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钟》第二期：随想六题（上）（作者：黄毓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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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想六题（上）

　　黄毓璜

　　“敬畏自然”的那一边

　　对于自然的敬畏之心，原本表现为我们哲学化了的古老文化的一个核心。所谓“天人合一”，应该包含了一种告诫，包含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以及人自身指向“和谐”的调适要求。说文明教化了我们的同时也污染了我们，大体是痛感于我们的“自业自得”、“咎由自取”，在“自然”面前，我们萌生过“对抗”的蛮勇，膨胀过“战胜”的欲望，我们漠视过自然之道，弃置过生命法则。待到因此而遭遇的“惩罚”在文明进程中日益突显出来，待到沙尘、污染、高碳、水土、资源、灾变……成为无可规避的人类困扰而愈演愈烈起来，我们被懂得了，懂得了“顺天应人”，懂得了“敬畏自然”。

　　如今，不说世界范围自然保护协会、自然保护中心、自然保护网络以及“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不说我国关于自然保护区建设条例总则、细则、附则、附则的明文规定，举凡环境、生态、生物、山川的保护，也差不多成为我们的常识，砍伐树木花草、猎杀珍稀濒危固然会诉诸法制，还会招致公众的舆论谴责。这意义当然不只在于文化，仅仅想想我们一度剿灭“麻雀”带来怎样的后果表现为“保护”意识和“抢救“行动，也在普泛的宏观层面上，体现为对于自然生态和自然法则的”顺应“。那年赴美期间去黄石公园，路边不远处看到一片不大不小的被烧焦的树林。向导说，这是雷击引发的着火，一般不加扑灭、不作“清理”，任其自生自灭，真没有想到，这也正是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题中之义呢。
　　我注意到，时下“敬畏自然”在成为一种觉醒的同时，差不多成为了一个潮流。即如一些文学作品，表现人性的异化，表现家园的失落，表现人与土地的疏离，表现对于自然的崇尚和膜拜……作为生命思考和审美旨意，无可非议而不无启示意义。无奈文学创造的“第二现实”是一回事，人类存活的现实又是一回事；文学憧憬的家园是一回事，人类置身的社会又是一回事。现实中我们在谋求发展的同时，已然断却“归路”，无法“回归自然”，其实也无意回归自然，一如我们趋鹜“绿色食品”却不愿“茹毛饮血”，一如我们乐意“绿色家居”却不愿“树巢穴居”。
　　雨果先生说“社会是肉体的世界，自然是灵魂的世界”，在灵与肉的依存中活着的人，失落后者固可以“娱乐至死”，无视前者也就可能“悲怆终生”。我是想说：社会的人设若一味崇尚、敬畏乃至决意回到“自然”中去，我们难免永远着一腔消极的感叹。联想到茅盾先生的一篇《谈月亮》，有别于古来不可胜计的“吟风弄月“者，他声称“我跟月亮的感情很不好”，“我以为月亮引起的感应多半是消极，而把这一点畸形发挥得‘透彻’的，恐怕就是我们中国的月亮文学”。我们实在不需要有所思考，是否可能出现会引起“消极”的“自然文学”；不是不需要有所思考，我们的“家园”之思连同“自然”的膜拜，是否有可能走向一种现实的逃遁、命运的屈从和生命的无为。
　　自然是温暖我们的“怀抱，也是磨难我们的“炼狱”。罗曼罗兰在赞叹“善良的大自然”同时，指称“大自然永远在狩猎。而每一个生物，在规定给它的时间内，不是猎人，就是猎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敬畏自然”不该导致人的“听天由命”，人类的心智总是在猎人、猎物间周旋，包括社会推进中跟“自然”本身的斡旋。“善良”的自然为万类设置了生生不息的机缘，也为万事设置了彼此牵连的矛盾；为文明的演化提供了多重的可能，也给文明的推进带来选择的两难。“顺应自然”与“改造自然”也就成了一柄“双刃剑”，人类要前行，要改变“猎物”的命运而成为“猎人”，就无法躺在自然的怀抱里歆享恩泽，就无可规避地不能不在寻摸规律中面对“可持续性”发展这个“硬道理”。

　　“不知道”的勇气

　　在信息通畅、知识裂变的时代，任凭包括“妇孺”在内的人们“知道”什么都极为正常；倒是“不知道”什么会让人觉得奇怪。比如，你不知道那几位唱响歌坛、红遍荧屏之星的名字和隐私，不知道哪个地方爆出了什么“门”，不知道今年流行何种饰品、何种吃物，不知道“欧巴”、“菜鸟”、“灌水”、“造砖”所指为何……即或不被怀疑其是否“地球人”，大体也会被视为闭目塞听、不通世故的冬烘。
　　按说，这也是一种求知欲的高扬，没有什么不好。只是如同培根所说，“求知可以作为消遣，可以作为装潢，也可以增长才干”。有些“知道”，确实与增长才干无甚干碍，不过是为消遣心理与自我装潢所需，但你还是以知道为好，非独百无聊赖中得有所填补，更有谈天说地间得有所应对。设若场面上失去介入的谈资，又不愿寒蝉似地噤声，就容易屡生“局外”的尴尬。
　　这样的事碰到不少，私下以为该“努力学习”之余，也会有些“捍卫”意识萌生出来，甚至参照“知情权”一说，认定我们也该有个“不知情权”，该有些“不知道”或“不愿知道”的勇气。有些东西我一定要知道吗？我可以不知道吗？一方面，不知道那“星”们的名字，并不能跟“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同日而语，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门”，并不能与不知道二次大战等量齐观，不知道时兴时鲜，并不等于不知道时局时代，不知道新生的“第二汉语”，毕竟不就是不通汉语；另一方面呢，知识如海洋，世情若转轮，连柏拉图都说“很可能我们谁都没有任何值得自夸的知识……而我则非常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无知”；我辈要说知道一切，其实大不实际而略无可能。
　　捣鼓出“不知情权”当然难免有点危言耸听，人们可以嘲笑“不知情”，却并不存在剥夺“不知情权”的事。问题在于这里的“嘲笑‘本身其实包含了几许很为浅薄的自炫，包含了几多实属被支配的自得。据此觉到需要倡导一点“不知道”的勇气和自觉，盖因坚持自己的生活原则，本就需要一点“不通世故”，若言学有专攻、成就事业，爱因斯坦所言就忽略不得：“一个人只有以他全部的力量和精力致力于某一事业时，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师”，为大学问者每为世人看出几分“傻气”，大概正从一个方面注疏了个中原委。我们缺少的不是顺势应变的“事事通”，缺少的恰恰是那种不惮以许多“不知道”来求得或一“大知道”的智者的定力。
　　通常的情况是，我们过于介意一些“知道”。曾经看过几篇文字，字里行间分明带上一种讥诮，为了吃西餐不知哪个手拿刀哪个手拿叉，喝咖啡用了搅拌用的调羹进饮，学到了那点未见得没有必要的规矩时，联想到那一次陪几位意大利作家吃中餐，几位怎么也摆弄不了那双筷子，结果还是丢了筷子动手抓，抓得坦然。当下便义生题外地感慨，刀叉的拿法，跟从西人哪里拿来一些好东西其实无大干涉，且西人不以用不了筷子自惭，我们却以用不对刀叉为羞，比较之下，可见为文者在讥诮国人“不知道”的时候，谆谆教诲中实在也透露出了一点他自己心中的“自卑心理”。

　　通常的情况还是，我们过于多了一点“知道”的自信。曾经见识过某些“访谈”，节目的主持人面对各行业的著名专家，按说是“访”者、“谈”者各就其位各尽其职，可主持人却每每越其位而去充当一位足以跟各路专家旗鼓相当的学术“研讨”者。不当插话时横插过来，没有疑问处平生枝节，凑趣打诨而喧宾夺主，专家们说些什么被弄得七零八落不得要领，能够突显的则是主持者于党政财文、农工商学行行皆通、样样能说的假象。这不免让人疑惑着拥有话语权的时人，“知道”得已然过剩而自认“不知”的勇气太过匮乏，这在鼓励了“全知全能”的自我表现欲、造就了“大胆”的同时也常常会造成“妄说”。我无意否定人可以“浅尝”、“粗知“更多的知识，只是想强调一个人更需自知、自制、自明，以利为“深入专研”、“仔细揣摩”一己的“专门”提供必要的时空。
　　在深层的意义上，缺少“不知道”的勇气，不只是自我文饰的肤浅表现，也是自我失落的内在因由。在“舍”与“得”的辩证题义中，“不知道”很可以看做是对“知道”的一种让渡。在‘知无涯“面前，”生有涯“的人们，事实上如同罗素所陈：“每个人迟早都要面对那伟大的放弃。”要求得某个方面的真知、深知，很该强化一点自己的“位置意识”和“范围意识”，守牢自己而摈弃诸多在与世偃仰、自我扩张中不必要的生命耗损。

　　时 尚 浅 说

　　在我们的辞典上，时尚直白的释义就是一时风尚。作为社会流变、生活迁移、价值更迭驱动下的潮汐式性相，主要是审美旨意、心理趋向在公众与日常的表征。
　　相对于时代深层内涵，它常常是浅显而稍纵即逝的；相对于心灵恒定部位，它常常是即时而变动不居的；相对精神的底里，它常常是裸露而直呈其态的。比如，今年流行什么，现时看好什么，如今热门什么，有些潮起潮落、追波逐流的意味。
　　时尚并不因之而可以小觑。其公众性、盲动性、愉悦性以及可仿效性的自身特质，决定了它浪打浪般的生长，成就其推进演化的广度、强度和速率；还不娘说，时尚作为时代的情感表征，乃是一个时代的种种合力使然，虽曰“人事”，亦关乎“天命”。如同天地有时气，物类有时兴，于衣有时样，于食有时鲜；时异事殊、时移俗易，变幻其中的时尚，就差不多带上“准自然”的品格，某种意义上差可比拟于节令交替、星斗移转，为不可抗力者。虽然其行也不远，此起彼落如转轮，却不随一己好恶兴废，不因拒之纳之而行止，称得上一位无翼而飞、天生天杀的主儿。对于社会个体而言，谁谁要“领起”它，谁谁要“力挽”它，要不是说说玩玩的大话，就免不脱受到这样那样的潮讽和惩罚。
　　同时，时尚也并非可以简单地一面而论。不仅是因为它往往牵连种种历史内情又伴随前行的社会步履；依我来看，其本身也具备种种包容的可能；既可涵茹孕育诞生之契机，亦可成为酿出溃靡之温床；既可济助伴同前行而汰出陈旧之功，亦可隐藏了随俗沉浮堙灭自身之患；事情确实存在两面性。即使细微若时尚“减肥”，只要不去弄到当年宫女们据了楚王的眼色去“尽饿死”的地步，其利弊就不能只作一面观。“因势利导”因而成为可能，“圣者时也”的名言，“我行我素”的标榜，也因而都在大本大宗的道理之内，是从不同侧面说向了人在“自然化”了的客体面前的主观选择和临世态度。

　　问题在于，如同我们已然体感到的那样，在物性和物化的“时尚”面前，在巨大社会网络系统之中，当无处不在的“他人引导”已然导致人的精神无可奈何地发生种种妥协和屈从，当成了“操作对象”的人愈来愈显得“身不由己”的“软弱无力”；这就从一个方面把“人”与“时尚”的思考提示过来。
　　不妨说，“趋时”是人类的“天性”，要不然，中心装就不至于那么大面积地被淘汰；“我丈夫”就不至于那么普遍地换成“我老公”；“OK”、“bye bye”也不至于那么频频挂到男男女女的嘴边。这一方面说明人的“顺变”能力，另一方面呢，也就说明了人的“从众”心理——他那样穿、那样说的时候，未见得不以为中心装更舒服，未见得以为称“老公”更准确，未见得自己那么酷爱英语。可见“趋时”大体指向外部关涉，关涉“面子”上的事，跟自己内心的好恶关系是不太大的。这原本毋庸置疑，须得一议的是，这里的时尚很可能成为一种压力，压迫人们划一了心志和超水平的企求。诸如就业上某些职岗的过冷过热，诸如婚嫁时房子、车子被列为必要前提，诸如为场面应酬的上档勉为其难，为自家孩子不能如小伙伴们那样好好吃穿而黯然神伤……面对种种时尚趋鹜或心理失衡，人们有理由拒绝“安分安己”、“安贫乐道”的慰勉，也同样有必要顾及具体的现实条件和属于自己的选择。
　　如果说人除了是一种“物质”存在还分明是一种“精神”存在，那么，“与时俱进”跟“顺时迁变”就不能是一回事。而且，执著于精神性的人还往往抱持跟时尚“对视”的姿态，所谓“不随俗沉浮”、“不与世偃仰”，大体描述了在物性和物化了的时尚面前保持一份心灵的高傲。想当年，那位“刁皮”的东坡先生一度心血来潮，光出自己的肚子，向诸位婢女怪怪地发问：“此中何有？”朝云以“公一肚皮不合时宜”应答，彼刻，先生的一阵大笑，该是对红颜知己的会心认同，也该是对于时尚的一种态度了。
　　东坡先生的高傲和从容跟他有婢妇陪侍的“优越”处境没有关系，“不合时宜”归根结底是一种精神境界，是“抗尘走俗”还是“超尘脱俗”的起始点和分水岭。我们无法在普遍的层面上要求人们都成就为精神上的“庞然大物”；可以肯定的则是：一个精神强健的人，一个有作为的人，一个不失尊严的人，无论是在春风得意中走马，还是在艰难困顿中蹒跚，都不能是一个失落自我而为时尚左右的人。

　　来源：《黄钟》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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