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钟》第四期：小说《二月花》的叙事手法（作者：初胜华）

网站管理05

小说《二月花》的叙事手法

初胜华

　　中国传统小说并不刻意追求叙事手法的雕琢，而是力图通过情节、语言构筑起一座精美的艺术大厦，出现于小说文本的人物形象更多的是扮演着为小说主题服务的功能。伴随着西方文学大量被译介到中国，作家和读者开始接触到更为宽广的艺术世界，这就为中国小说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借鉴的话语资源。作为表现小说主题的重要手法之一，作家们愈民意意识到叙事手法的选择不仅直接关系到这部作品艺术价值的高低，更是直接体现了特定语境中人们对于文学作品的基本认知。

　　呈现在笔者面前的这部小说《二月花》的作家何雨生新近发表的作品，其叙事手法运用有别于传统小说，仅从作者设定的叙述逻辑而言，其叙事顺序的跳跃特征、叙事视角的多次变换都应引起我们的重视，更为重要的是作者所讲述的每一个相互串联的故事中暗含了小说主题表达的丰富性。
　　一、跳跃性叙事的背后
　　在小说《二月花》中，作者为我们讲述了分别发生在“文学社”“”大礼堂“宣传队”的三个故事。从形式上看，这三个故事之间并不存在着十分紧密的逻辑关系，相反却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对于阅读这篇小说的读者来说，强烈的陌生感和鲜明的困惑感是阅读了这部作品之后最为直接的感受。但我们是否就可以借此否定这部小说的文学价值，甚至借此认为这部作品既无现实针对性，也缺乏文学蕴藉性，笔者认为简单、草率地做出这种判断无疑是欠妥的，当我们将思考的切入点从小说中故事内容的联系超越出来，就会认识到作者在处理小说主题时所展现的叙事顺序的跳跃性是这部作品极为重要的特征之一。
　　通过阅读小说，笔者了解到《二月花》的叙事顺序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叙事逻辑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从小说中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文学社”中的乔木、张纸，“大礼堂”中的吕解放、王才有以及“宣传队”里的三丫头、四月普通而平凡的一生，但笔者很难确定这三个故事发生的先后顺序，小说的三个部分似乎可以随意地变换先后次序，但作者的这种安排显然是有深刻用意的，所谓的“文学社”“”大礼堂“宣传队”中经由作者安排出现的人物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们或是对于现实社会中存在诸多现象有着种种的不满，或是将自己对于社会的不满情绪压制在内心深处，又或者经过长期的压抑之后连他们的行为都表现出鲜明的“怪异”性特征。
　　当读者试图从小说中获得更为清晰、完整、连续的叙事线索时，读者不妨尝试着从小说艺术本身超越出来将其视为诗的拓展。因此，小说的三个部分就成为诗的三个篇章，“诗是人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精练的词句中包含了人的全部含义，同时诗歌的语言又可以看做是一种极具神秘色彩的符号系统，它不仅包含了抽象化、系统化的理性感情，同时还包含人的情感、美感甚至是非理性的深层次意蕴”[1]。只有当我们尝试着从诗的层面去解读小说，才会真正意识到隐藏在看似凌乱的故事背后的真实意图。
　　小说《二月花》中讲述的三个故事就是人生三个阶段，或者说是三个维度人生：首先，当人们不能自由地表达内心真实想法时，他们开始借助诗。在诗歌朦胧、模糊的语言外衣之下，他们开启了一段地下的“文学社”生活。当所有梦想和追求被残酷的现实社会摧毁之后，他们只能是作鸟兽散。其次，当人的原始本能被压抑之后，对于电影中出现的“亲嘴”镜头都充满向往，使得人们可以在“大礼堂”中一直等待下支。而担任送片任务的王有才却利用难得的机会彻底释放了自己的欲望，当他的欲望得到满足时，却是很多人的欲望被压抑的时候，这正是特殊时代的真实写照。最后，当三丫头出现在生活中，人们不禁对于他能够把女人演的更像女人感到惊奇，对于他各四月之间只有名分的婚姻也感到诧异。他已经不再是属于自己的人，而是彻底地成为“宣传队”的构成元素之一。

　　二、叙事视角的多次变换
　　“小说的叙事角度也在不断地变化，呈现出多样化的叙事手法，让读者不知不觉地走进叙述者的故事框架里去，而丝毫觉察不出虚构的痕迹。”[2]之所以能够达到如此的审美效果，首要的因素在于一部小说跳跃性叙事的背后隐藏着叙事视角的多次变换，这是一部小说能否从普通作品中超越出来的关键。这一点在小说《二月花》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小说的三个部分分别围绕“文学社”“大礼堂”“宣传队”中的人物展开叙事，而作者采用叙事视角也各有不同。所谓的“叙事视角”是指“叙述者同他所叙述的故事之间的位置关系，即事件被叙述时所采用的眼界”[3]。就一部小说而言，各种艺术表现手法和叙事技巧的运用都最终归结为叙事视角的适度变换，这就使得一部小说的作者以及他所讲述的故事之间始终保持着极为微妙的特殊关系。
　　就小说《二月花》而言，叙事视角直接表现了作者对于生活的感受和体察，选择怎样的叙事视角往往体现着作家艺术水平的高下。作者在《二月花》中主要采用了全知视角，不仅对于小说中出现的诸多人物的前世今后十分了解，即便是他们的心理活动也了如指掌。当笔者对小说文本进行认真研读之后，逐渐认识到作者在大量采用全知视角的同时也适当地变换着叙事的视角。
　　文学社不能算是厂里的正式机构，估计连民间社团也算不上，化工厂除了常规的科室车间外，还有篮球队、宣传队、青年民兵之家、计划生育协会等社团组织，其中有些部门尽管成年累月也不见得活动一次，但在厂里也是正儿八经的有牌子有班子、有组织、有章程、而且制度上墙的。而文学社不算，甚至一段时间它还只能偷偷摸摸地猫在地下活动。
　　在“文学社”一节中，作者将叙事主体隐藏起来，虽然叙事的内容都应该是新眼所见，但没去对小说人物的行为进行任何限度的揣测，这就使得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故事具有较高的信任度。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合法性机构，在作者的叙述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几乎成为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寄托。在故事的讲述中，叙事主体先后在乔木、张纸、周开盛等人人之间变换，每当作者讲述的重点发生一次变化，小说中人物的精神世界就得到了进一步展现的机会。
　　尤其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假若作者完全按照自己的所见所闻来叙述，他的讲述就只能停留于单纯复制的艺术层面，对于读者而言，这样的叙事无疑是枯燥、无味的，也就于从谈及有效地展现一部分作品中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了。这一点是作者在小说《二月花》的创作中多次变换叙事视角之后造成的艺术效果，甚至可以认定为这是小说重要的审美特征之一。
　　三、小说主题表达的丰富性
　　当中国的读者都习惯于从众多人物的身上去探究主题时，我们更应注意到我们的肉体更应成为唤起精神性思考的物质载体。这是因为，“对肉体的重要性的重新发现已经成为新近的激进思想所取得的最可宝贵的思想成就之一”[4]。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从小说描写的身体因素入手去寻找一部小说的艺术价值，而是告诫读者将人类的身体作为我们考察一部作品的参考性是十分必需的。
　　笑着笑着，王才有愣住了，那天正是满月，月光亮堂堂的，姑娘身上穿得单薄，里面也没有小衣服，被水一浸，单衣薄裳的紧紧贴在身上，胸前那两个鼓鼓涨涨的大乳便没遮掩地凸现了出来……王有才一时只觉得口干舌燥，气血翻腾，忍不住上前一把搂住，从喉咙深入含糊不清地低吼道：“咱俩亲亲嘴……我要跟你订嘴……”姑娘一开始还一个劲儿地挣扎，耳听着王有才一迭声的那神秘又陌生的亲嘴，不觉得一阵意乱神迷，身子已不自觉地偎了过去……

　　对于身处多种禁忌时代的人们而言，一个出现在电影中的亲嘴镜头就能够彻底唤醒他们作为人的肉体诉求，而且不是个体性的欲望标的，是群体性精神诉求。当读者试图将这部小说表现的政治因素、时代因素作为小说主题时，我们更应看到只有真正体现了人性深处共同性的价值表达才是最为深刻的。因此，小说《二月花》就不再是作者对于所闻所见的直接描述，而是对于更为丰富的主题的多元思考。
　　中国传统社会带有鲜明的男权色彩，《二月花》中“文学社”“大礼堂”“宣传队”中的人们而言，都是男权思维观念的具体表现。对于“文学社”中的人们而言，他们试图展现内心的真实相法却不得不顺从于现实社会的诸多规则，并最终沦落为被抛弃、被惩罚的对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他们没有遵从男权社会提出的诸多要求，而走上了一条特立独行的道路。而就“大礼堂”中的人们布言，他们已经逐渐适应了男权社会对他们给定的诸多要求，但内心深处的欲望并没有彻底被浇灭。于是才有了小说中的王有才大胆亲嘴以及人们翘首以盼“亲嘴”电影的闹剧。最终，“当宣传队“中的三丫头出现时，笔者感受到小说的主题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从形式层面的因素来看，我们可以将小就《二月花》中描写的三个章节视为表现特定时代政治话语模式的语言载体，也可以视为逐渐递进的情感诉求。在作者精心编织的语言大厦中，小说的主题表达呈现丰富化的发展趋势。对于一部小说而言，作者在创作《二月花》的过程中，通过叙事手法的恰当运用为这篇小说增色良多。
　　四、结语
　　作为一部小说出现在读者面前的《二月花》需要我们认真研读，作者在创作中所采用的叙事手法使得这部作品具有了超越同一类型文学作品的优越性。我们也应充分认识到叙事手法的选择仅仅是作者用以表现审美主题的手段，它并不能真正取代一部作品的价值内涵，只有当我们拨开笼罩在小说文本之上的层层迷雾才能真正了解这部作品的艺术价值。

　　来源：《黄钟》第四期

13062997515

来自安卓APP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