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钟》第三期：王夔的小说（作者：黄毓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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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夔酷爱写作，感到“与小说为伴是幸福的”。可他并非辞了职来当“自由撰稿人”，而是下了岗以后就以文为业了。他所在的小城领导者们于此有所不安自然包含了其生计方面的考虑，更主要的大概还是从人才意识着眼——王夔的小说正以“脱颖而出”的姿态昭示可以期待的前景。
　　注意到这位年轻人跟我对短篇的偏嗜有关。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的小说王国里长篇剧增而短篇式微，产量自不祘低，只是作家的投入上已不甚经意，读众的接受上也不甚留意；像王夔这样精心致力地打造道地的短篇、连连推出能新人耳目的佳构者，已属凤毛麟角。个中因由该非止一端，私下还疑惑过：在一个行色匆匆的时代，我们是否已经粗糙到丧失经营“精微”的兴趣和能力？记得福克纳表述过这样的意见：写长篇的人大概先是写诗，发觉不行了便写短篇，再发觉不挤，就转而去写长篇。他的话不免有些武断，可强调了短篇对于技巧的高度要求却是不错的。王夔是一个相当执著于技法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个出牌不按常理、思考不循常道的作家； 读他的《夜惊魂》、《寻找开门的胖子》、《是谁想杀害康小毛》以及《被雨水肢解的小镇》等篇，很能够读出“技术的力量”，也很容易让人想到昆德拉的一种介说，我指的是他曾把小说分为“叙事小说”、“描绘小说”、“思索小说”三种。王夔的作品差不多兼备了那“三种”小说的质地和优长。奇幻的构思、灵通的叙事、精当的描摹，成就了他那些“边缘”情境和“底层”日常逼真的动作细节，也寄寓了其近乎哲学和宗教式的颖思和感悟，那些日常并通常的生活故事，因之在和煦的低翔于现实的同时，冷不丁便会激扬起“故事外”的悠远情韵，以事外远致令人怦然心动。

　　据此，我以为王夔的小说大体以双重结构形成其“结构语法”。比如，从表层结构看，《夜惊魂》是一个由“妓”、“匪”、“警”周旋于一个深夜的故事；《寻找开门的胖子》则是一群求职者面对企业招聘骗局、在一个密室里接受“生存考验”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在生活中司空见惯，如果仅仅运行于“表层”，再怎么“灵通”、“精巧”，也难免其平庸苍白，充其量能给出几许刺激、几分辛酸。两篇作品的高妙之处在于从“结束”处“开始”，曲终奏雅地把读者引进故事的深度结构：前者的“惊魂”之处不再是深夜埋伏的刀光剑影，而是在灵魂中被“母性”引爆了的一场邪恶与良知的搏斗；后者“寻找”到的不再是密室中的“胖子”，而是人们反过来规劝胖子所包涵的无知和善良。在这里，我们诚然可以从技法的层面想到艺术的突转效应，甚至还会想到欧亨利手法等等，但这显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从王夔那里感受到了他在人生思索中伴和的一份人文情怀，一泓人性温馨，特别是当我们跟文学这一固有的性能业已久违，当乐此不疲于表演酷烈成为一种时尚，王夔就很能示人以几分深切、几许暖意和几多清凉。
　　王夔于技法上颇多留意且广为接纳。如果说上述两篇偏向于“传统”，那么，《是谁想杀害康小毛》、《被雨水肢解的小镇》则更多地融入了象征、隐喻、反讽、荒诞等为“现代”常用的手段。这自然取决于艺术如何照察世界的需要。两篇作品的故事仍然是生活形态的，恪守生活逻辑，给动作以充分理由。只是表现机制上“人”的观测开扩为“类”的观测，“解构”的方式置换了“结构”的方式。《是谁想杀害康小毛》悬念迭起、疑窦频生，似乎有众多的“嫌疑犯”，到头来却又纯属子虚乌有；谁也没有“犯罪故意”，到头来最说不上杀害故意的却偏偏鬼使神差地造成“杀害事实”。《是谁想杀害康小毛》自然并非去表现一个“强迫性幻忆症”患者，并非可以以“心理小说”论之；倒是不妨看做人类生活的或一寓言。关于世事的苍茫、人生的荒诞，关于莫明的命运、莫测的祸福，关于人类精神现象和人际现实处境，诸多混沌的品味都得以从中一体化地生发开来。《被雨水肢解的小镇》是我所读到的王夔小说中最见分量的一篇。我知道——作者生活的小镇是我幼少时期生活的故乡——他在描述“小镇”的“往事”时，故事中出现的众多地名、桥名、街道名、店铺名，都实际存在于那个小镇的历史和现今。然而，把这看成是一种“真实感”的营谋是皮相的。王夔自陈过：他写小说，“总是要求自己入情、入境，认为，以心应万物，则万物必为我所用”。与其说他是力图求得“现实”的依托，不如说是“入情、入境”一种“借用”和“努力”。无妨说小镇的情境是他艺术运筹的出发基点和现实参照，只是他所复活的“小镇”的“往事”，已经是“心应万物”的产品。唯其如此，唯其不是具体记忆的追寻而是记忆库存的的整体调动，“小镇”的复原才更加贴近普遍的生活本身。如同现代主义惊愕地发现世界不过是一堆碎片，作者在发现并完成一个小镇社会的历史构筑时，从物化的小镇到小镇精神做出了相当透彻的“解构”。在这里，“解构”跟“去蔽”同义，“雨水”肢解了小镇的社会，肢解了小镇的人生，肢解了小镇的家庭、亲情乃至性与爱，遮蔽本真的现实之皮便被扒去，一个破碎世界的面目就裸露在我们面前。毋雍讳言，面对小镇展现的历史和历史栖居的小镇，不难窥见作者现代式的焦虑和绝望，但，作者没用后现代式的“幽默”来装点绝望，没有用那种可怕的“乐感”来适应破碎，他仅仅把自己规定在发现者和思索者的位置，他在还原历史本然的、世界固有的面貌时，分明带上了挽歌的怅然、流露了生命的依恋、潜在了无法了断的回望和“重新整合”的期待。
　　跟小说领土一度风行的抛弃艺术元素的做派相反，王夔的小说书写采用的是思想和艺术的“加法”，吸取种种中不免有些杂沓，因之，在他那里，常常让我感受到新机的同时，还感受到有些捉摸不定的东西。他在接纳中诚然还需要更多的消化，在激情的放飞中还需要相对的定力。只是我不愿意用定型来说事。要求作家“定型”实在非独不成道理还迹近“唆人作恶”。我宁愿认同他那种类乎“混血儿”的样态。如果他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守望于“西方”与“本土”，落定于“现实”而放飞于“理想”，那么，对于发现自己并形成自我，这原不失为一个上好的位置，不失为一种有益的途径和优越的姿态。

来源：《黄钟》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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