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钟》第三期：口吐莲花（作者：周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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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文艺汇演定于国庆节这一天。9月30日晚上，文工团的一台节目在县政府大礼堂演出，只对外赠票，不对外售票；有关方面领导最后一次审定节目，顺便看看舞台效果。因为第二天赴市里要用客车，文工团头头像是割自己肉似的，一下子拿出四十张票，派人去汽车站联系。那年头还没有电视，电影呢，翻来覆去就那几部老得没牙的片子，所以各类演出非常受欢迎，四十张票，着实是个惊人的数字。头头想，有这四十张票打点，还愁调不来大客车？

　　事与愿违，联系客车的很快就哭丧着脸回来了，汇报说：人家一张也没要，全在这里。人家说了，要团结，不要分裂。要么一人一张，要么一张不要。文工团头头听了，呼的一下火就蹿上了脑门子。四十张票还少？除了电老虎，谁能够享受这样的待遇？他奶奶的，把这帮王八蛋捧上头了！问：“你怎么说的？他们怎么说的？”那人报告，他找到车站办公室的一名同志，简单地说，请他们看戏，明天一早请他们派车。那人算了半天，站领导、办公室、调度室、车队等等都算上了，一共多少多少人，还差多少多少张。
　　“车的事呢？”头头问。
　　“他说，国庆节期间车特别紧张，紧张得要命。我们县车站可能调不出，但他可以帮忙从邻县调两辆过来，只是，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包车价格翻番。”
　　文工团头头是军官出身，很会骂人：“我操，他奶奶的！这算什么？这帮狗日的，故意刁难！”
　　恰好顾幸福来查问第二天调车的事，见文工团头头发火，便详细询问前因后果，问完了，又把那四十张票拿过来逐一翻检：“怎么，顶好的票一共才四张？”
　　“四张还少？”文工团头头叫起来，“礼堂就那么大呀，县里主要领导，各部门主要领导，还有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劳动模范、积极分子，那得多少人呀。我跟你说，要是不卡得严，根本就坐不下。”
　　“不少了不少了，”顾幸福揣上那四张好票，将其余几十张退回，满不在乎地说，“不用担心，小菜一碟，我去调车。你只管通知部下，明天早上6点，在文工团大门口集合。”
　　文工团头头不敢相信，四十张票都没有调到车，区区四张，怎么能买通那些车油子？
　　顾幸福骑上他那辆一路瑟瑟作响的破自行车，赶往县汽车站，一脚就踏入调度室。事后他不忘向同事们介绍经验——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得好，要善于抓主要矛盾。
　　顾幸福见到总调度，极其自然而又极其友好地说：“你好，我是文教局的顾幸福。”那总调度比大太监李莲英见过的世面少不了多少，哪里吃他这一套？心里说：少给我唱戏，文教局怎么啦？老子不尿你那一壶！
　　“是这样，某某书记让我来找你。”顾幸福说了一个县委副书记的名字。
　　总调度脸上露出明显的不悦之色，暗暗冷笑：我看你是吃错药了，你有事求我，还拿书记来压我？
　　“某某书记说了，这桩事根本就不用找其他人，只有找到你，才能水到渠成，柳暗花明，一锤定音！”
　　总调度的脸色开始好转：“某某书记也知道我？”
　　顾幸福板着脸说：“开玩笑！全县的方向盘和车轮子都归你管，不知道你还行？”
　　总调度笑了一下：“哪里话？都是为人民服务嘛。说吧，找我有什么事？”
　　顾幸福的声音柔和下来：“你或许听说了，国庆节期间全区文艺汇演，我县也搞了整整一台节目。当然了，如果不是某某书记亲自抓，也不可能搞得这么红火。”
　　总调度耐着性子听他说。顾幸福有条不紊讲下去：“今晚，这台节目向全县人民汇报演出。只是大礼堂不可能装下全县人民呀，所以，看节目的只能是优秀党员、劳动模范和工农兵积极分子，他们将在六排往后就坐。还有就是，县领导和老干部代表今晚最后一次审查节目。”他掏出那四张好票，“这几张票，是第四排正座，还在老干部前面一排呢。交给你了，由你安排。不过，因为今天是审查节目，某某书记再三强调，要政治上过硬的同志才能观看。”
　　顾幸福一副内疚的样子：“真对不起，票实在是紧张，实在是没办法。不过请放心，我们已经商议好了，等从区里回来，只要你们提出邀请，我们可以为交通战线的同志们作专场演出。”
　　总调度站起身来，热情洋溢地表态：“感谢某某书记对我们的亲切关怀，感谢文艺战线的全体同志对我们的热情鼓励。对了，你是为接送演出人员的事来的吧？你怎么不早说呢？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两辆大客够不够？那就两辆，说定了。这样吧，我先做个主，表个态，等会儿再向站领导汇报——全力支持文艺事业，免费接送！时间由你们定，拿一份详细的时间表来就行了。”
　　这是1970年的事。
　　顾幸福口才极好，善于调处各类矛盾纠纷，这一点在县文艺界人尽皆知。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他才从文工团的一名演员，一跃成为县文教局的正式科员。计划经济时代的文教局权力不小，文化、教育、体育、广播、电影、文工团、新华书店等全归它管。顾幸福主要负责电影和文工团这两块。他初中毕业就到文工团做演员，文化水平自然的不高的，但他头脑灵活，有表演天赋，而且善于学习，很快就成为文工团的台柱子。
　　调进文教局之后，顾幸福在表演上的功力不但没有丢，反而有了提高，因为他跳出了文工团那个小圈子，接触到更为广阔的社会，在大熔炉里得到进一步的修炼。
　　有点年岁的人都知道，在1978年以前，政治学习对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来说，是一件大事。大到什么程度？这么说吧，你可以不工作、不生产，但不能不参加政治学习。
　　只是无论制度多么严格，总会有人迟到。那怎么办？等。既然你没有请假，那么一定会到场的。接下来就好办了，严肃的政治问题变成了实在的经济问题：迟到者出点血，乖乖地掏出人民币和粮票，买包子，肉包子，一咬满嘴肥油的肉包子！在中国，1978年之前，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人们最不缺乏的是政治热情，最缺乏的是食物。
　　顾幸福是人，不是神仙，每天同样会面对老婆孩子，面临柴米油盐之类的琐事，所以不论他政治学习交流发言时如何慷慨激昂、气冲霄汉，一样会迟到的。
　　“都看看，还有谁没来？”会议时间临近，组织者免不了要发问。
　　“只差一个，顾幸福。”有人答。
　　“不是他是谁？嘴上倒凶。”有人附和。
　　“就是，一口咬穿石狮子——嘴上功夫。”
　　“好家伙，顾幸福。”领导马上说，“等他一来就让他掏钱掏粮票，买包子，每人两只，少一只也不行！”
　　于是，原本对枯燥学习的敬畏，变成了对香喷喷、热乎乎、一咬满嘴肥油的肉包子的渴望。
　　谢天谢地，出包子钱的人总算来了。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哈哈哈哈！”顾幸福按着肚子，踉踉跄跄撞进会议室，脸上早已笑出了泪花。看到大家齐刷刷在等他，他稍愣了一下，想忍住笑，终于没忍住，接着大笑。领导很严肃地盯着他，心里说：顾幸福你搞什么鬼呀，难不成是苏修美帝纸老虎全倒霉完蛋垮台了？顾幸福拉开椅子，坐下，忍了几秒种，又笑了，笑得趴在桌上。
　　“怎么了？到底是怎么回事？”终于有人忍不住发问。
　　好了，顾幸福等的就是这句话。他本想说什么，却不忘先看了看领导。领导也问：“到底什么事值得这么开心？”
　　顾幸福又笑了几声，这才拉开话匣子：“刚才，我路过政府大礼堂，那门前有一帮老头老太太在排节目。只听一个老头报幕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大家马上严肃地坐正了，听顾幸福字正腔圆、抑扬顿挫地背诵毛主席语录。
　　背诵完毕，大家的神情松弛下来，顾幸福接着说：“老头说完了，一个老太太跟上来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又教导我们说……”
　　大家又庄重地坐好，听他背诵。
　　“老太太说完了，老头又接着说——伟大领袖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说……”
　　大家只好一直绷着脸，挺着脊背，听顾幸福态度庄严地背诵领袖语录。这么一折腾，谁都会感到不耐烦，却又不敢说什么。顾幸福自顾往下说：“老头老太太背诵完了，终于报节目了——请看第一个节目《老两口比学习》……”
　　还好，领导总算有时间松下直挺挺的脊梁骨，打断他：“好了，先说到这里。人家老两口都知道学习，我们可不能落后，我们也开始学习吧。”
　　就这么着，大家把香喷喷、热乎乎、一咬满嘴肥油的肉包子，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当然了，顾幸福平时并不常迟到，甚至可以说很少迟到。但是，政治学习太过频繁，基数大，差错率就高。几个月后，政治学习他又迟到了。这一回，大家咬牙切齿，摩拳擦掌，信誓旦旦：一逮住他就让他买包子，吃完了再学习，决不拖欠！
　　还真奇怪了，这次顾幸福迟到的时间很长，在焦急的等待中，大家对顾幸福的不满，和对肉包子的渴望，不断升腾发酵，越来越强烈。
　　“轰”的一声，会议室的门被撞出巨响，顾幸福挟着一阵风闯进来。大家只看了他一眼，就吃惊不小。只见他两眼瞪得比牛眼睛还大，满脸通红，一副壮怀激烈、怒发冲冠的样子。他先前演惯了革命样板戏，一生气就不自禁地露出革命志士英勇就义前的表情。
　　啪！顾幸福将学习笔记摔在桌上，大声宣告：“时传祥做不得了！”
　　大伙儿全愣了：时传祥？那可是闻名全国的劳动模范哪，怎么做不得了？时传祥是北京的一名掏粪工，因为工作出色，被评为全国劳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他的故事家喻户晓。
　　“冷静些，慢慢说，慢慢说。”领导向顾幸福做了个手势。
　　顾幸福仍然站着，气愤地说：“刚才，就在来学习的路上，我看见一名清洁工往垃圾池里倒垃圾，因为风比较大，有少许灰尘飞到几个小青年身上。你们猜猜，那几个小青年怎么样了？”
　　大家知道他自己会说下去的，就没有去猜。
　　“那几个小青年同时跳跃着躲过去，比运动员还迅速，还整齐。躲过去了，论理也就算了，谁知其中一个捏着鼻子骂清洁工——你瞎了眼啦！清洁工辩白说——不怪我，是风。小青年指着树枝说——今天是什么风？东南风！你在我们北边，怎么怪风呢？”顾幸福解释说，“不错，今天是刮东南风，这是气象因素，然而，小青年们有没有考虑到环境因素呢？没有。垃圾池建在一个巷子里，谁都知道，风到了巷子里，会打盘旋，根本就不按规律刮……”
　　顾幸福的故事越说越长。最终又是领导打断他的话：“先说到这里吧。对青少年的教育，的确要加强；教育问题，历来就不是一个小问题，一刻也不能放松。”
　　唉，谁能想到，香喷喷、热乎乎、一咬满嘴肥油的肉包子也会长翅膀？
　　话又说回来，顾幸福并不总是让人失望。相反，他是为单位解决棘手问题的一员干将。
　　比如，天不怕地不怕的“电老虎”，就让他轻描淡写几句话降伏了，从此不敢捣蛋作乱。
　　舞台演出最怕什么？最怕停电。一停电，灯光啦，字幕啦，全都玩完，还演出个鬼呀。这一点，电老虎们比谁都明白，平时早就习惯了被尊敬，被奉承，一个个牛气冲天，不可一世。每次有演出，文教局都会派人送票给电力局，请对方关照。那些电老虎呢，爱理不理的，架子端得山高，嫌数量少啦，位置不正啦，反正总有话说。你还不能不高兴，得罪了他们，麻烦可是大大的。不信你就走着瞧，你这里演得正高兴，啪的一下就瞎眼了，没电了。你若是追究，人家一句话就挡回来了——负荷大，跳闸了嘛。
　　以往文教局都是由一名副局长负责与电力局交涉，两家的关系是时打时和，从来就没有真正友好过。电力局呢，也从来没有真正买过文教局的帐。
　　有一回，搞一个大型纪念活动，请了大军区歌舞团来演出。在那个年代，大军区的演员，差不多跟现在的超级女声、快乐男声、中国好声音一样红，全县人民，当然像是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电老虎呢，自然也知道这一回票肯定空前紧张，不给剧场方面敲敲警钟，对方会不会把自己给忘了？于是，就在大军区歌舞团与县文工团排演磨合期间，搞那么一点小动作。也不太露骨，一场彩排也就跳一两次闸而已。文教局的领导坐不住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边骂娘一边想对策。
　　又是顾幸福毛遂自荐。他不再单刀赴会，带上一名白净斯文的小伙子，作记录员。来到电力局，他也不找什么局长副局长，直奔用电控制中心。
　　顾幸福负责问话，小伙子负责记录。
　　顾幸福：“毛主席说过——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们想查一查，昨晚是谁值班送电的。”
　　对方起初还不买帐：“你们是什么单位的？”
　　“文教局。”
　　嘁！对方一脸不屑，文教局有权管电？
　　顾幸福不紧不慢地说：“本来我们是没有权利管的，但这一次情况有些特殊。是这样的，昨晚我们彩排，县委某书记亲自到现场指导工作。演到中间，报节目的本来想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可是，只说到‘伟大领袖毛主’，突然就停电了。负责送开水的勤杂工李大爷不识字，就问书记——‘伟大领袖毛竹’是谁？没听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有这么个小名啊。”
　　对方的脸刷的一下就白了！
　　顾幸福说：“书记当时就火了——去，给我查一查，这值班送电的是什么阶级出身，问问他，是想翻天，还是想复辟？”
　　对方吓得寒毛都竖起来了，一叠声说：“工人工人工人！要不就是农民，而且是贫农！祖祖辈辈，往上数八辈子祖宗，我们家只有农民和工人，铁定的，绝对的！我们控制中心的所有同志全是好出身，全是好同志！绝对的，我我我，我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保证！昨晚那是跳闸，跳闸啊！天地良心，真的是跳闸，绝对是跳闸啊！”
　　顾幸福和颜悦色地说：“依我看，这应该是偶然的，不是必然的，我相信你们。按理说，像你们这样的要害阵地，不可能让什么地、富、反、坏、右、叛、特、走把持啊。”
　　有必要说明一下，“地、富、反、坏、右、叛、特、走”，是对坏分子的统称，具体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此外还要加上臭知识分子，一共九大类。看来，把知识分子称为“臭老九”，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是挺有根据的。
　　从那以后，彩排和演出过程中再没有跳过一次闸。电老虎们私下规定：凡是晚上有演出的，政府礼堂这条线，零点之前将闸门用工具顶住，宁可触电死人，也不能犯政治错误。
　　转眼就到了改革开放的上世纪八十年代。顾幸福仍当他的小科长，当得左右逢源，挥洒自如。同事都说，他上身是百灵鸟，下身是麻雀脚。“百灵鸟”是指他有一条三寸不烂之舌，吃嘛嘛儿香，说嘛嘛儿像；“麻雀脚”是指他精力旺盛，年过半百的人了，走路还是一蹦一跳的。
　　文教局是个大院子，将几栋平房一拆，就腾出一片地。这片地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盖栋宿舍楼，那是没说的了。那时候可没有什么货币分房的说法，全是福利分房。
　　文教局要盖住家楼了，这真是件值得欢呼的大事。上身百灵鸟、下身麻雀脚的顾幸福，被推到极其重要的岗位上，具体负责这件大事。从房型设计，到材料购买，乃至监工，全是他一个人在跑，他那双麻雀脚，弹跳得更快、更有力了。精神抖擞的顾幸福，在局长的充分信任和大力支持下，从工程上马直到工程竣工，都在穿梭奔忙，摇舌作战。
　　由于条件限制，住家楼里各户没有独立的卫生间，每层有一座公共厕所。每层的布局大致是这样的：东西方向的走廊两侧，布满了房间；南边全是二十几平米的大间，北边全是十几平米的小间，房门相对的一大一小两间合起来，算作一套；大间可以隔成两个卧室，或者一个卧室和一个客厅；小间早已隔成两部分，作厨房和饭厅，如果来了亲戚需要住下，饭厅可临时作卧室用。宽楼梯、宽走廊和大厕所共用，没什么不好，反正全是一个单位的，放心得很。
　　这种设计在当时来说颇具匠心。刚分配来的大学生，女孩子能分到朝北的半套，小伙子能分到朝南的半套。已结婚成家、爱人户口同样在城里的，能分到完整的一套，每户虽说连走廊才四十几平米，但住两代人没有问题。如果家庭成员多，三代同堂甚至四代同堂，那么可以分到两套。
　　在顾幸福本人是分一套还是两套这个问题上，他与同事小朱红了脸，吵了架，闹得不可开交。
　　小朱是个年轻人，靠吹笛子考进文工团，因为人聪明，字又写得好，就被文教局调上来当万金油用。为什么让一个年轻人负责分房这样的大事呢？原因很简单，这差事容易得罪人，一般人都不愿意揽；小朱是县城的老住户，家里有一个独立的小院，所以主动提出不要公房。局长想，这小子姿态挺高啊，就让他核算分房吧，他自己又不要，正可以秉公办事。
　　小朱早就听说过，顾幸福在建房过程中留了一手，在宿舍楼里搞了两套“楼中楼”，自己一套，局长一套，实地考察一番，果然不假。两套楼中楼，那时还没有“复式住宅”这一说法，分别设在东西两侧，是二层和三层。小朱冷笑一声，心里说可真会安排呀，楼高四层，挑了二三层，下不沾潮气，上不挨暑气，又紧靠山墙，山墙上加开了窗，采光得天独厚。
　　小朱不动声色，一家一户收齐了户口簿，码放在自己办公桌上。这一下顾幸福坐不住了，他老婆在几十里外的一个小镇上班，是正式工，孩子户口随娘，所以顾幸福的户口簿上就他一个人。顾幸福对小朱说：“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师娘的户口不在城里。不过，这一点我早就向局长和部长汇报过了，他们都明确表态，说是不影响分房。”他所说的部长，指的是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小朱说：“你放心，我一定把这事情办好，尽量让大家满意。”
　　不久小朱就将分房方案用毛笔写在一张大红纸上，贴在醒目位置。看过之后，普通人无不欢欣鼓舞，只有两位建房的功臣很不满意，局长铁着脸一声不吭，顾幸福呢，简直是暴跳如雷。
　　局长和顾幸福都只分到了一套房。蔡东方和顾小虎分到了楼中楼。看到红榜的那一刻，蔡东方眼泪都流下来了。他是个老实巴交的科员，一直被当作老牛使唤。他家人口多，住房紧，分房前他就暗自寻思，要是能分给一套半，那就是天上掉下来的大福气，一百二十个满意了。
　　毫无疑问，顾幸福是愤怒的，他在各个场合连说带演，讲述他在建房期间的生动故事和感人细节，其主要意思可以概括为：没有我顾幸福，哪来的宿舍楼？第一场表演的地点是在红榜前，最后一场是在宣传部长的办公室。
　　宣传部长听完顾幸福的讲演，心里不免犯嘀咕：这个小朱，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于是，他亲自召集文教局全体人员开会，要为建房功臣讨一个公道。
　　部长一点也不啰嗦：“小朱能够坚持公心，他的分房方案没有什么过错，值得表扬。但是，顾幸福同志在宿舍楼工程建设当中，吃苦最多，功劳最大，按情按理，在分房问题上向他作一点倾斜，应该不算是违反原则的事。”话说到这个份上，部长的态度已经非常明朗了，会场上鸦雀无声。
　　部长望着小朱，和蔼地问：“小朱同志，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部长本是句客套话，谁知小朱竟然老实不客气地站了起来：“虽说顾幸福同志的爱人和孩子户口都不在城里，但我们仍然按照三口之家的标准，分给他一套房子，而不是像大学生单身汉那样分给半套，这体现了对老同志和建房功臣的照顾。不错，顾幸福同志在建房过程中吃了不少苦，大家有目共睹。但是话又说回来，抓基建是他这一阶段的工作，既然是这样，那么他把组织交办的工作做好，也是应该是事。如果工作做得不是一般好，而是很好，那么可以在评先进工作者、评优秀党员、评劳动模范时优先考虑。要说因为抓工程抓得好就可以多分房，这个道理放在哪里都讲不通。”
　　部长的脸色很不好看。
　　小朱只顾看着大家，大声说：“如果因为抓工程有功就可以多分房，那么按这个逻辑，国家建设部部长工作出色，是不是每个城市都该分他一栋楼呢？同样道理，我们县计划生育工作抓得很好，那么，是不是每个乡、每个村，都要给计生委主任分一个生儿子的指标呢？”
　　“哄”的一阵，声震屋顶，大家都笑晕了，随后，会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部长也忍不住笑了。
　　好不容易，掌声才平息下来。
　　部长最后讲：“为人民服务，走群众路线，是我们党、我们政府的一贯宗旨。这样吧，今天我们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就让大家来表决吧。”
　　哗！暴风骤雨般的掌声，又一次响起，经久不息。

来源：《黄钟》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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