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徐霞客到丁文江（作者：潘云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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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霞客于16世纪后期的1587年（明神宗显皇帝万历十五年），生于江苏省长江南岸的江阳县马镇南阳岐。当时西方世界经过文艺复兴，逐渐萌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创造近代科学技术。那时的中国处在封建式社会后期，而商品经济、工场手工业生产也有极大发展，资本主义因素也开始萌生。徐霞客虽出身封建大夫家庭，却无心仕途，摒弃功名利禄，迈开双腿走向大自然，去亲近祖国的大好河山，在实践中探索科学真理，是符合当时社会发展倾向的。地质学家出身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温家宝总理2007年写给中国徐霞客研究会和江阴市人民政府联合举行的“纪念徐霞客诞辰420周年大会”的贺信中说：“《徐霞客游记》对人类文化的贡献，在于运用他人文精神的大文字与科学精神的真文字，将华夏民族赖以生存的山川大地予以逼真的描画；无论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自我意识方面，都完成了他开拓性的全方位生态探讨与审美观照。”

　　徐霞客已成为学术界精心研究的对象，学术界公认，徐霞客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四十位杰出的历史文化名人之一。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开拓创新精神、吃苦耐劳坚忍不拔、无私奉献的精神，尊重实践、实事求事、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等，构成了伟大的“徐霞客精神”，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学术界公认《徐霞客游记》是代表中国文化的二十部经典著作之一，该书是旅游探险与科学考察相结合的丰硕研究成果，是记实性、学术型与文学型相结合的典范。徐霞客及其《游记》就成为“千古奇人”和“千古奇书”。2007年，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都举行了“纪念徐霞客诞辰420周年大会”，更好地缅怀和弘扬了徐霞客的伟业勋功和高风亮节。
　　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事，徐霞客尽管如是之伟大，他毕竟只限于单枪匹马的个人行为，没有得到政府当局或社会团体的支持而形成科研的团队和事业的机构。他的研究成果虽然通过《游记》而传之后世，但他并没有直接的传人去从事相续的运作，所以，随着他的溘然长逝，他的事业也就暂时中止了。世界历史的发展，尤其使人痛心。西方国家在17—18世纪相继进行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产业革命，进入了资本主义阶段，并建成了近代科学技术的完整体系。而中国则由于封建主义的残酷统治，延误了历史的进程。在徐霞客逝世后的200年之后，中国在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之下论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科学技术又成为“泊来品”从西方输入引进。
　　历史真有若干巧合，就在徐霞客诞生后的整整300年，就是1887年（清德宗景皇帝光绪十三年），与徐霞客故乡江苏省江阴县马镇南阳岐一江之隔（在长江北岸）、直线距离不过三四十公里的江苏省泰兴县黄桥镇，又诞生了一位“千古奇人”——丁文江。他们都生于丁亥年，同属猪，相差正好五轮花甲。
　　丁文江所处的时代正是祖国处在列强侵略下积贫积弱，国土沦丧、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急似倒悬，危如垒卵的严重情势之下。丁文江和所有正直知识分子一样，在探索着救国救民的真理。他走了“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之路，到发达国家学到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回到祖国，开创科学教育事业的新局面，建立科研、教育机构，培养了人才，开展科学研究，形成了科研团队，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作为一个地球科学家（地质学家、地理学家），他继承了徐霞客的优秀传统，他本人光辉的科学实践，处处体现了徐霞客精神，他也以徐霞客精神来教育他的学生，以他为首的科研团队，奠定了中国近现代地球科学事业的基础。他的光辉业绩永为后人所尊崇和纪念。
　　丁文江自动聪颖好学，成绩优异，被誉为神童。他15岁去日本留学。17岁时转而留学英国。丁文江21岁时入格拉斯哥大学，深受一位著名的探险家型地质学教授格列高里的影响，使他后来也成为一位积极探索大自然的杰出地质学家。他于1911年24岁时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取得地质学、动物学双学士学位，旋即回国。

　　他学成载誉归国时，从英国乘轮船出发，顺里成章是应该直航上海，然后顶多一天路程就回到家中与亲人团聚了。可是作为一个地质学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工作对象——祖国的大自然、山川形胜、地貌景观，以及蕴藏在地下的无穷无尽的矿产资源。从阅读的地学文献中他深知祖国的大西南山高水深、风光秀丽，而且矿藏极为丰富。于是，他一反常态，在越南海防登岸，乘滇越铁路火车到昆明。在那里遇到一位叫叶浩吾的前辈，见到这位学成归来的年轻地质学家，就对他说：“君习地质、且好游，宜读《徐霞客游记》。徐又君乡人，表彰亦君之责。”这是丁文江第一次听说徐霞客这位千古奇人和《徐霞客游记》这部千古奇书。丁文江曾经对黄汲清说，他的家乡与徐霞客的家乡仅长江一水之隔。可以想见，他得到叶浩吾的启示该是多么高兴和恍然大悟了。
　　丁文江后来徒步旅行自云南入贵州，再入湖南，沿途考察地质地理乃至民族风情。他最后自长沙乘轮船经汉口、南京，而返回家乡，已是1911年夏天。他对祖国大自然的较深刻认识是从大西南开始的。他以后的多年地质实践中，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他亲自领导并参与的最后一次地质大调查也在大西南（就是1929—1931年的云贵川大调查）。他做的工作最多、获得的第一手材料最多、科研成果最丰富的地区，正是大西南。
　　他返回家乡不久，去北京参加游学毕业生考试，并结识了留学日本归来的、比他大10岁的地质学家章鸿钊，他们双双获“格致科进士”，并且后来都成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的开创者与奠基人。1912年（民国元年），他应聘去上海南洋中学教书，并在书店买到了久已向往的《徐霞客游记》铅印本。徐霞客对祖国山河的锦绣壮丽和旅行考察的艰辛快乐的生动记述，紧紧地吸引住了丁文江这颗年轻的心。他读得津津有味，爱不释手，立志要以徐霞客为楷模，做探索祖国大自然的先锋。从那时起，《徐霞客游记》与他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室内工作时，放在案头，有空就读。出差在外，置于行囊，随时查阅。
　　1913年，丁文江在北京与章鸿钊等筹创和建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科学研究机构——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和第一个培养地质科学人才的专门学校——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丁担任了首任所长，用“徐霞客精神”培养中国早期吃苦耐劳、献身地质科学的人才，并在地质考察、科学研究中取得了首批重要的奠基性成果。
　　1914年2月—12月，丁文江只身一人，雇了几位民工进行了一生中为时最长的地质调查工作——云贵川地质调查，重点调查了云南个旧锡矿、东川铜矿等，考察了川西南会理、黔西北威宁等地的地层、构造和矿产。他随身携带着《徐霞客游记》，他学着徐霞客的榜样，为自己订了规矩：“爬山必登峰顶，移足必需步行”，“不走平路走险路，不走近路绕远路。”他对照着《游记》，重走徐霞客旅行的路线，寻找徐霞客当年的足迹。徐霞客在17世纪初，为探长江之源而亲赴三江地带，考察过云南丽江姜驿的金沙江畔，后又在金沙江上航行40里而达于与岷江汇合的四川宜宾。他在《江源考》中得出结论认为：“故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从而推翻了统治近两千年的（从《禹贡》到明末）“岷山导江说”。丁文江认为徐霞客是中国发现金沙江为长江上游的第一人，可惜徐的《游记》中关于金沙江的部分散失了，他就着重旅行考察了金沙江，并写了几篇游记，以为补救。他在金沙江及其支流小江考察时爬上了海拔3700米的大雪山腰哨带哨，又在无路的嶙峋怪石间“手足并用”地爬上了海拔4145米的牯牛寨（这是他在国内登上的最高山峰）。他极目远眺，群山俯首，感觉到自己是中国的徐霞客第二，简直飘飘欲仙，忘却了征途的一切劳顿和艰辛。翁文灏先生悼念丁文江先生的四首诗大体上概括了他一生几个主要阶段的特点，其中的第二首是：

携斧曾经汗漫游，西南山谷最清幽。

碧鸡金马云南路，漓水藤滩黔外州。

霞客遗踪追绝域，粤湾车路达江流。

搜罗多少详图籍，整理端须仔细求。

　　丁文江不仅对“徐霞客精神”身体力行，而且很早就开始了对徐霞客及其《游记》的研究。在20世纪20年代初出版的由沈松泉标点的《徐霞客游记》一书中，就有丁文江所写的“徐霞客游记”一文，在该文中，他为《游记》概括了四个特色：第一，观察的详尽真确；第二，用名词的一丝不苟；第三，系统的明白；第四，欣赏的真诚。
　　1926年夏，广州革命政府领导的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时任“五省联军总司令”、“淞沪督办公署督办”的孙传芳首当其冲。作为孙的部下——“淞沪督办公署总办”的丁文江约同原北洋政府农商部次长刘厚生，到南京力劝孙传芳倒向国民革命军，一同北伐，但孙一意孤行，与北伐军为敌。丁文江见劝谏无效，就愤然辞却“淞沪总办”之职，与孙决裂。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竟因丁文江曾为孙之部下，对丁明令通辑。丁也只好避居北方。
　　1927年夏至1928年春，丁文江在大连住了较长时间，完成了一件大事，就是对他反复精读了10几年的《徐霞客游记》进行深入、系统的整理、研究。他从梁启超、张元济、胡适之等先生处得到帮助，搜集到很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如《晴山堂贴》、《徐氏家谱》、明人诗文集、地方志等，所以，他新编的《徐霞客游记》中还编入了很多徐霞客诗文及有关徐生平的资料，甚至还有《游记》个别版本中保存的“徐霞客先生像”，相当于包括游记（以游记为主）的《徐霞客文集》，为后世进一步精研徐霞客打下了基础。他又与地图学家合作，对照《游记》绘出了徐的旅行游览地图（一套共36幅），使读者可以按图证书，无盲人瞎马之感。《游记》之末所附《徐霞客先生年谱》更是对史料的精确考证与悉心整理的研究成果。在众多关于《徐霞客游记》的序言中，丁文江惟独钟情于梁启超介绍给的清初学者潘耒（次耕）所写的序，并把此序放在最前面，因为他认为，在潘的序言中，首次说出了徐霞客之游求知的要旨，“乃真能知先生者。”
　　丁文江研究、整理、编篡的这一套成果于192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得到学术界广泛的好评。其中，浙江大学教授方豪说：“《徐霞客游记》虽踪迹只限于国内，唯其书之价值，亦至钜且大。然三百年来，仅三五人以辑刻行世而已。起而作较详细之研究者，殆莫先于丁文江先生。微先生之功，吾人今日恐仍只能手持一卷蝇头小字之旧刻本，或并此亦不可求，遑论其他？丁先生之功不可之泯也”。三百年前徐霞客身体力行，客观真实地对自然社会的文字报告，在三百年后经过丁文江的实地勘察予以证实，三百年前徐霞客对中国地质学的卓越贡献，在三百年后得到中国近代地质学创始人和奠基人丁文江经审慎考证后予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
　　徐霞客旅行考察于崇山峻岭，穷乡僻壤，常生活在社会的中下层，遇到的多是山野的老农、樵夫、牧童、渔民、猎户、药农、和尚、道士等。徐霞客游云南时，有一次在大雨滂沱之际，投宿于一位陈姓老农之家，老人一贫如洗，吃饭没有盐巴，床上没有草垫，但还是热情接待徐霞客，生火为他烤干淋湿了的衣服，使他心中十分温暖。他正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才能够到达人迹罕至之处，得到许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知识。他也对支持、帮助他的人民群众、友人行侠仗义，真诚相待。他在湖南向西南方行时，有位叫静闻的和尚，有志到著名的云南宾川鸡足山去进香，于是和徐霞客结伴同行。后来，行至广西，静闻病逝。徐霞客遵其遗嘱，将其遗骨一直背负到鸡足山安葬，并作了挽诗，其中说：“西望有山生死共，东瞻无侣去来难”。“别君已许携君骨，夜夜空山泣杜鹃”。
　　徐霞客30多年的旅游生涯，跋山涉水，沐雨栉风，历尽艰辛，饱经忧患，他游弋在人民群众的海洋中，热情待人，坦诚感人，也把自己锻炼得更朴素、更坚定。他得道多助，终能排除万难，一往直前，实现自己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宏愿。
　　丁文江则是一位“学术界的政治家”，他虽纵横捭阖于各民族、各种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中，但始终保持大科学家的本色。他出差全国各地像徐霞客一样，对所接触的各族人民群众十分亲切友好，毫无一点架子。他对待友人推心置腹，肝胆相照；对待晚进后学则亲切教导、百般关怀、热情扶掖。在这方面，又远远超过了徐霞客。
　　丁文江对当年几位青年地质学家的栽培是中国地质学史上的佳话。丁文江1929年领导了农矿部地质调查所的西南地质大调查，他对参与这一大课题的黄汲清、李春昱等青年地质学家的出色表现极其赞赏。黄、李等于1930、1931年先后返回北平，在室内整理资料、撰写学术论文、专著过程中，得到丁文江、翁文灏等老地质学家悉心教导和亲切关怀，他们很快出了很多学术成果。黄汲清在一两年间，发表了5部关于二叠纪地层学、古生物学专著。李春昱也发表了很多关于四川、西康区域地质等方面的专著和论文，深受丁、翁赏识。
　　1932年，黄汲清到瑞士留学，先在苏黎世大学，后在浓霞台大学，主要攻研大地构造。丁文江1933年去美国出席第16届国际地质学大会，会后到欧州旅行考察，专程去瑞士日内瓦约见黄汲清，特别告诉黄说，美国二叠系生物地层学权威、耶鲁大学教授查尔斯·舒克特在这次国际地质大会上引用了黄前不久提出的中国二叠系划分方案，学生如此为国增光，他作为老师尤感自豪和欣慰。黄也向丁先生汇报了他留学的成绩和工作进展。临别之时，丁语重心长地对黄说：“你还年轻，前程无量，我们对你的希望无穷。我的这架布朗屯罗盘，用了几十年，已经旧了，送给你作纪念吧！”黄汲清十分感动。后来，黄发奋用功以优异成绩获得博士学位，在欧美旅行考察后于1936年1月归国抵上海，却得知丁文江在该月初因病逝世于湖南长沙，不禁痛哭失声。以后黄汲清成为翁文灏的接班人，先后任实业部（后为经济部）地质调查所地质主任、代所长、所长。翁文灏1937年3月23日致胡适之的信上说：“地质所事交黄汲清代理，此即在君（丁文江字）与弟共同选定为继任所长者。……”地质调查所不乏40岁上下的德高望重的精英、骨干，丁、翁却不搞论资排辈，果断提拔年轻精锐，交班给年仅三十二三岁的黄汲清，实在是胆略非凡。黄汲清没有辜负老恩师的期望，一生硕果累累，成为中国地质学界一代宗师。
　　李春昱1934年考取河南省公费赴英国留学，其时丁文江刚由北京大学调任南京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他得知消息后，立即发电报给李春昱，让李从北平赴上海上船路过南京时去见见他。李春昱乘火车到南京，去成贤街中央研究院宿舍拜会丁文江。一见面丁就建议李改赴德国留学。理由之一是地质调查所一般多会英语，李英语基础已很好，为了该所前途，应多学些语种，而德语也很重要。还有一条理由是他1933年去华盛顿出席第16届地质学大会时，见到德国大地构造学权威史蒂勒，指导研究生极认真，并且不同意他的学生在他不能去亲自指导的地方做学位论文。因此他希望李去德国柏林大学史蒂勒处，作研究生，学好德语，而且就用德国的资料完成学位论文。他问李怕不怕困难。李斩钉截铁地答道：“不怕困难！”紧接着李提出了三个具体问题：第一，李在河南省教育厅的初试和教育部的复试派遣留学都是英国，而今要改换留学国必须得到教育厅和教育部的批准；第二，李的护照签证是英国入境证，所以须改签德国入境证；第三，李的留学费用已汇往英国，进德国手中无现款。丁文江说：“这都容易解决。第一个问题，我替你办理。第二个问题，你到欧州下船后，先到瑞士去找（黄）汲清，瑞士是不需要入境签证的。第三个问题，写封信给伦敦中国银行，请求把你的留学款汇到柏林就可以了”。丁又问明了李出国乘坐的船名。李乘海轮行到新加坡时，接丁的电报，说教育部已同意李改留学德国，一切可按原计划进行。李到德国后，丁又专门写信给他的老友、中国驻德公使蒋作宾，托他照顾李春昱。李深感丁对年轻晚进后学之关怀真是无微不至。1936年1月，李在柏林听到丁文江不幸病逝的垩耗，真如晴天霹历，顿时悲痛万分。1937年，李在柏林大学以“最优秀”成绩获博士学位，又去莫斯科出席了第17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同年冬，李回国，到了长沙，特意在花园购了两棵小树，雇一工人带了镐、锹，去到岳麓山左家垅丁文江墓前，在墓之两侧各种一棵小树，伫立墓前良久，默默向丁文江老恩师汇报自己的成绩，以慰其在天英灵。李春昱后来在地质科技管理事业中及大地构造学、特别是板块构造学中取得卓越成就，也成为人们景仰的地质科学大师。
　　翁文灏先生悼念丁文江先生四首诗中的第一首是这样的：

踪迹追随廿载前，一朝分袂最凄然。

鸡鸣共涉浑河渡，鹞势同翻云水边。

创造艰难犹昨日，殷勤论讨忆当年。

为师为友终生约，未老何图去竟先。

　　第三首是这样的：

一代真才一世师，典型留与后人知。

出山洁似在山日，论学诚如论政时。

理独存真求直道，人无余憾读遗词。

赤心热力终生事，此态于今谁得之。

　　1986年是丁文江逝世50周年，湖南省著名科学家陈国达院士、陈新民院士、黎盛斯教授、廖友仁教授等及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强烈呼吁并向省委、省政府建议修复位于中南工业大学（现中南大学）后山坡的丁文江墓。当局采纳了此建议，耗资7万元，将该墓修复。
　　1986年4月，笔者有幸与黄汲清、李春昱、曾世英、夏湘蓉、廖世范、陈江、王仰之等学术前辈与地质史学界友人去长沙参加丁文江先生逝世50周年纪念活动，出席了纪念大会（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焦林义，省政协主度周政等领导同志亲临讲话）、纪念座谈会、瞻仰了修葺一新的丁文江先生墓，访问了中南工业大学。在纪念座谈会上笔者即席赋诗几首：

七绝：赞湖南省领导

三湘黎蔗仰先贤，当局英明政策宣。

半载兴工挥巨款，昔时荒塚唤新颜。

七绝：谒丁文江墓

燕舞鹰飞草木长，盎然春意满山岗。

群贤鱼贯枫林路，共仰高风伫墓房。

菩萨蛮：谒丁文江墓

岳麓山上风光美，坟头多少学人泪。

五十整年前，恩师息此间。

时光留不住，人事有新故。

伟业垂千古，丰功载史书。

排律：纪念丁文江座谈会

地质学人忆在君，恩师风范足堪钦。

爬山必定登峰顶，移足坚持赖步行。

平路不登登险路，近途不踏踏遥程。

提携生众倾全力，关切友师尽赤心。

钦露餐风觅国宝，披荆斩棘傲西人。

君生虽去英名在，伟业丰功荫子孙。

　　综上所述，丁文江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奇特的人物。蔡元培先生曾经这样评论过他：“在君先生是一位有办事才能的科学家，普通科学家未必长于办事，普通能办事的，又未必精于科学。精于科学的又长于办事，如在君先生，实为我国现代稀有的人物。”胡适之评论丁文江与徐霞客的关系时说：“他（丁文江）最佩服徐霞客，最爱读他的游记。……他后来（民国十年）在北京的“文友会”用英文讲演徐霞客，……民国十五年，他在《小说月报》（第十七卷号外）上又特别表彰这空前的游记。”说“丁在君（文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徐霞客，这是我们公认的。”黄汲清1986年在纪念丁文江逝世50周年座谈会上说：“他（丁文江）平生最佩服徐霞客，而他自己就是二十世纪的徐霞客。”后来他在《中国科技报》上发表了“丁文江——二十世纪的徐霞客”一文。

　　2007年是丁文江先生诞生120周年，有关各方面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人们对丁先生的为人、治学、治事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对他的伟业勋功、高风亮节都大力弘扬。这对于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一代，实在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徐霞客到丁文江，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封建社会后期，经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最终获得解放。徐霞客的爱国主义科学求真务实的崇高精神，为丁文江所继承并发扬光大，我国地球科学大业也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今天，我们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小康社会，作为新一代地学工作者，我们更要弘扬徐霞客—丁文江精神，开创祖国科学事业的新局面。

来源：黄桥历史文化研究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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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学之父丁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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