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钟》第二期：人生多了一个难忘的日子（作者：刘鹏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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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的12月15日，拥有四十年烟龄的我戒烟了。
　　记不起头一回抽烟的日子了，但我清楚地记得头一回抽烟的醉况。那是家住花园桥下春节前的一个晚上，父母到西街上的杂货店去办年货，我独自一人在家炒花生。我家斜对面就是杂货店，父母舍近求远，是因为西街杂货店那个申家老爹与父亲是至交，能买到计划供应的蛤蟆酥呢。母亲叫我炒花生是因我炒的花生漂亮，炒熟了的与生的竟难以分辨。一人独处机会难得，早就八分钱买了包丰收牌香烟藏在袋里，父母一出家门就在锅门口抽上了。那一刻，心里头激动与迫切交织在一起，学着母亲那吞云吐雾的样子，一大口浓浓的烟狠狠地吞吸进去，舒缓地吐出淡淡的烟来，接连几大口的一吞一吐，一支烟没抽完感觉就来了：头晕，目眩，胸闷，嘴里不住地渗出的清水，从嘴角间溢出来，头一点不敢动弹，手紧紧捂住胸口……难受的感觉由浅入深地持续着，远比醉酒的那种难受还要难受。也许，是有了这头一回的历练，从此再也没有醉过。
　　我学抽烟是受父母的影响，又主要是母亲，不只是耳濡目染，而且是心灵的感触。我曾经在《母亲的烟缘》这篇文章里有过记述，母亲学会抽烟是因为得宠和快乐。外婆家在黄桥街上开天顺昌肉铺，母亲在家是个老小，处处得宠，最快乐的事就是数着数，往外公的水烟筒上装烟球，外公瘾过足了就逗母亲尝上一小口，不经意间渐渐地尝出了滋味。母亲抽烟成瘾是因为日子的艰难和困苦。我记得，那天母亲一高兴对父亲说：“这烟是好东西，提神，能解忧消愁，能生智慧！”这不是科学论断，但这是母亲的肺腑之言。母亲只要一提起那段岁月总是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爬的是铁索桥，我爬的是电索桥。”烟陪着母亲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度过了多少艰难的日子，母亲的儿子最知道。有一道难题我至今无解：父亲当初月工资二十三块五角，母亲四年生了四个孩子，家里值钱的能卖的东西都卖完了，有一次没钱买柴禾，母亲折断两根筷子救活了奄奄一息的煤炉。母亲是怎样算计每天的生活，养活了一家六口，让兄弟四个都有学上的呢？我记得一个情景：冬天，水泼在地上就会结冰的那个早晨，我在南坝桥外中盐仓库盐码头看见，母亲和几个妇女光着脚站在河水里，洗刷那装盐的麻袋。那情景让今天的我一想起还会打个寒颤。后来，母亲决定去十字街头摆烟摊，一摆就是二十年。那时母亲抽旱烟，那时称旱烟袋叫“猴子头”，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抽着猴子头的神情始终是一个模样：目光直直的，凝聚着全部的意念在注视什么；眉紧锁着，从来没被打开过。这一刻，母亲心里一定是装着事情：小事小到还没到父亲发工资的日子，家里的油盐柴米不济了；大事大到房东逼着要房子了，家往哪里搬去？小事小到要开学了，儿子们的学费还没凑齐；大事大到红卫兵正在闹绝食斗争，如何把儿子从校里拽回来？小事小到夜里雨下个不停，明天如何去摆烟摊；大事大到卧床服中药一个月，胃病还不见好转，不能去摆烟摊日子怎么过？小事小到要过年了，年关怎么过；大事大到儿子下乡插队去了，眼前一片黑暗，光明在哪里……母亲抽烟一直抽到生命的尽头，最后抽了一支“红塔山”离开这个世界的。所以，每年的清明节，我总会为母亲点烟放到墓前，默默地对母亲说：母亲抽支烟吧，愁了咽一口气，苦了顺一口气，乐了舒一口气。

　　父亲是我抽烟的怂恿者。我学抽烟不久就进了厂，有好几年只是逢场作戏，还没成瘾，也没钱抽。那时工资全交给母亲，身边从来不留零花钱的，连剃头洗澡都是伸手向母亲拿钱。不为别的，知道家里钱紧。父亲眼里，我是最懂事的。春哥已结婚了，我还没谈对象，总是想，家里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租住公家的两间五架梁屋，也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谁愿跟你谈对象呢？每晚，我都是到父亲工作的日杂仓库去投宿，出家门的时候父亲会悄悄地塞给我三五支烟，每每触碰父亲那温热的手，心里就涌动一股暖流。父亲知道我内心的空寂，他给我的是别样的一种爱，那烟是父亲从嘴上省下来的！
　　常态化抽烟的起点是一九七九年的四月。县里筹备第九次团代会，借调我到秘书组负责典型材料的文字工作，是厂里刘圣和副厂长推荐的，他原来是组织部的干部科长，对我的几次大会发言有好感。我有点胆怯，硬着头皮去的，夜以继日地绞脑汁，香烟是始终的伴侣，居然早早地交了差事。于是毛遂自荐揽下会务活儿，那会标上的仿宋字从写到剪规规整整，会场里、街头上张贴的宣传标语还都像模像样。露这一手出自年轻好胜的本能，没想到竟被留下当了秘书，不久就兼了青工部长。说实话，负重奋进有点累，也有点亢奋。白天忙工作，晚上爬格子，抽烟便成了瘾。如果身边不足一包烟了，一定去再买上一包，否则熬夜心里会不踏实的。回想起来，我的人生转折与抽烟成瘾是同步相依的呢。
　　曾经的一次戒烟是一九八二年的岁末。在团县委工作的那几年，使我得到了磨炼和施展，也使我体味了世态的炎凉，还使我弄懂了自己的草根的属性——归于平民。于是有了现实主义的人生定位：从家庭考虑回故里工作，从经济考虑戒掉香烟，从长远考虑能圆大学梦。戒烟一年半的时候，我被调回黄桥筹建罐头厂，任副厂长副书记。那天书记慎重地对我说：“我是‘文革’挨批斗的那刻戒的烟，不再抽了。如今这个企业新办处处求人，你还是抽吧，为了工作。”话说到这个份上，对方又是资深乡党委书记，便应允下来。那恢复抽烟的感觉是难以忘怀的，正如人们为之总结的一句定律——复辟更猖狂。
　　“复辟”是一九八四年的五月。此后，我曾一次次引用母亲的话，也说“这烟是好东西”。一九八六年参加成人高考，对于我来说这比很多人都来之不易，比很多人压力都大：赶上全国同考，同样是一百天，同样是高中课程，别人是重新复习，我是从头学起。夜以继日地苦读，烟是精神食粮。聊以自慰的是考试成绩超过录取线47分，全班52人我是唯一的初中底子。两年的脱产学习乏味枯燥，烟是陪读。曾在宿舍向同学显摆抽烟的水平：五支不同产地的大前门烟，不点燃凭空抽嗅嗅，能准确说出每支烟的产地，一时成为班上男人们的美谈。毕业时恰好赶上组建监察局，当了综合股长，好长时间是个“光杆司令”，除了文字杂务，还兼管行政执法监察的事。那几年几乎是夜以继日地负重工作，恰又遇上父母相继去世，家庭发生剧烈震荡。难以想象，如果没有烟的陪伴，我是如何度过那么多的不眠之夜的。恰恰又赶在这样的时候，让我回故里黄桥当了四年半的一镇之长。那时镇办企业一个个改制又一个个倒闭，举步维艰，上千的退休职工上访围困轰轰烈烈，旧城改造建设如火如荼，忙大事不能丢小事，老百姓的事小事就是大事。这是一段最艰难、最深刻、最有价值的人生时光，也是一段最孤独、最矛盾、最为难忘的人生时光。度过这段人生时光，当然要感谢烟啰！
　　说了那么多烟的好，现在我要对烟说不了。这与忘恩负义无关。烟是一把双刃剑。从根本上说，烟有害健康。我想戒烟，这事思量徘徊二三年了，一次次地问自己：好的口烟，舍得戒吗？等你下决心呢！而这次促使我顿生戒烟的念头还有一个直接原因：老婆去了南京带一段时间的外孙女，我独自在家，如果晚上酒后抽烟，说不定就睡着了，那后果就有点不堪设想。鹏春哥曾告诉我，诗人郭小川那年喜闻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后，就是酒后抽烟燃着了蚊帐，蔓延成灾窒息而亡。我也有过一次同样教训，幸亏燃着的一支烟掉进绷框与床帮的夹缝中间，烟燃完了留下一道浓黑的焦痕，次日早晨令我惊出一身冷汗。
　　去年的12月15日。烟抽多了，凌晨咳嗽醒了。突然间起了念头对自己说：今天就不抽烟吧。次日星期天独自在家，友人来访，我拿了包烟往桌上一扔说：“自己抽吧，我昨天没抽，今天还不抽，试试能不能戒。”当友人抽第二支时我有点渗口水，镇定了一下，就过了。友人抽完三支走了。晚上为老同学六十华诞暖寿。友人敬烟我推辞说：“两天没抽了，试试看，想戒。”对方说：“变鬼吧，凭你这个老烟枪还戒呢，抽！”烟递过来，语气还硬。我说：“抽可以，一万块钱一支！”咳，还真掏出一叠钱来，一数，往台上一拍：“七千！”我说：“不降价！”第三天晚上回故里黄桥应酬，同样的话题还是这拨人。开席之际友人敬烟，我说：“一万块钱一支！”有人抬杠了，一万块钱往台上一拍。我言辞慎重地申述了戒烟的理由，然后桌子一拍说：“谁怕谁呀，功夫还没丢呢，陪你连抽二十支！”于是，大家一笑了之。其实说白了，劝烟玩笑而已，谁认真谁得胜。于是想想这戒烟的日子“12·15”自我解读为：与烟一刀两断，要我认真！
　　元旦春节都过去了，清明节我会把这难忘的日子去告诉母亲：去年的12月15日儿子戒烟了。儿子至今还记得你说过的话，“每临大事要有静气”。相信吧，儿子想好的事哪有不成的！

来源：《黄钟》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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