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钟》第三期：随想六题（下）（作者：黄毓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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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想六题（下）

　　黄毓璜

　“屁股”与“嘴巴”

　　我们通常不会把“屁股”跟“嘴巴”联系起来说事。例外的情况自然总会有，那往往就不很得体。比如，说到侍奉、抚养缺乏自理能力的老人、小孩，不准会有句“吃喝拉撒全得管”冒出来，让人疑惑对该尽的义务有了点不该有的怨苦；比如，斥责说话的人是“放屁”，那就是有失风度、很不文明地暴粗口了。至于那次听到一位单位负责人说出“我是屁股决定嘴巴”这样的话，虽觉新鲜却也立马会意：说的就是坐在什么“位置”上决定怎么“讲话”了，这扯不上带了什么“怨苦”，也算不得是什么“粗话”，倒是有些许无奈的自嘲的味道，且于“自嘲”中道出了一种未见得不带普遍性的事实。

　　我由此想到很远，想到战争年代的情报人员、地下工作者们，想到和平年代的谈判桌上、外交场合，在那些“位置”上干办，管住嘴巴的意义当属不难理喻。即使一般情况下，处在领导者、执法者、为人师表者乃至为人父母者等等的位置上，管住自己的嘴巴也并非无所谓的事。问题在于：设若“屁股决定嘴巴”跟“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不是一码事，设若这里的“屁股”之所在特指了官位，这里的“屁股决定”特指了为官、居高者动用原该系“心声”之“言”时，不能不有所顾忌、有所干碍，那“决定论”就不是不须得商讨一番的事。
　　我于此生发出一点“商讨”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一位老领导性格的触发。他老人家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直性子，在有些场合包括有些会议上的讲话，及于民生、及于吏治、及于世风陋规，说着说着就会激动起来，有些发作“雷霆之怒”的样子。听者议论不一，以为“可怜无补”者有之，以为“敢于直言”者有之，以为“忽略影响”者有之，大体都占住一定的道理。而在我，听惯了还不免腻烦了四平八稳也言不由衷、无懈可击也无可捉摸的讲话或报告，竟对坐落在主席台位置上的他，对他的那种会被世俗眼光看出“管不住自己嘴巴”的“失态”，多有几分理解并敬意生发出来。以为这位少年便投身革命队伍的老人，对那些不该遗忘的遗忘，不该失落的失落，不该孳生的孳生，不能淡然处之而激愤之情溢于言表，大概也就是一种“余非好怒、余不得已也”了。
　　私下想过，为官也好，为民也罢，都需要修养，只是这修养并不以泯灭个性为前提，并不以消弭激情为代价。很难设想，一个修炼到说话总不忘“身份”和“架势”的人，能跟民众贴心贴肺地说到一处去。我当然不是独钟“有脾气”的领导，只是以为，跟为民者太像民一样，为官者太过像官，不是健康社会的常态。比较起那些官位意识过于浓重、遇事表态于“慎重”、说话过于讲究“腔调”、行事十分注重“范儿”的为官者来，“性情中人”的那种“不得不说”的坦直，那种不肯妥协、无所通融的真话真说、实话实说，不独是一种可爱的纯真，也正说明了他们对于“位置意识”的深深理解和高度执著；盖因聪明人懂得使用“嘴巴”时得顾及保卫“屁股”的意义，而大懂得、大明白的人呢，就有些忘怀不得——忘不了还有管住屁股（位置）的原则在，那原则不是别的，正就是对国计民主无以释怀的思虑，对“人本”念兹在兹的护卫以及对于“职责”不离不弃的自觉。
　　从这层意思上说，把嘴巴交给屁股去决定，把“位置”当做了出发点的归属，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偏离为民尽责这一根本原则，有意无意地卸脱我许多不该卸脱的担当，自知不自知地失落了许多不该失落的激情。这种偏离、卸脱并失落的一个结果，便是，“循规蹈矩”地“官腔”十足、“无关痛痒”的“官话”连篇，乃至原本属于为官者起码要求的动真情、说真话、办实事，已然成为一种须得极力倡导、努力抵达而不能不久久期待的境界了。
　　屁股决定嘴巴的流弊，其实非独突显于“上下”关系，也是一个及于“行业”内外、及于社会个体之间的普遍问题。比如，屡屡经由媒体曝光出来抑或被我们亲历了的一些事端，诸如行政管理与法律工作者、金融实体与银监机构、肇事者与受害人、债权主与负债者、厂家与商家、公司与雇员、卖方与买主、医方与患者等等的矛盾纠结，即或情理昭然，责任明白，有据可查，有法可依，也往往没完没了地各执其词，旷日持久的争讼不已。加之情况不能一律地简单，事情的解决须得依法决断也须得济之以徇情调解，设若各自守牢屁股的位置而无意来点换位思考，紧觑一己的利害而怠慢公理、漠视道义，那么，别说勇于击浊扬清、惩恶扬善，即或有意助于危难者也不准会心存小心，出现为善之先须得看看能否在证人的位置上搞定几个、须得顾及倘然被诬会不会有嘴难辩一类事体，也就不足为怪了。
　　体现于“屁股决定嘴巴”的一种管制情绪，无论是从自动还是从他动的意义上看，都有其久远的成因。所谓“一言丧邦”，所谓“清谈误国”，所谓“祸从口出”，所谓“防民之口”……对于嘴巴的警示与告诫可谓不绝如缕、代代相因。然而，虽说人们与动物们的嘴巴都有进餐、进饮的功能，可嘴巴用来说话却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特征。不管屁股落在何种位置，一如是川总会流淌，有嘴总想说话，人因此多了些“获罪”的悲怆也多了些“求索”的悲壮。人的品类大体也从这里提供了或一分野：一种在花言、媚言、大言、诺言上乐此不疲的犬儒宵小，一种直言可以不讳、忠言无忌逆耳、“进谏”敢于“冒死”、“请命”不惮“舍生”的大写的人。

　　乡  之  思

　　在“户籍”的意义上，故乡的指称很为明确，要不是“祖籍”，就是“出生地”了。若然论及其跟自己的关涉，便不似填写“籍贯”那等简单：生于斯、长于斯、事业成就于斯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呢，不说压根儿没在那衣胞之地待过，即便“少小离家”，故乡就不能跟自己有多少生活的系结。

　　无论哪种情形，都有会有些思念寄托过去属人之常情，“谁不说俺家乡好”也本是乡井情愫的必然传导。一辈子厮守乡土者固然抱持“穷家难舍、热土难离”的拳拳之心、切切之情；它在让你初始品尝酸甜苦辣的同时，就实实在在地把你羁绊了。被动地“背井离乡”抑或主动地“少小离家”者呢，到头来也不能不“夜闻归雁生乡思”，“见月思乡搔白首”；从古代游子笔下的“悲故乡”、“思故乡”，到今之漂泊者拿着话筒虽响《故乡有云》，大体就诉告了故乡情结几无例外的普遍性和一脉相承的贯穿性。当年闻一多先生写出“家乡是个贼，他能偷去你的心！”这样的诗句，可谓穷形极相了那根挣不脱的系心带。
　　至于想到家乡的许多荣光，热衷于历数哪里有多少天之厚、地之灵、人之杰，固属也包含了对于家乡的敬重之心，可若然只想着用历史的辉煌来为不尽不意的现实追光，乃至为地方知名度就某些古之名人打起旷日持久的争夺战，就会有些显摆“家谱”似的不明白，进而让人去联系上休谟先生的观点：“如果任何人猜疑他原来出身于远高出于现在的境况和生活方式的一个家庭，他就会感极为不安。”跟古往门阀、世袭制下的境况有异，这该是很为介意“自我实现”的现代人的一种自重心理和进取姿态，如同于今有些自立意识强健的“富二代”，对别人如此称谓过来打心底里极为不满和反感，以为无异于小看乃至辱没了自己的价值和能量。
　　我们这个具有古老文明的国度，谁的家乡大体都产生过一些属于历史的辉煌，同时，也免不了有些不很光彩的东西衍生出来，“建设新家乡”因而就不只是个“光大”的题义，更是一个“鼎新”的题义。至今记得二十年前，带了一批外方客人去家乡参访，那位年轻的父母官在介绍家乡思想建设的时候，用了一个醒目的标题，叫做“发扬老区传统革除老区陋习”。当下就很佩服其不溢美、不遮丑的眼力见识，内心以为家乡的变化之大、发展之快，该眼以这位父母官为代表的家乡人的理念很有关系。鲁迅当年曾用了“国人都是爱护家乡的大英雄”说事，言下多有讥诮，并非否定爱乡，实系否决那种无助于变革发展的“护短”心理。事实上，一如议论国是的人民代表，若用“因为我爱这个国家”来解释其在会上从不提出反对意见和保留意见，也就是一种无助于爱的“不作为”了。
　　其实，相对于“各族是一家”的祖国，那种“狭隘的家乡观”很该摒弃。像我辈这样的普通人，虽然说不会如一些中外巨匠那样，就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家乡，那过于理想主义化了；也还说不了“四海为家”的大话，那昨有点处处可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能耐。我们只是不可失落一点感恩之心，认同把那些曾伴同我生长过的地方为自己身心相系的故乡，无论哪里表现为一种“怀抱”还是表现为一次“炼狱”；我们只是不可失去一点回报意识，为我们的第二、第三故乡做出一点我们能做的什么。
　　在江苏这方土地上，如皋是我的祖籍地，泰兴是我的出生地，两地的乡亲嘱咐我回家乡小住，自然仿佛听到遥远的呼唤，那里有我祖先的坟墓、少小的师友；无锡、阜宁的友人邀约时，同样多说“回家走走”，也便如同感受一份新情的牵挂，那里曾经分别有过数年、数十年的容留、栽培于我。让我特别感动的是那一次，彼时跟苏州作家叶弥第一次见面，听说我在阜宁工作过多年，便特地走过来说“我们是同乡呢”，原来好自幼随父母“下放”在那里生活过。那次的“认同乡”，加之多年来的阅读其作品，自然已经被我看成其人生态度和生命意识的一种表现；而当时的“特别感动”，只是因为特别不容易碰上一位“故乡观”上的同道者。在生命的里程上，那里有过发生、有过萌动、有过体认、有过失落与追寻，有过甘苦相共的同胞与友朋，那里怎么能不是自己的一个故乡呢？
　　到了国外，情况会有些不同。那年去美国探望儿孙，“背井离乡”的感觉就颇为浓重。先自有语言上的隔膜，再者有饮食上的悬殊，更兼文化心理的差异和生活观念的区别，感到方便、优越也好，觉得不方便、不优越也罢，总觉得不能如在国内安适自在、行止自如，乃至离签证期限还有近两个月，便收拾行装告别了多年渴望一见的孩子们。这也许并不足怪，包括儿、媳的不愿转换国籍，不能释情国内情结，还早早准备下给我们带给国内同事好友的小礼品；包括从小学就转到国外就读的孙儿，已经是读到高三年级了，英语说得都比汉语更地道了，仍然“怀旧”似地惦记着幼时在国内的小伙伴们，怀念着国内的“肯德基”要“比美国的好吃”，还向我们表白要“回国留学”的心愿。这自然已然超出“依恋故乡”而进入“去国怀乡”的悠悠情思了。“故乡”或许呆以“重造”，然而，如同歌德的宣称：“即使全世界都是你的领土，你爱祖国也会超过其他。”

　　“自由”与“限制”

　　哲人说过“人生而自由而无往不在枷锁中”这样的话，在最直白的理解上，我们容易想到人的自由本质，想到“名缰利索”一类题义。
　　其实，“枷锁”云者，非独名、利使然，只要活在世上，举凡一动作、一举止，皆无悉性而为的自由可言。人早已不是自由自在地生活在无拘无束的“大自然”之中，现代人对此向往不已，但我们别无选择、无法回到茹毛饮血的时代，我们只能被结构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等之中，不只是被动意义上的“无可奈何”，同时还包含了主动意义上的“心向往之”，包含了我们不断展开的建构和手造，如社会进程中国家机器的“完备”、法理法制的“完善”、文明文化的“演进”、伦理秩序的“演变”等等，大体都是自由与限制之间的作业。离开了世俗之人的生存境况，离开了社会契约和精神守护，即离开人现实的“存在”去寻求人虚妄的“自在”，不是如同痴人说梦就是无异自寻烦恼，所谓没有绝对的自由就是这个意思了，“人”的“自由本质”如果不接受“类”的“限制”，那就不难设想，各各的自由将会略无可能而不可思议。
　　非独个体与群落的关系上，存在自由与限制之间必然和必要的辩证，即或个人的情感好恶，也碍难“随心所欲”。我不是想到那一类事，比如你有爱某个人的自由，可那个人不爱你，你的这份自由就无法实现等等；我想到的是时一些更为普遍的情况，比如在无所不至的“他人引导”中，在“今年流行什么”、“今年需要什么”、“什么能治疗什么”、“什么能导致什么”一类无稽可考而声势浩大的鼓呼下，设若缺少一点心灵的自持和必要的自制，奉行从众入时、随欲附势，你不准备在自己的爱好不爱好乃至衣食住行上也自觉不自觉地丧失“自由”。通常以为“随心所欲不逾矩”只是对“矩度”的强调，其实也包含了对心理欲求自身的提醒。“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类古训，应该是呼唤内心强大的、指涉自律的题义。

　　毋庸置疑，人的欲望追求归根结底是对自由的向往和寻觅。只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实中的人，总是只能在这向往和寻觅的漫漫长途中艰难前行，往往在挣脱“旧镣铐”的同时又套上“新枷锁”，一如人的不断“征服自然”又难免遭遇自然的严惩，一如人的不断创造文明又难免遭遇文明的污染。我们爱说“终极关怀”，想来主要是指向人的自由理想的实现了，然而，从那个陶渊明笔下武陵人的不复可寻“桃花源”，到卡夫卡笔下那位K的总也走不进“城堡”，都喻像了理想中的自由不复可寻的怅惘。这里昭示了的其实正是人的普遍处境，正是人类生存的真切况味。事实上，在通往远哉遥遥的“终极”的路上，人可以“两者皆可抛”地悲壮努力，无始无终的生活可以在“过程”的意义上给予种种努力以有条件的、阶段性的“满足”和“报赏”，却无法测算并做出“终极”的昭告和许诺。这就注定了自由与限制不是别的，实乃我们无可夫避而必须面对的永恒法则。
　　明乎此，斯特拉文斯基的个中体味便很为真切而很能给出启迪，他说过：“我的自由就是我为自己的每一项工作所规定的有限范围的活动。我的活动范围愈有限，我周围的障碍物愈多，我的自由就愈充分、愈有意义。”这里也从一个基本的方面说出了自由与限制的悖论。自由惟其表现为对象即限制的超越，它才不能不依靠对象的限制而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积极的临世态度不会耽于古典的浪漫，面对永恒的法则做出不懈的努力，乃是我们自我实现并泽及后世的进击精神和人生价值。

来源：《黄钟》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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