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现代中国徐霞客

小熊 · 发表于 2010-10-18 20: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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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

（特约记者何雨生）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知识阶层中流行三个词汇：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和穆姑娘（道德）。当时鼓吹这些理念的斗士如陈独秀、胡适等迄今仍赫赫有名，但其中的多数今天已不为我们熟知，丁文江就是这样一个我们本不应遗忘的巨人。

丁文江

“欧化最深的中国人”
丁文江，字在君，1887年4月出生于江苏泰兴黄桥的一个士绅家庭。丁文江弟兄7人都在贤淑的母亲训诲下养成了好习惯、好品德。丁文江5岁时已识字很多，四五年内，他不但读完了四书五经，还会吟诗作对，老师出上联“愿闻子志”，他即应声答“还读我书”，老师叹为神童。丁文江15岁时，时任泰兴知县的龙璋（辛亥革命后做过湖南省民政长），听说本邑有一神童丁文江，就叫丁父带丁文江去县衙面试。龙出考题“汉武帝通西南夷论”，丁文江下笔千言，阐发分明，龙璋叹为“国器”，当即收他为弟子。后力劝丁父送丁文江去日本留学。这一动议，改变了丁文江的一生。
1904年初，日俄战起，我国东北惨遭蹂躏，愤怒的丁文江和几个同学离开日本，转赴英国留学。船经新加坡槟榔屿时，囊中羞涩的他们拜访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意外地得到他的资助。抵达英国后，丁文江起初在爱丁堡进修英文，后来转到斯帕尔丁镇念完中学。1906年，他先考入英国剑桥大学，因负担不起高昂学费而辍学，远游欧洲大陆，次年夏天，他回到英国，考进格拉斯哥工业学院预科。1908年他转入格拉斯哥大学，专修动物学，以地质学为副科。两年后他又把地质学升为主科，而以地理学为副科。1911年，丁文江在格拉斯哥大学毕业，获得地质学与动物学双学士文凭。
丁文江立志要实现他的祖国科学现代化，包括技术和知识的现代化。因为这一信念和为这一信念支配的生活和工作习惯，后来胡适称他为“欧化最深的中国人”，连西方人也觉得他是可亲的，著名哲学家罗素也由衷地称赞他是“我所见中国人中最有才华、最有能力的人”。
开创中国地质学
才华横溢的丁文江学成之后立即启程回国。他乘轮船归国不是在终点上海下船回家，而是开始徒步旅行。1934年，他参考这一次国内旅行途中积累的制图测量方面的资料，和翁文灏、曾世英一起编辑出版了《中国分省新图》，就是这部地图，1950年代，在中国和印度进行边界谈判时，成为中国方面谈判的主要依据。
丁文江回国不久，进京参加了“游学毕业考试”，获“格致科进士”。辛亥革命爆发，他在家乡领导编练民团，保境卫民。1912年，他应上海南洋中学校长王培荪聘请，担任化学、地质、动物、英文、西洋史等课教员。次年，丁文江应工商部矿政司司长张轶欧聘请，任该司地质科科长，从此开始了为中国地质事业奋斗的生涯。
刚成立的地质科，人才和物质方面都很缺乏。丁文江聘请了毕业于东京大学专攻地质学的章鸿钊，又说服了北京大学的学术权威们，同意把少量仪器设备借给他，为学生们提供食宿场所，并允许聘请赫尔•梭尔格为新学科执教。随后，他又争取到了一笔经费。1914年，瑞典学者安特生也被吸引到了丁文江的团队里，不久，比利时鲁汶大学地质系毕业的翁文灏顶替梭尔格成为这个团队的新鲜血液。从此，中国的地质学后备力量的培养走上了正轨。1916年，中国地质学的首届毕业生中，有18人立即被聘用从事地质学的初级研究工作，而一些最出色的学生则被派往国外进一步深造，20年后，这些人均成为中国地质事业的中坚力量。除了开创中国的地质学教育工作，丁文江还展开了大量的实地科考工作。他是我国地层学界公认的“三门系”的创立者。
1917年，蔡元培出掌北京大学，决定恢复地质系，他和丁文江一起决定了两项重要的人事任命：聘请李四光和葛利普去北大任教。1924年，丁文江在一次演讲中宣布：他相信北京大学的地质学教育在许多方面与西方大学和矿业学校相比，水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实地考察方面，甚至超过了除美国以外的绝大多数西方研究机构。到了1930年代，丁文江在和他朋友陶孟和的私下谈话中甚至表示：中国地质学已经发展到再无须偏爱外国毕业的地质学毕业生，中国地质学毕业生的专业水准已经可以和在西方高校的毕业生并驾齐驱了。当他在1936年逝世时，他或许已经是中国在西方最有名的科学家了，世界顶级的自然科学杂志《自然》在给他志哀时称他为“一位有远见卓知的开拓者，他对促进科学和科学应用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少数人的责任”
诚如戴维·怀特对中国科研环境的描述，丁文江根本无法清净地从事他的科学工作。对家国的忧虑，迫使他几度中断教学和研究工作，这位卓越的科学家选择了议政，试图以科学家的理性实践把纷乱的中国社会改造“清明”。
1923年，中国知识界终于爆发了对中国文化和政治前途的大讨论，它表现为“科学和人生观”的大讨论，俗称“科玄论战”。由于玄学派的观点极可能威胁到对科学的信赖，丁文江成为科学派当之无愧的旗手。丁文江坚持了他“赛先生”(科学)的一贯立场，他和他的阵营坚持了只有受过科学训练的知识分子才能设计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来。正是这样一种使命感，促使丁文江开始从事社会实践和政治设计工作。
1922年7月，在丁文江的倡导下，创办了一个政治评论的刊物《努力》，该刊第二期刊发了著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包括蔡元培、王宠惠、胡适、丁文江等16名在政治和学术上影响深远的北大教授和7位北京的大学校长在其上签名，这些社会名流鼓吹“好人政治”，呼吁成立“好人政府”。丁文江他们的呼吁产生了低微的影响，他们被抱有政治野心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所利用，终于诞生了由王宠惠组阁的短命的“好人政府”。亲自参政的这些高级知识分子领略了现实政治的严酷性，下场之后的汤尔和懊丧地抱怨“场外指导”胡适、丁文江他们：“我劝你们不要谈政治了罢。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时评，也未尝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的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另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谈政治了罢。”
但对于这场失败，丁文江与胡适的反应很不一样。胡适调转路向，重新操起“思想革新”的旧业。而丁文江还是一如既往地相信“少数人的责任”。他相信，只要在“好”军阀身边安排几个学者精英，就能使一介武夫的智力得以“开化”，“好政府”便梦想成真了。
煤气中毒去世
1926年，丁文江辞去了北票公司总经理的职位，上岸从政，在军阀孙传芳的手下，就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的总办。丁文江就任后，首先要办的就是收回会审公廨的交涉。在他任“总办”的短短几个月里，前期，主要忙这事；后期则集中办理上海的新市政。
丁文江在上海短短的几个月里，除了好些积弊，在兴利方面成效最显著。正当丁文江要雄心勃勃地大干一场的时候，日益激烈的北伐战事以及孙传芳的转变却让他干不下去了。丁文江并不迷信“反赤”，更不认同、不佩服国民党的急进政策，他对国民党在上海的“造谣式的宣传，无意识的暴动”很是反感。丁文江最担心的是奉系军阀能再次得逞。尽管北伐军节节胜利，但丁文江对其政治前途并不看好。基于此，他起初对孙传芳很是同情，愿意继续合作。在当时各派军阀中，丁文江最痛恨的就是奉系，因为他对奉系了解最多。因此，当他得知孙传芳要与奉系联手时，就意味着他与孙传芳的合作也到头了。
的确，在他那一群知识分子之中，丁文江的行政才能是出类拔萃的，然而，这个英国归来的工科留学生，却不具备一个政治家最起码的政治识见。还是如傅斯年所犀利指出的那样，政治对于丁文江，大体与行政无异。丁文江聪明一世，却始终无法区分政治与行政的不同，他总将政治的问题看做是一个行政的问题。丁文江关心的只是操作，是如何在既定的目标下实现最高的效率，至于政治目标的价值合理与否，并不在他的思考范围内。
丁文江政治试水失败之后经历了他人生中两年低谷期，得势的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几乎将他流放到了大连，国民党对他也不感兴趣。丁文江在政治上失意，经济上也陷入困境，但他还是回到了研究工作上来，他完成了对《徐霞客游记》的注释，并于1928年出版；又在1928年受聘于广西当局，在1928年做了10个月的野外调查，考察当地的矿产资源，完成了他一生中最有实质内容的研究论文的资料搜集工作。所幸的是，1928年6月，国民党军队终于驱走北洋残余势力，国民党也不那么敌视他了，丁文江终于可以自由地搬回北京，而且立刻恢复了他的激情。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残暴侵略，迫使他和朋友们组织了一个时事刊物《独立评论》。丁文江要求独立的知识分子“有了坚决的信仰，得了青年的同情，造成具体的方案，然后联系各种信仰相同的小团体，来成功政治上的大组织。”
1933年11月间，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恳切希望他能出任该院总干事。1935年年末，粤汉路株韶段即将全线贯通，铁道部特商请丁文江派地质专家到湖南探测沿线煤矿，丁文江决定亲自出马。他于12月2日抵达长沙后，非常紧张地忙碌了6天。8日，丁文江抵衡阳，与凌鸿勋详谈了次日的行程及考察的观感。睡前，他发了一份给朱经农的电报：定十日返长沙，即日转车回京。因都中另有要事，促其速归，故变更原定行程。所谓“要事”，是蒋介石欲任命丁文江为铁道部长。但丁文江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次来湖南，再也回不去了。9日晨，丁文江被凌鸿勋发现煤气中毒，凌鸿勋立即组织路局医生抢救，先后历5小时。不过，衡阳医生施行人工呼吸时，将其肋骨折断。1936年1月5日下午5时40分，丁文江心脏停止跳动，一代科学巨星骤然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