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 干部、战士生活待遇回顾（作者：陆锡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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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干部、战士的生活待遇，是一个值得回忆的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题。

        革命战争年代干部、战士的生活和待遇供给，概括来说是万分艰辛，待遇菲薄，为了理想，舍命支撑。这一时期可以分为两种境况。一种是在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中，为了保存革命火种，红军完全处于打打走走的游击战状态，根本谈不上什么待遇。一种是有了比较稳定的革命根据地，虽战事不断，但低标准的生活供给有了保障，并逐步建立了低标准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制”。

        建国初期，百废待举，经济困难，大部分干部、战士仍维持较低的供给制标准。同时对统战对象、旧政府留用等人员实行工资制。总的来说，这一阶段所有工作人员生活仍很艰苦。

（一）

        在完全游击环境下，没有后方供给，又不能较长时间在一个地方驻扎，红军难以获得群众的支持。部队又总是转战于丛林山野、穷乡僻壤、人迹罕至的地方，更难以获得补给。全靠沿途打土豪、夺取敌军的给养，解一时之困。解决吃饭问题成了仅次于战斗的大事。那时粮食奇缺，喝野菜、南瓜汤是常事。就这样战士们常常三餐不周，有时数日难得一饱。脚上穿的是自己打的草鞋，身上的军服补丁驼补丁，破破落落，难以蔽体御寒。几个人合一块土布既洗脸又洗脚。战士们的所谓生活待遇就是这个状况。

        在如此险恶艰难斗争的岁月里，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红军的领导干部与战士同甘共苦、生死相依，形成了拖不跨、打不散坚强的战斗集体。近期热播的《开国元勋朱德》电视剧中，有一段朱德与夫人康克清的对话，听来真令人感慨万端。朱对康说：“我生病房东大娘给我炖了一只老母鸡，要给钱。”康问：“给多少”？朱答：“一个月的伙食尾子”。康又问：“你一个月伙食尾子多少钱？”朱答：“三毛”。康惊讶地说：“怎么？你当军长的伙食尾子和我们一样多？一只鸡给三毛太小气了，给五毛。”朱笑着说：“我兜里只剩二毛了。”康说：“算了，这只老母鸡的钱我包了。”当时干部、战士每月有数量有限的饭菜金，用来向老百姓采购食品。由于三餐不周，又多用瓜菜充饥，月终有了结余，平均分发给干部、战士。战士们叫它做“伙食尾子”。伙食尾子实际上就是干部、战士唯一的生活津贴。朱德在滇军当旅长时每月薪金是三千大洋，现在每月仅三毛钱的伙食尾子。每当困境，老战士常用这个故事激励新战士。长征途中，红军突破湘江封锁，抢渡大渡河、金沙江，过雪山、草地，战斗更加频繁激烈，生活更加艰难，伙食尾子也发不成了。

        我们的红军战士为了实现崇高的革命理想，表现出的从不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不怕牺牲、不畏艰难的献身精神，真是气壮山河，震古烁今。

（二）

        当红军开辟、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后，体制上增加了政府、群众团体、公营企事业单位。革命队伍增加了大量知识青年、专业技术人员和统战对象。这时不能再沿用长期游击环境下解决干部、战士生活问题的标准和办法了 。同时，随着根据地的建立，有了一定的财政收入，初步具备了改善革命队伍成员生活待遇的物质条件。中共中央决定对革命队伍的成员统一实行“供给制”。供给制是为解决所有革命队伍成员的生活必需而实行的一种物质分配制度。这种分配制度，按实际需要与可能，改变了过去绝对平均主义的做法，按照个人的职务、经历，定出不同等级的供给标准施行。到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对供给制陆续公布几项统一的规定，使供给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改进完善。

        供给制实施之初，相对普遍提高了干部、战士的衣、食方面的标准，并发放少量津贴。领导干部和一般人员的供给标准略有差别，主要体现在伙食上大灶、中灶、小灶之别，生活津贴也略有高低。

        供给制不断完善后，供给范围不断扩大到衣、食、住、行、学，生、老、病、伤、残、亡等各个方面，以及发放生活必需品和零用钱（津贴），还包括在革命队伍中结婚所生的子女的生活费、保育费等。当时批准结婚有职务、革命年限、年龄等条件的限制。相传有“二五八团”之说。就是要具备了二十五岁、八年军龄、正团职三个条件才可以申请结婚。

        供给的具体标准都有明文规定。在津贴费的发放上，1939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各机关津贴标准》：军委会主席、委员、师长以及边区政府直属各厅、处、院首长每月津贴5元，旅长、专员、处长等4元，团长、县长、科长等3.15元，营长、区长3元，连、排长2.15元，班长、伙夫、马夫及通讯员等2元，学员、战士及勤务员等1.15元。

        在伙食上实行大、中、小灶制度，享用对象 和标准亦有具体规定：凡区党委部长以上领导干部吃小灶，科长级以上领导干部吃中灶，科以下干部和士兵吃大灶。大灶的伙食标准为每人每日2角至3角，吃小灶、中灶的每人每日按规定标准另外增加不等的伙食补助。

        对于统战对象、进步民主人士和开明士绅参加革命工作的人员实行优待政策，发给薪金。

        中共中央考虑到各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环境不同，条件各异，同意各地参照中央的规定，制订适合各地的供给制标准。

（三）

        新中国成立之后，遍地疮痍，百业待兴，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全国实行供给制和工薪制并存的分配制度。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军队沿袭延安时期的供给制，供给标准仍较低。对原来实行工资制的人员和旧政府的留用人员实行工资制。当时国家机关中实行供给制的占80%以上，事业单位中约占三分之一。工薪制高于供给制的待遇达一倍之多。

        1950年政务院颁布了《关于各级人民政府供给制人员大、中、小灶伙食标准的规定》，和《中央直属机关供给标准》等文件，把实行供给制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包括粮食、菜金、煤炭、鞋袜、棉被补贴、过节费和轻病号补贴费等），和其他津贴一律折成米数，发给个人，包干使用。享受大灶标准的每人每月折米面130斤，享受中灶标准的每人每月折米面160斤，

        享受大灶标准的每人每月折米面225斤。其他如技术津贴、保健费、妇婴费，以及住房、水电、家具等项均照旧供给。

        从上列数据可以看出，当时实行供给制的各级干部的生活费标准是相当低的。

        那时我们泰兴地区实行供给制，不仅标准偏低，执行的项目也比较少。

        离休干部张林森老校长在一篇文章里回忆他进城后（泰兴城解放）享受供给制待遇的情况。“在机关食堂吃饭，我是一顿四碗，一天十二碗，这饭量保持了四、五年”。“进城第一次拿到津贴很高兴，究竟拿多少，记不清了。只记得一次患眼疾，买一个洗眼杯用去了半个月的津贴”。“冬天买一双棉袜用去一个半月的津贴。那时一条长裤，一条短裤轮换着穿，度过夏天。冬天我的棉被太薄，经领导同意从上缴的破旧棉衣里撕取棉花添进去很暖和”。“大约1953年开始评级，我是七等四级，拿到10元左右，很高兴。对家庭特殊困难或遇天灾人祸的同志，经批准可改工资制，金额翻一番”。以上的片断回忆可以大体了解泰兴地区解放后供给制待遇的概况。可想而知，此前本县干部、战士的生活待遇会更艰苦。

        解放后，教师列为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从解放区到城镇接管学校的干部享受供给制，留用教师和新吸收的教师发给人民币，算是工资，不享受供给制的其他待遇。后来发给米、麦等实物，最低每人每月70斤，最高140斤。不久又改发人民币。由于一度物价波动，为了稳定干部、教师的生活，开始实施“工资分制”。工资分制按大米、白面、煤炭三项主要生活用品的市场价确定单位工资分值，按个人评定的等级计发。当时一个工资分值大约在0.18元到0.22元之间，随物价浮动。小学教师每人每月工资分的幅度在90—140个之间，初中教师在100—160个之间。按职务、学历、工作年限和任教年级评定等级发放。1954年省人民政府规定新分配中师毕业生每月享150个工资分，泰兴发140个。

        建国初期，享受供给制待遇的干部，供给标准偏低，虽能吃饱肚皮，但衣单钱少，生活清贫拮据。享受工资制的人员待遇也不算高，拿到的米、麦或工薪，只能维持家儿老小低标准的吃饭问题，孩子难得添置新衣服。但那时享受供给制的干部以享受供给制待遇而自豪，以艰苦节俭为荣。他们以高涨的革命热情、强烈的事业心，克勤克俭、廉洁奉公，为建设新中国尽心尽力。享受工资制的人员，十分珍惜人民政府分配的工作，提供的为人民服务的岗位，满怀感激之情，学习上进、适应形势，兢兢业业，勤奋地作出贡献。新中国呈现一派团结祥和、欣欣向荣、朝气蓬勃的景象。

        由于两种分配制度的并存，供给制与工资制之间生活待遇有较大差距，产生了各种矛盾。周恩来总理于1955年初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国家工作人员全部实行货币工资制的意见。1956年6月31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命令》（军队、事业单位及相关部门亦参照执行）。命令规定自当年7月份起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改行工资制后，其家属的一切生活费用，都由个人负担，包干制的一切费用规定同时废除，凡工作人员住用公家房屋，使用公家家具，用水用电，子女送托儿所等，应一律缴租、纳费。

        新的工资制度分为二十四级。据当时七类地区标准：一级工资594元，三级工资478元，十级工资217元，十七级工资101元。二十级工资72元。干部和工作人员按照职务、军衔，享受级别工资。政策规定，党和国家及十大元帅领导人享受一级、二级、三级工资。毛主席坚持只拿三级工资，使得一批如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老帅们也拿三级工资。据说只有少数人拿了一级工资，如宋庆龄等。泰兴不知属几类地区，当时中小学教师工资幅度在十八级至二十四级之间。二十四级24元，二十三级29元，二十二级34元，二十一级39元，二十级44元，十九级51元，十八级不到60元，其中校长、副校长比教师增加0.5元。此次工资定级后，只在1961年至1964年间对个别过去定级偏低的干部调整了一级，七十年代初每人每月增加了数元物价补贴，一直未变，坚持执行了近三十年之久。

        纵观中外诸多战争史料，像中国红军这样一支装备简陋、供给菲微、环境险恶的军队，能够排除千难万险，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终于打下了人民的天下，是世界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究其原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崇高革命理想的指引是根本保证，而党实行的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供给制”，既为革命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精神力量的支撑，更为红军战士维持生命力、战斗力解决了物质支撑。战士们称赞“供给制”是“战时共产主义的生命线”，是红军坚韧战斗集体的精神纽带，是红军铁的纪律和物质基础异乎寻常的保障。“供给制”发挥了它在革命战争中无可替代的作用和巨大功绩，闪烁着“革命理想高于天”、“战时共产主义精神”的熠熠光芒。革命战争年代的“供给制”是革命先辈留给“后来人”的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体念、思量。

来源：黄桥历史文化研究第19期

云帆

当时的革命者虽然艰苦，但革命意志坚定，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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