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发生在泰兴的白莲教起义乌龙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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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熹宗皇帝朱由校登基的那一天起，大明一朝注定气数已尽，这位木匠皇帝除了整天与斧子、锯子、刨子打交道外，朝政之事一概不问，任由宦官横行，以致吏治腐败，民生凋敝，造成边境侵扰不断，农民起义频仍的局面。

　　天启二年（1622年），徐鸿儒在山东发起了一次白莲教大起义，揭开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明朝政府称其为260年来未有之大变，可谓影响深远。
　　徐鸿儒在山东和南直隶交界附近封锁大运河，截获漕运船只，切断京城及东北边境军队粮草供应，从而引起朝廷恐慌，不得不派兵镇压。天启二年（1622年）九月徐鸿儒起义失败被俘，十二月在北京被杀。
　　白莲教崇奉阿弥陀佛，提倡念佛持戒，为下层人民所接受，信徒甚众，明朝时期活动频繁，在农民战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徐鸿儒领导的白莲教起义最高潮时，其影响力波及山东、南北直隶以及其他五省的部分地区，他们计划“南通徐淮、陈、颍、蕲、黄，中截粮运，北达神京，为帝为王”。据说，当时围攻扬州城的白莲教徒达二十万之众，知府杨嘉祚亲率兵丁防守，严阵以待，义军才未能攻克。

　　据《江西通志》记载：“杨嘉祚，字寨云，泰和人。万历进士，知扬州，会白莲妖寇号二十万，旦夕逼城。嘉祚亲履行伍，坚壁厚阵以待之。贼惧，宵遁。”
　　杨嘉祚任职扬州期间正值多事之秋，北方金兵侵扰，山东白莲教起义，扬州城内亦不太平，“椎埋屠狗之徒，黄盖腰金，横行肆虐，人莫敢问”，周边各县又受募兵之害，“招呼党类千万成群”，可谓危机四伏。
　　天启二年（1622年）九月，扬州府所属泰兴县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县城骚乱。据杨嘉祚《广陵涛尺牍》卷一记载：“忽传泰兴初三日有叛贼千余倡乱围城，城内居民奔窜大半，本县乡绅奔告求援，一时风鹤之惊，维扬震动，续传有奸棍冒称把总名色，募兵二百余名入城，未知奉何明文，已遣飞骑查探。”
　　原来，半个月前白莲教在泰兴县城到处散发传单，约好时间举行起义，顿时城内民众人心惶惶。无巧不巧，这时兵部职方司司务徐六发招募兵丁，带领百余人突然闯入泰兴县境，这与传单内容不谋而合，民众以为义军已到。当时恰逢知县陈烜奎因公外出，无人主持，市民害怕遭到劫掳，争先恐后向城外奔逃，无法阻止，丞簿出于安全考虑，勒令紧闭城门，随即人们争相从水关破板而出，落水者甚众。

　　第二天，谣言稍定，城门始开，徐六飞带领多人入城，驻扎在城东南延佑观内，此时城外聚集了大量“投募之人”，始终不肯散去，一时气氛紧张，城内市民疑虑重重，乡绅更是惶惶不安，遂派人连夜赶往扬州府告急。知府杨嘉祚得知情况后，一面遣飞骑查探，一面要求地方官府解散游民，一面安抚城内固守待援。
　　两天后，得知两名为首者被擒，徐六发仍在城内，杨嘉祚“恐讹言日增，奸党伺衅而动，反生不测”，当即与袁中军一道率兵前往泰兴弹压处置，“知府杨嘉祚，知县陈烜奎，立杖数人，系之狱中，人心始定”，“无藉之徒顿散”，徐六飞及两名为首者被押解至扬州。
　　经审理，徐六飞并没有守备署的募兵公文和令牌，有谋逆之嫌。两名为首者唐时芳、杨道成，一系泰兴白莲教民，一系如皋衙署差役，二人自称把总，以募兵为名，意欲与徐六飞相依行事，趁民众骚乱而攻克县城。

　　这次事件被杨嘉祚记载于《广陵涛尺牍》卷一，当时城外所谓“投募之人”号称义兵，实际上很有可能就是白莲教民，因为此前山东白莲教起义的烽火已经燃烧到淮扬一带，而杨嘉祚害怕朝廷追究其失职，所以报称这些人为无业游民。
　　究竟是白莲教举事还是募兵乌龙未见历史明确记载，虽然最终有惊无险，但是由于动静过大而引起朝廷震惊。知府杨嘉祚也吓得不轻，接连上书淮扬海道马虞生、兵部职方司侯晋阳、漕运总督李养正等陈述事情原委及处置情况，同时极力为泰兴知县陈烜奎开脱，并要求其务必克尽厥职，防止奸徒借募兵之名行不轨之事。
　　事后，浙江道御史陈保泰疏言直指当时募兵之害，市井无赖之徒及奸人之雄，借此名号，鼓乱天下，而郡邑官员多贪婪逐利，朘民脂膏，中饱私囊，以至人神共愤，危机四伏，懵然罔知。陈保泰言辞中肯，道出当时叛逆四起的原委，并借“泰兴城门昼闭数日，居民惊窜”之事希望引起朝廷的重视。

作者：印九红

来源：延令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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