等制高点。制高点被我军占领后，敌人动摇了，争先恐后向南逃窜，我们有个炊事班送饭途中竟然俘虏了1个排的敌人。21日，第一梯队即攻占芜湖、铜陵、繁昌等城镇。22日中午，该梯队已突入敌人的防御纵深50公里。23日，第二梯队各军亦全部到达南岸。 21日早晨，军政委黄火星同志带1个警卫排乘木船渡江，我和两个战士也随行。船到江中心时，从上游方向开来敌人的一艘军舰，天雾蒙蒙的，我们起初未注意，可是当看清楚时已经迟了。敌舰已靠近我们，它快速行驶时形成的浪谷将我们的木船吸附了过去，几乎贴在一起，形势万分紧张。这时，警卫排长急中生智，悄悄叫一名战士将背包托举起来，佯装是炸药包，同时大声警告敌舰：“你们赶快离开，赶快离开！不然，我们就要拉响炸药包了，与你们同归于尽！”敌人被我们的气势镇住了，乖乖地离开。这真是小木船吓跑大军舰啊！ 我们部队占领江南岸各要点后，即按照预先计划迅速行动，与东集团相互对进，包围歼灭南逃之敌，沿南陵、宣城、广德之线边作战边挺进。在青弋江边的芳山镇，我们二十五军的前卫营得知敌二十军的部队刚到湾沚附近，营长立即报告师部。师首长未等部队到齐，带着1个团先追过去。刚过湾沚镇，就发现通往宣城的公路上有大队人马在移动。这时，军首长也赶到了。于是，全军两个师以营为单位猛扑上去分割包围。战斗从中午打到黄昏，歼灭敌二十军全部及九十九军1个师，外加1个保安旅，计1.5万余人，其中敌军长被击毙，副军长被活捉。 打上海和进军福建 我们进军到丹阳、镇江后短暂休整了一下就开往罗店，准备打上海。这时，我们配属十兵团，司令员是叶飞同志。 上海真不好打呀。第一，原先估计上海的敌军，有几个部队同时起义，因机密泄露，策划起义的部队领导人被敌人秘密杀害，起义进行不下去，但我前线指挥部却不知情。第二，敌人曾作长期坚守的打算，利用复杂地形，分别在郊区和市内构筑了多层现代化立体防御工事。尤其是那些掩蔽着的地堡威胁很大，攻击部队往往成连成排地倒下。第三，上级严令不准使用重武器攻击，避免建筑物和一些公共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力求把一个较为完整的上海交给解放后的上海人民，交给新中国。一个军队为了战后人民的方便，宁可多牺牲战友的生命也不肯使用重炮，这恐怕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子弟兵才能做得到！我们二十五军先打吴淞口以后越过苏州河，最后攻打虹桥机场。打吴淞口的战斗非常惨烈，要占领一个地方总要经过反复的冲锋，伤亡很大。我军有一个团，大部分官兵都倒下了。攻克吴淞口后，发现敌人有艘军舰被击毁后扒在那里，大概军舰上装有银元。虽然岸边和码头上散落的银元较多，但我军战士却无动于衷，没有一个人弯腰捡拾。虹桥机场的敌人同样负隅顽抗，双方拼死争夺，每前进一步都不容易，但最后还是被我们拿下来了。 上海战役从5月12日起开始至27日结束，共歼敌15.3万人，其中敌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最后缴械投降。 上海刚刚打下，我们又奉命进军福建。沿途径过杭州、徽州、金华到达温州。驻温州不久，又从水路赶往福建的马尾。天气特别炎热，加之船只在海上颠簸不歇，我们很多人晕船特别厉害，我三番两次地呕吐，胃液吐得一干二净，非常难受。在马尾时间不长又移防，军部驻泉州，另有一个师驻厦门，列入解放台湾第一梯队战斗序列。 三、解放后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份，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抗美援朝开始。为此，我们的战备任务也跟着发生变化，由解放台湾变为待命抗美援朝，部队亦由泉州开拔，经厦门、上饶、金华、杭州、上海到镇江集结。1951年我调到师政治部任青年团干事，当时的团组织好像尚未称共青团而叫社会主义青年团。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全国青年踊跃参军，我们部队来了许多新兵。当时，朝鲜停战谈判好像正在进行，为了保证我军的持久战斗力不受影响，1952年，我们奉命将这一批新兵送往朝鲜前线。整个前线，志愿军一下子补充了几万名新兵。这一次，我们的军列一直开到丹东，经新义州到达平壤往南约七八十公里的沙里院，从这里再往南到三八线也只有一百多公里了。沙里院是朝鲜的一座中等城市，相当于中国的省会。我们根据残存的遗迹判断，这里战前还通公共汽车和电车，应该说还是比较繁荣和发达的。美国侵略者发动侵朝战争，将这座美丽的城市摧毁成一片废墟，到处是断墙垣壁。这一天下大暴雨，全市竟无一幢完好的房屋供我们避雨，成千上万人只能蹲在残存的墙角边任凭大雨将浑身淋透。 我们从这里返程回国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回国的闷罐军列停在火车站上已好长时间了，因不知还要等到何时发车，我便下车穿过空闲的铁轨到偏僻处解小手。当我返回时，原来空着的轨道上却突然停了一列火车，我无法通过。不一会儿，它离开了，我立即穿过去赶到刚才下车的地方。铁轨上空荡荡的，我乘坐的专列在这短暂的时间内开走了。这怎么办呢，异国他乡见不到一个熟悉的人，我怎么回国？急得满头大汗，像热锅上的蚂蚁那样。真是蒼天不负有心人，在这关键的时刻，幸亏遇到了营里的一位助理员，他也是掉队的，正在又急又愁之中。我们二人一商量，立即找到一辆正准备开往新义州的中国列车上的驾驶员，说明我们的身份和困难，要求他把我们带过去。到了新义州火车站，发现我们原来乘坐的军列尚未回国，正停在那里待命，我们高兴极了，否则不知要多费多少周折。 朝鲜战争结束后，军队进行整编，我们二十五军部队，有的编入空军，有的编入海军。1953年我奉调江苏省军区边防警备团（简称边防团）任政治处青年干事，部队驻启东。 1955年实行军衔制，我授上尉军衔，正连十九级，同时被授于独立自由和解放证章。 1944年，我荣立二等功一次。解放战争部队在山东作战期间，我多次荣立三等功。 1957年我结婚组建家庭，此后生有一个女儿和三个儿子。 1958年，我从部队转业，先后任泰州玻璃厂副厂长，泰兴丝织厂厂长。在丝织厂工作约一年后调泰兴城东公社任人武部长，1962年任黄桥镇人武部长。1971年任国营黄桥电机厂（黄桥人简称大电机）副厂长，1973年任县食品公司副经理，1980年正式离休。 四、难忘战友情 大哥哥们呵护小弟弟 我在新四军、人民解放军中度过整整十八年时光。其中，有九个年头是经常在战火中与死神打交道的。九年中，无数战友英勇献身、长眠地下。如果说我在战争年代对国家对人民也有一点贡献的话，与他们比起来就微不足道了。正是战友们的英勇献身才换得了我们的幸存。我这名幸存者与其他幸存者还有所不同——经历过那么多的战斗，九年浴血，我不仅未被死神拉走而且竟然未负过一次伤身上什么伤痕都没有！这没有什么抉窍，完全是战友们无时无刻不在关心呵护着我，使我避过了许多危险。否则，我根本不可能在人民军队中待那么久，不可能活着看到新中国的诞生，更不用说无任何挂彩的经历了。 我13岁参加新四军时还是个孩子。现在这样大的孩子，父母还宠不过来呢，更不用说参军打仗了。当时我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连一些生活琐事也要由那些大哥哥们手把手地教。更重要的是他们教我怎样做人，教给我许多军事技能，教会我在战斗中怎样既完成任务又保存自己。在许多生死关头，他们总是把危险留给自己，而使我具有相对的安全。从普通战士到班排长，再到连、营、团、旅首长都把我这个小鬼当成自己的小弟弟，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所以我常常深切地体会到，离开了这些首长和战友们，离开了温暖如家的战斗集体，我一天也不能活着。 1942年，我们来到了来安附近一个叫自来桥的地方打游击，这时我14岁。这里有敌人的大据点，我们跟敌人捉迷藏，夜里到据点附近袭击他们，使他们产生恐慌，白天则秘密转移到较远的山里头。今天驻这里，明天又要换另一个地方，根本停歇不下来。正在这时候我的腿部患了脓毒血症（民间俗称吊脚瘅），腿肿得厉害，疼得也很厉害。有一次，部队临出发，我突然向班长和连长说我不走了。由于未说明详情，领导上以为我调皮开玩笑，所以未应允我的要求。走了一段路程后，他们发现有问题便歇下来看我。一得知真实情况，连长、排长和班长立即亲自扎了简易担架，派3位战友将我抬送到六合以北叫花塘的后方医院。那时医疗条件差，医生给我开刀割腐肉时无麻醉药，我虽然疼得要命，但旁边有专门的医护人员陪我聊天，转移我的注意力。出院时，我因年龄太小又不知部队到了哪里，所以回到了父亲身边。父亲很高兴，他对我说：“你回来了就好，我送你去学开汽车。”我想，我是个穷孩子，到了部队以后，领导和战友们待我这样好，我哪里舍得离开他们。虽然在家只住了七八天，但天天想部队，天天想战友，所以我很快就设法回到了原部队，继续当一名抗日小战士。要是我所在部队是人吃人的反动军队，就是打死我也不会回去呀。 解放战争期间，我们纵队（军）部办有教导团，专门从基层连队抽调干部集中培训后提拔使用。我曾经有4次机会到教导团学习，但熟悉我的领导们舍不得，硬是将我挽留了下来。结果，这4位先后去学习后分配到新的岗位上的战友，3位壮烈牺牲，还有一位面部被炮弹削去一半，严重致残。当时我不明白领导上这样做的原因，以后才知道因为我是独子，年龄又小，实际上是为了照顾我。 战争年代相夕相处的战友，每一次打仗都是生离死别，上一顿饭还在一起吃，下一顿已经是阴阳两隔了。这样的离别，有时甚至发生在眼睛一眨的瞬间。正因为这样，所以战友之间的友谊比金子还纯洁，还宝贵。我们连有一位年龄比我大得多的姓张的战友，安徽凤阳人，他对我一直很关心，把我当成自己的亲弟弟，我也视他为哥哥。他参军前已经结了婚，但以后他的老婆却被当地的一个人霸占去了，他知道后心里一直很苦闷，谁也不肯告诉。在他心里，我是他最信任的亲人了。有一次，他深情地跟我说：“小弟弟，如果我牺牲了，革命胜利后，你要到我家里替我报仇。”听了他的遭遇，我几乎要哭出来。大约一年左右，他调其他连队任干部，在战斗中牺牲了。这件事，我多年记在心中。报仇不存在，但很想到他家里看看，可惜不知道他家的详细地址，一直未能了这个心愿，感到很遗憾。 与迟浩田同志的友谊 迟浩田同志，山东招远人，1944年参加工作，1945年入伍，1946年入党，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初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 大约在1945年末至1946年期间，我任通信排长。有一天，领导上交给我一项任务，要我将兄弟部队的一名小战士护送到他们的驻地。经路上聊天，得知他叫迟浩田，比我还小一岁，是九纵的战士，行军转移时掉了队。战争年代敌情紧张，行军掉队是很危险的，尤其是新战士、小战士更加如此。他尽管年龄小又是新兵，但掉了队能找到兄弟部队，说明他是很机灵的。途中，他肚子饿了，看到店铺里摆着刚出笼的香喷喷的绿豆糕，跟我说很想吃，可是他身上又不曾带钱。看着他可爱的样子，我立即爽快地答道：“想吃不要紧，我给你买。”我们平时零用钱太少了，所以身边很少带钱。幸亏不久前我买马料时剩下一点零钱，仍放在口袋里。于是满足了他的要求，可能因为他年龄小，一下子吃多了，不一会儿还拉起了肚子。我将他送达目的地后立即返回，很快就将这件事忘记得一干二净。 1947年5月，我军打孟良崮。一位同样是解放军的陌生青年来到了我们通信连，说他是九纵的一名副指导员，叫迟浩田，要找高志富。我感到既突然，又高兴，这一次见面的时间不长，因战斗紧张，不一会儿便分手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当上国防部长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后，经常在新闻媒体上露面，而且还亲自到黄桥来视察过。这个迟浩田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迟浩田？我想，同名同姓的人很多，可能是不同的两个人，以后，通过阅读其简历方知是同一个人。这位战友担任了如此重要的领导职务，我很高兴也很淡定。有朋友向我建议设法与迟浩田同志联系相认，我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因为我有自己的想法。第一，我记得他，他不一定记得我了。第二，他工作一定十分繁忙，即使还记得我这个战友，但哪里抽得出时间处理此类事情。将我们两人的友谊永远铭刻在心头，不刻意张扬，反而更好。 作为一名曾长期在战火中浴血奋战的新四军老战士，我的脑海中经常浮现战争年代的画面，久久挥之不去。值此新中国诞生七十周年之际，我将自己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初的亲身经历作了一个简短的回忆，特别聘请黄桥镇老干部党总支书记王永生同志帮助整理成文。我之所以这样做，目的有三个方面。一是说明新中国的诞生来之不易。二是告慰为中国的独立自由和人民解放事业英勇献身、长眠地下的战友们，你们的理想早已经成为现实。三是希望青少年朋友们永远在和平的阳光中学习、工作和生活，以不懈的努力创造人生的辉煌，使我们的祖国变得更加强大！ 2019年5月30日 来源：黄桥历史文化研究第24期
| 
窥视卡
雷达卡
变色卡
千斤顶
照妖镜
来自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