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纪事（作者：黄毓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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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篇

　　我出生那年，父亲已六十三岁。这不构成自己对父亲情感浓浓却又印象淡淡的原委——从能记事算起，我在其膝下亲受耳濡目染也达十七、八年，何况老人家颇孚众望，乡里、亲朋间一直多有一些相关的诉告。
　　印象淡淡云者，贴实的关涉还要回到父亲哪边—— 如果他建立过赫赫功业抑或留下过斑斑劣迹，如果他对我有过高高的企求、重重的责罚哪怕狠狠地打过我一次，都会有些刻骨铭心的记忆；但是没有。父亲没有十足的“味儿”、鲜艳的“色彩”，就是一个普普通通、规规矩矩的人，一个无求于利禄乃至疏淡于营生的人，一个对自己的儿子从没碰过一指 、骂过一声的父亲，一个对后辈的成长极少干涉而奉行“顺其天性而育”的父亲。多少年后，我当教师了，才知道感戴他给我提供过自由发展的天地；再后来，我的孙儿在小学蒙受“圈养”之累了，才感受到当年父亲对自己的“放任”是何等可贵的明达之举。
　　在别人的眼光里，父亲最明白的身份是“前清秀才”。然而，这并不妨碍我认定他的淡泊世事，他并不以为这身份值当什么。文人的疏狂是有的，要不然就不会像玩笑又像当真地数落几位友人：“你是第几十名的举人呀”,“你是个第一百多名的进士呀”。光景说如果不是废科举前的五六年，逢上我爷爷、奶奶相继去世而奉制“丁忧”，他还会一路高中的。至今不明白他何以几次说到自己是“朝廷钦赐的举人”这样的话，跟他进过南菁书院抑或其它事体有什么关系吗？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此类近乎标榜的言辞后面，除了表明他曾把科举之路看成过“自我实现”的途径，还分明着没把自己是秀才当回事，或者说，他不以为自己只是个秀才。我用“自我实现”说事，是因为有把握断定他的应试只是为了证明自我，所谓“学问在我”，对于他还该加上“我在学问”；否则，就解释不了其何以始终那么决绝地一次次排拒任何意义上的“就位任职”和各种途径上的“治家理财”。归根结底，他既无捡拾“敲门砖”的心机，又无“学以致用”的务实精神，就是一个安于以诗为伴而隔膜于世俗也限制了自己的文人。如同其名“贻清”标示的那样，无衣食之忧的他只想认认真真地写诗、清清白白地做人。
　　不难想见，实践这一意愿是有些难度的，因为他的另一个明白的身份便是承继了祖业的地主，这能“清白”得了吗？好在“限制”了他的秉性也“成全”了他。父亲那句“身外之物无足恋”的口头禅，确实不只挂在嘴上，也很可以证之其行。比如，很早以前，老家的豪宅被付之一炬，父亲异乎寻常地不甚介意，且为其常说的积善积德一直对纵火者不肯追究；比如，也还在民国时，离乡客居小镇之后，他就不再回乡，漠然于乡产、地租一类事体。虽无“毁家纾难”、“弃产济贫”一类壮举，也就是当个随遇而安的“甩手掌柜”了。难怪到了土改时，故里以“开明绅士”视之，只是派人到小镇客客气气地知会一声，竟然没要他回乡接受当时无可规避的批斗。
　　这也该跟他散淡到没有（政治）“立场”有关。依稀记得，当时在国民党军政服职的几个年轻人慕名登门，他与之有过几度随意的谈诗论文； 也依稀记得，家里几次隐匿过一位当新四军的族兄（我喊他“荣宝哥”）；眼见院子里一位新四军干部（我喊他“伯峻先生”）的老母亲备受欺压，便屡屡给予生活上的照应、接济。可我能感知，这些跟“政治倾向”无关，更没有迹象可表明是“同情革命”。他并非是个自觉地、高远地寄梦的人，坚守的大体只是一种世俗意义上的善良。即使到了新政权建立后，小镇公园为设诗画室而要去他的那几首诗作，在我看来，也说不上是“讴歌新社会”，充其量是有感于一番民间的气象并生活的转机罢了。
　　父亲一度日有诗作，如果积存起来，不会下于千余首，未能保留并背不出完整的一首，作为后辈，至今不能不以无知、失职自谴。模糊的记忆中，多数诗作大体贯穿着自然的崇尚，自在的述怀以及自由的向往。只是抗日烽火燃起，到了民族存亡之秋，素常散淡的父亲展示出了其激情的一面：幼时难解的一些律诗无法追寻了，此间连连写下多篇长调，断章残句还记得一点，比如，由“甲午一战海师空/我军势弱彼逞雄”领起，铺排开历史的回望；以“倭奴侵匮我东土/台上美人犹跳舞/下一令曰不抵抗/中原从此失门户”开篇，谴责消极抗日；用“半壁高悬太阳旗/义军一见泪如雨”描状十九路军的痛心疾首，讴歌其“二万雄师禦外侮”，慨叹其“独力无援终何补”。他的另一句口头禅“百无一用是书生”，也在此间高频率地出现，他是内疚于难尽效命报国的“匹夫之责”吗？他是在慨叹“吾老矣”的力不从心吗？
　　父亲早年十分乐意接受一位诗友对自己的比称：“贻清先生是燕子，不入愁门”。据说燕子在梁上筑巢是会选择环境的，那标准便是安谧、平静的和谐之家。人们可能未曾去想，不入愁门的燕儿自身原是辛苦劳顿的，须得年年啣泥啣草地做窝、时时飞进飞出地觅食，并无闲适、潇洒可言。人间事亦仿佛如此，不愿“以心为形役”原是须得有前提、有条件的。经济条件并谋生能力的失落，子辈幼小的赡养无着，注定了暮年的“老燕”不能不陷入“愁门”。靠母亲去故里勉力耕织，当然维持不了一个家庭的生计。小时候经常遇到的那种情境至今记得：说不定何时一觉醒来，每每听到父母在有一搭没一搭地谈话，大体是对“坐吃山空”的焦虑和前景黯淡的忧心。焦虑和忧心往往会导致父母的谈心转为让我不安的拌嘴斗气，我知道，这莫名的宣泄饱含了无依的悬悬、无尽的惶惶以及无奈的戚戚。
　　样板戏风行那阵，我特别容易动情于“小铁梅”的“提篮小卖拾煤渣”，就是彼刻不能不联想到当年自家情景而深深自责，以为自己纵然不能“早当家”，也不该从没思量为分担家庭重负而毅然缀学。内心自然也明白，果如此，恐怕又无异给父亲造出一道心灵的创痛。就像那一年，初中毕业后我选择中专而未被录取，心安理得地当了小学代课教师。每给家里奉上微薄的工资，父亲初始不无欢喜，继而露出不安，后来有一次，竟久久沉默至于潜然泪下而不能自禁。代课只代了八个月，是父亲坚执要我回家复习，他心心念念于儿子的再度投考。
　　在历经过科考中式又接受过书院熏染的父亲，怀抱读书上进的心愿，把后代立身有本的期望寄托于学业有成十分自然；异于通常的是，为了供我读书，年逾古稀的他节衣缩食到苛酷的地步。记得有阵子，三日两头思量的就是家里可卖的东西，从玩物到家具，从衣饰到器皿，最后，连他视同生命的几箱古籍也变卖一空。
　　直到自己就业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日里，我在两种时刻特别容易牵动思情而黯然神伤。
　　一是偶尔端起酒杯，不准就想到已故父亲早年曾是位宏量的饮者，家境的拮据使他不得不戒了酒。我接到高中录取通知书那天，见到父亲喜形于色的样子，母亲破例让姐姐打来一毛钱酒，当然就是为他助兴的意思。不想吃饭前，碗底的那点酒被我误当做水，给倒了。虽然母亲不顾父亲的劝阻，再次掏了一毛钱，可父亲饮用间，那显然搀和了为破费而歉疚的微笑，久久地郁积为我心头的一份隐痛。
　　二是当自己写作间点燃一支香烟，常会想起，为同样的原因，父亲不得不戒了烟。逢上写诗时，偶或想来一支助其构思，就会不无犹豫地掏出三分钱，让我帮他买上五根。这五根烟会应付上几十天，因为他几乎从不舍得一下子把一根吸完。好多年间，及于烟酒，每视为奢侈且每生莫名的罪感；而如今，倒上一杯、点上一支，已很为坦然。可见前贤说时间是“忘却的救主”，是须得我们深长品味的。
　　我在各级学校当然都在贫困生之列，可父亲从未想过让我申请减免学费、领取助学金。记得读初中一年级时，班主任周老师中秋节前来家访，适逢我们“举家食粥”，唏嘘不已的老师第二天一早便送来两条大鱼，临走前又主动启示助学金的事。父亲感谢着也尴尬着，终究还是不让我提起申请。多少年后忖度过：是“家庭成分”不好奉行“自觉”？是不愿接受“救济”已然自律成性？抑或还有些“君子固穷”一类的原则不愿违拗、有些“文人清高”一类的脾性难以弃置？虽然理不很清，私下却分明做出了一己的领悟且化入了个人的临世态度。譬若至于今日，自问一直注意“克己”、“忍苦”，一直注重“自守”、“自立”，应该跟“家风”的秉承、跟父亲潜移默化的濡染不无关系。

母亲篇

　　小时候看到过一张泛黄的照片，上面坐着、站着的几位女性都很有风度，明显着那种“民国范儿”。能够一眼就认出坐在中间的那位是母亲，该跟我是她儿子有关；换个外人，不加细辨，怕就难以识别出来。就是说，照片上那容貌、气质，跟当下生活里的母亲比照，大为悬殊、显见沧桑了。父亲对这张照片做过一点解说，当其时，有了一种聆听岁月老歌的感觉，歌声幻出一幅动画：母亲穿着旗袍，臂弯挎着小包，坐在黄包车上，是前往剧院听京戏去。用父亲略带感伤的话来说，那在小城是有些招人眼目的------
　　父亲这样说，通常会被理解成“怀旧”，理解成岁月改写一切、青春不复拥有的宣叙，我却更多地品味出那骨子里包含对母亲的几分歉疚。
　　父亲娶母亲系续弦，比母亲要长过二十大几。到得我能够有所记忆的时候，他已然年届古稀，无力无能营生，加之几十年客居小镇，习惯了他乡的地望人脉无意回归故里；生计一度靠母亲去几十里外的老家务农，两地分居的家庭格局，给母亲带来的负荷自是更为沉重。其时，她也已五十开外，幼年缠过足，虽不是极小的“三寸金莲”，总也不如天足那样方便，体力上的勉为其难势所必然。未能逆料，她老人家硬是历尽艰辛极力撑持，磨练出刨地、施肥、挑水、推磨、养猪、砍柴、纺纱织布、缝衣纳鞋无所不能的身手。从当年看戏需坐黄包车到能推满载的独轮车，完成这一伟大的“转型”，靠的当然就是比一般劳苦大众更多一些的坚持和努力。在母亲那里，从没有听到一句、从没有觉察过一丝怨悔；在父亲那里呢，就不能不偶或捕捉到些许愧色和不安——虽说老迈了，毕竟家庭角色还是“男子汉”呀。
　　多少年后，大姐夫跟其寡居的老母到小镇看望父亲，在饭馆一起吃了顿饭，不想父亲回来后异样烦躁，脱去外衣间一连拉脱了几个纽扣。我很为不解：是从不进饭馆茶肆的他为破了例而有所不顺心吗？是因当年去饭馆确实是种“奢侈”而有所不满吗？直到几日后母亲来小镇了，在缝上那几个纽扣了，父亲也一直没做出说明。母亲见我在一边想寻根究底的样子，淡笑着悠悠地说：“你爹心气不畅啊，饭桌上亲家母在场，他缘境生情了——想到你妈的日脚，自己揪心呢”。向来安然面对孤寂的母亲，言说间透出受到顾惜的几许慰藉和满足。
　　我在小镇读书，对母亲在故乡“坚持和努力”的具体情境不能尽然知晓。特别提及“推独轮车”，与其说成想跟“坐黄包车”对比起来说事，不如说是那些不能尽知的情境中，母亲推独轮车的影像在记忆里尤为深刻。
　　在收获的季节，小镇之家的后门外长长的巷道里，不准那一天，便会传来吱吱呀呀的车轮声，就知道是母亲给我们送粮食来了。迎出来卸车的当儿，母亲必有一小袋花生、蚕豆一类的小食递到我手里，在那样拮据的家庭里，这无疑算得上“特供”了。我曾在一篇文字里表述过：读到陈毅元帅说淮海之捷是靠农民的小车推出来的那番话时就想过，我们的生存，一度也就是靠母亲、靠了她一次次用小车在通往小镇的长途上推出来的了。
　　多年以来，我对“吱吱呀呀”、“嗡嗡嘤嘤”的音响十分敏感，它会把我牵向遥远，去重新丈量母亲走过的辛酸之路。我们那里的农家，如同家家都有独轮车，纺棉车也是家家都有的。记得读初中时的一个假期，我回老家乡下，大概是白天随母亲下地有点疲劳，抑或根本没疲劳（母亲从不让我干吃重的活计，说是用过了力会伤身体），只是“不知愁滋味”的少年人好入眠，躺倒在那逼仄屋子里的小床上，很快就进入梦乡。一觉醒来，就听到阵阵单调而柔和的“嗡嗡嘤嘤”声；一盏如豆的油灯下，坐在纺车前的母亲，把巨大的身影投落在黯淡的墙壁上。她老人家微低着头，右手摇动着纺车的摇把，左手三指捏着那细长的棉条，从低处转动着的绽针处，慢慢地拉开来，拉开来，手臂一直向后斜斜地舒展开去，直至伸直；随着右手將摇把反向转动，长长的棉线就快速地卷上了套在绽针上的纱管。这反复的动作娴熟而优美，酷似在舞台上看过的相关表演。觉到眼角发酸而泪水盈眶，是清楚地见到母亲几次打瞌，几次以手击打前额的情形。白天已然过度疲累的母亲，一定太需要睡上一觉了。邻里乡亲说过，没见你妈消停过一刻，也没见她睡过一个整觉。面对“夜以继日”这个简单的语词，通常会想到那些辛辛苦苦的劳工，那些孜孜矻矻的学者；然而，只是回到自身经验的那一刻，回到纺棉车前的母亲哪里，我对这一语词，才有了那么刻骨铭心、牵动肺腑的理解。
　　多少年后，三位姐姐学业未竟就相继就业谋生，有些微薄的收入了，事亲至孝的她们，分担我和弟弟读书的开支了，乃至先后出嫁成家了，母亲的坚苦劳碌依然如故。她已经习惯了以养家为自己的天职，而且，如同父亲那样，视别人的帮助那怕是国家的帮助为“无功受禄”。即使对自己的女儿，也以“各家有各家的难，你们过各家的日子，别为我多操心”等等相劝；岂但如此呢，还心心念念于对不起这个、对不起那个，为了没能让她们进入高一级学校，未曾给她们有什么陪嫁，私下也叮嘱过我，不要忘了她对姐姐们的亏欠，她的不顾农活繁忙，主动要姐姐们把幼小的孩子一个个送到她这里来，也该带有些“弥补”的意思。至今痛感，世上还有什么，比不惮超负荷、不避大艰辛的付出更无法自安无法回报的吗？还有什么，比竭尽全力养育了孩子反过来怀抱对孩子的“愧疚”更令人为之神伤的吗？
　　我以儿子的身份回忆母亲时很为明白，虽说天大地大不如她老人家养育我的恩情大，可归根结底，跟天下许多母亲一样，她是普通而平凡的人。正是坦然面对平凡的人们，以其默默的善良、仁爱，在生命旅途上彼此推诚，呈示出真实的自己。依稀记得，早年不得不辞退女佣宝儿妈时，母亲与之执手相向，如同亲人离别，好一阵流泪、好一阵嘱咐叮咛。记得很清的就像个故事了：解放前夕，在新四军服职的堂兄荣宝，不知因执行什么任务，几次潜入过小镇，每次都隐居我家“膳堂后”（堂屋隔板后的小房）。我们全家人都喜欢他。其时家境已趋困苦，却在厨房看到，母亲让我把饭菜给荣宝哥送去时，碗里屡屡加上两个我们已不易吃到的荷包蛋。刚刚解放那阵，忽一日家里来了一位军人，告知黄荣宝在淮海之域中牺牲了。哽咽间递上手里的一个小篮，说黄参谋临终前两日委托他，有机会帮他来看望一下二大大、二大妈（我父亲在兄弟间排行第二）。父母看定提篮半晌说不出话，只见到母亲成串的泪水，一滴一滴掉落在篮里的鸡蛋上------那是伤怀于痛失堂侄的热泪，对母亲来说，也还是一个寂寞生命感动于被惦念的热泪。
　　回望母亲跳不过其精神上的一泓凄苦，书写母亲不可以绕过她内心的一份隐痛。对于老实至于朴讷、安分至于拘谨的母亲来说，其寡言少语，其兢兢业业，很大程度上包含了“阶级教育”的结果，包含了无奈的乃至诚服的自卑、自贱。虽说百姓哪里自有戥有秤，在故乡的民间，无论是喊她二娘的长辈、喊她二嫂的平辈还是喊她“二大妈”、“二奶奶”、“二太太”的晚辈们，土改时固然没有难为过通常该视为地主婆的她，后来的日子，母亲的坚苦、友善，更是赢得乡亲们的普遍怀抱敬意。然而，毕竟那百姓的戥与秤，自古只在灵魂里定盘、在良知里定星；那“纲”与“线”的举起和划开，却历来要决定身家性命、决定是人生的灾难还是社会的福音。当然，在我的感受上，包括依循理论去举纲划线的故乡领导者们，事实上对母亲算得宽容，只是在刚性的理论面前，谁也无法让母亲自外于派定的社会位置。比如，那些年，在一月一度的“五类人”集中训话的例规中，母亲无由不应制受训。生活上的负重加之精神上的重负成为母亲的宿命。她对慰藉的渴望及其屡屡表现出的那等易于满足，实在不过属于人生的起码要求和生命的微弱呼唤。
　　我愿意再度提到自己在《熊喜然校长》那篇散文中提起过的一件小事，它差不多回应了那个“微弱的呼唤”。其时，我刚从盐城师专毕业，分配到阜宁县的一所乡村初中教书。正值三年灾害的岁月，为了微不足道的报效心愿，我带母亲到儿子处小住。到达的第三天，学校教职工就有了一次从未有过的会餐，从不在食堂吃饭的校长也破例参加了。谁也不知、谁也不问“今夕何夕”、所为何来，可又似乎究属怎么回事谁都心知肚明。我后来把这顿饭存在“主题不明”的缺陷称之为美丽的缺陷，盖因在那个“纲举目张”的日子里，为一个出身不好的教师的母亲“接风”，怎么说也不是一件可以宣扬的事；同事们的心照不宣，显然是认可校长的仁厚并为尊敬的校长讳了。记得母亲在饭局上就悄悄问过身边的我：“今天学校有什么事吗？”当时回说没什么事。记不起后来有没有如实相告了。如果没有，真该懊悔不尽。母亲不会想到或者竟然“非分”想过，这礼遇跟她有什么干系，我真该对她说上一句：“妈呀，就是为你的到来呢！”须知，对于一直觉得自己是“贱民”的母亲来说，这该是一份多有分量的厚待、一次多么温暖的心灵慰藉。
　　盐城的老同学逢超敦促写点回忆文字时，就想过得再度提到这件小事，为了逝去的母亲，也为了第二故乡已故和健在的挚爱友朋，为了我们在奔波过的路上曾经的美丽遇逢。

来源：黄桥历史文化研究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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