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19年，今年97岁。七十多年前参加的抗日救亡活动，现在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1938年春，在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1937年2月南京失守，其时年仅18岁的我，眼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落入敌手，心如刀扎一样难受。其后不久，当数千名携家带口，从江南避战乱的难民逃到黄桥，大街小巷里那些号啕饥哭的惨状更使人悲愤满腔。这群难民，后经街上诸多商号及社会各界的援助，其中我父亲也出了资，才算解决了吃饭和住宿的问题。
这天上午，我又和往日一样，来到了珠巷内的何氏宗祠。这所镇上名门望族的祠堂，因民国初期的多年战乱，已破败不堪。从破旧的大门进去，原先作为供人瞻仰祖宗遗像的第二进大厅，现也空空落落；后院东侧原为体息室的三间小平房堆满杂物。偌大的院落和空处，因长期无人管理，从而成了与我年龄相当的青年人嬉戏娱乐的场所。
当时，常来这里的除有离此最近，家住十八个弯巷内的高正琪、高正康（新中国成立后为新华社记者）外，还有家在大街上的石炳华、石炳龙、程义堂、彭如林、段义山、段义堂、尹之珊（再生）、陆满经等人。这些人和我一样，家里都开着诸如瓷器店、药店、银匠店、破布行、杂货店等店铺。
当年，我们聚集在这里，除日常进行举石锁、踢毡子等小型体育活动外，出于年轻人的天性，更多的是学唱歌曲。在当时全国全面抗战的热潮中，《松花江山》、《救亡进行曲》等抗战歌曲己风霏全国，并已传到黄桥，这在全镇文化娱乐活动十分匮乏的情况下，成了我们聚集在一起的主要原因。
此时，我发现在原先的小伙伴中，又多了一个陌生面孔，经人介绍，才知此人名沙继生（新中国成立后为扬州商校老师），江阴北门外沙泰来颜料店的公子。现举家客居在大石桥东德兴益染坊老板朱卓仁家中。从他的讲述中，我才得知他家是因避战难来到这里，说起日军侵占江阴后烧杀抢掠的罪行，作为目赌者，他恨得咬牙切齿，提起惨状更是痛哭失声，满面泪珠。说着说着，内中一人吼了声，说国民政府既不抗日，我们决不能当亡国奴，虽不能上抗日战场，但作为热血青年，喚醒民众，投身抗日应是义不客辞的职责和任务。在大家的一片叫好声中，年龄比我们较大的沙继生更为激动，他说，虽说我是外乡人，但现在来到黄桥，也就是黄桥人。既然大家有这样的积极性，我看不如成立个组织，共同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就叫黄桥青年救亡工作团。此言一出，在场的人无不拍手叫好。就这样，这个群众性的自发革命团体就这样诞生了。
上午组织成立，下午就有人来报了名。消息传出去后，招来了更多青年人，几天后就有了30多人。
查禁日货和募捐，是我们这支队伍组建后做的第一件事。虽说我们大都为商家子弟，家中不卖日货自是必守之规，不用交侍。但面对出售日用化粧品的店铺（日货主要集中在这里）及小商小贩，却不能打保票。由此，我们先在街面上进行宣传教育，并对这些店铺及个人进行检查，一旦发现，立即销毁。所幸的是这些商家的觉悟都很高，如当时市面上流传很广，到处贴有八字胡人头像广告的仁丹，因是日货，商家见到我们的宣传后，早就作自行处理，并再也不进货了。
募捐，是为活动提供物质上的保证。当时，我们虽多为二十岁上下的年青人，但都没有工作，在无经济来源的情况下，总不能每次活动都去向父母伸手要钱吧！
那时的募捐，是由宣传队先行行动，到店家门前唱歌，唯一的伴奏乐器也仅为口琴，后来才借到一台手风琴。店家一看我们，见大多又是熟人家的孩子，便会主动遞上钱来。当时有一个商家，可能因店主不在，伙计仅给了一分钱。记忆中，最为慷慨的是老宝成烟店，老板出手就是一元大洋；夏庆昌布店给了五角。前后共10天的募捐活动，共收到30多元。这些钱，当时可不是一个小的数目，那时的一个鸡蛋，市场价仅卖一分左右。张榜公布时，大家想起仅捐1分钱的店家，心中大为不满，由此便将此家特地列为榜首，并写上“XXX店慷助大洋1文”的讽刺语，用以出这家的洋相。榜在祠堂大门外贴出后，围观者笑的笑，骂的骂，那些难听的话传到这家店主耳里后，他再也坐不住了，跑来一看，立马又捐出5角。
有了组织，又开展起活动，为了师出有名，大家经过商量，经过讨论，決定制作一个标示身份的胸徽。人员分工时，因我和石启泰年龄较小，被分工负责总务。由此我便通过朋友的关系，在南布巷一家印刷社，制成了长有1寸半，宽近1寸，质地为黄布的胸徽，上署“黄桥青年救亡工作团”这9个小字。这一来，虽说各人的着装不同，但因有了这个胸徽，队伍再开出去演出时，这鲜红的标识，远远一看，要多神气就有多神气。行走在大街上，随着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演出时大伙儿的劲头也就更足了。
二年后，队员陆满经去泰兴西乡走亲戚，因藏在身上的胸徽被驻守在蒋华桥的日伪军查出，从而被作为抗日分子惨遭迫害，逼跪在刀尖上被活活戳死。噩耗传来后，我们所有队员后在王家巷西侧的北庵庙里，为他专门开了一个追悼会。
宣传前排演场地，也设在何氏宗祠内的大院内。演出节目除独唱外，大多为合唱，加上活报剧，共有15个节目。在这里排练后，我们还专门搭了戏台，举行过两次正式演出，道具是由我和石启泰借来的。事后，泰兴日报组织记者来采访，在报纸上登了大半版的文章。
这些歌曲和演唱中，留有记忆最深的是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演出中，当班主拿鞭子抽打因饥饿无力唱不出来的女演员时，人们初时惊愕，继而愤怒。而当一正义青年挺身而出怒斥班主时，涕流满面的女演员反而挺身拦住，说这是他的父亲，求这位青年放过他。他们是因家乡沦陷，流浪到这里被逼以卖唱为生。戏演到这里，人们无不义愤填膺，泪流满面。顷刻间，在正义青年的振臂高呼下，“不当亡国奴，打回老家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在全场如春雷般响起，此起彼伏，久久不息。而每到此时，队伍中年仅12岁的石炳龙最为激动，作为年龄最小的队员，他几乎是全身跳着起来喊，嗓门也最大。
当时因无女队员，故这种卖唱姑娘的角色总是有尹之珊（再生）来演。这位尹家照相馆的后人，男扮女装可真不简单，解放初期的文娱活动中，现今六七十岁的人大概总会留有印象，闹花灯中的那个老太婆，就是由他扮演的。
常期男扮女装，熟悉和瞭解剧情，从而他也成了不署名的编剧，许多街头活报剧也大多出自他手。
我们的宣传活动，除在镇内演出外，又曾下到镇周边的农村。逢香期场是必去。所到之处，有钱家庄、溪桥等地。当时去，全是步行，演员自带服装、乐器；我作为总务人员，除事先去联系外，背上两只竹壳热水瓶是份内之事。最后一次演出是到距黄桥镇南面七里的路庄，这一次去的人多，浩浩荡荡的队伍有近60人。演出后人们趁热打铁，又赶到其南面二里处的横巷，为那里的国民政府驻军加演了一场，受到了官兵的热烈欢迎，事后还留我们吃了一顿便饭。
田德仁，泰兴市黄桥镇人。1940年7月新四军东进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活动。自行组织的黄桥青年救亡工作团后被吸引进入以黄云祥为会长的青抗会。黄桥战役发生后，为揭露国民党韩德勤部挑动内战，妄图消灭我新四军的阴谋，他和小伙伴们又一起深入到前沿散发传单。当年幸存的一张传单现被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收存。
上世纪七十年代退休后，他致力于革命传统教育，被黄桥镇多所中小学聘请为校外辅导员。
1983年，作为“邮痴”，他倡导和推动筹建起黄桥镇集邮协会。30多年来，协会举办邮展50多次，展品在省、地、市获奖8人次，获集体光荣称号9次。中央电视台中午12时《新闻30分》节目曾作专门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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