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钟》第一期：在艾青面前（作者：顾寄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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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年五月，看到艾青去世的报道，无限沉痛之际，便想写回忆艾青的文章，但总觉人微言轻，默默握起笔又默默放下。前几天，《文艺报》发表了有关方面准备拍摄《给我一个火把·诗人艾青》电视连续剧的消息，面对报头刊发的艾青三十年代的照片，我再也克制不住。
　　我毕竟跟艾青同吃同住同参观同学习过五十多天。五十多天啊，人生能有几个五十多天呢？
　　1978年9月，我受《人民日报》和中国作家协会之邀，参加了“中国作家赴大庆、鞍钢学习访问团”。在北京“石化部”招待所报到登记时，当时作协工作人员问我几级，我说“三级工”，他听成三级干部，连连向我反问：“三级？你有三级？”我忙解释说是“三级工人”，他又以为是“文艺三级”。大概在京都生活久了，根本想不到普通工人会参加这样规格的访问团。正当我满头大汗，反复解释不清准备掏笔写给他看时，在我前一个报到，正埋头翻旅行包的老人调过脸，冲我笑问道：“苏北来的？”我点点头。“乖乖龙的咚，韭菜炒大葱，对不对？小苏北！”不等我开口，他先自哈哈大笑。
　　突如其来，又令人喜难自禁，在首都北京居然有人如此熟悉我方言，我呆嗬嗬地向着那位老人：广额、大脸，尽管背向前倾，但仍显得肩宽身伟。
　　蓦地，一个久已崇敬的形象从记忆的蓝海中浮出。
　　“艾青！”我脱口而出。
　　这回轮到他奇怪了。他的目光落在我的脸上，痴痴的，似乎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我陡然发现，他的右眼完全失明了。二十多年，不堪回首，一阵凄梦急袭过我的心头。
　　“劫后余生”，我自然想到当时最流行的字眼。正是三中全会前夕，小平同志业已复出，“两个凡是”在真正的真理标准面前再也顶不住阵脚，全线崩溃，我们党自己起来纠正自己的错误，“落实政策”已从上层有代表性的人物开始。
　　正当艾青拉着我的手，想说什么而迟迟未说时，艾芜、碧野、徐迟、公刘、知侠、石英、苏金伞等十多位文坛巨匠前来报到，石化部招待所二楼楼梯口的报到处顿时热闹非凡。握手、拥抱，相对唏嘘。二十二年，正好两个抗日战争加两个解放战争的时间（艾芜语），老朋友天各一方，生死未卜，黑发去，白发来，终究留得命在，终于在京相逢了，这一瞬间是何等感人，又是何等辉煌。真理的回归，正义的凯旋，如果你亲历那场面，你会觉得再美的文字也是苍白无力。难怪艾青在《迎接一个迷人的春天》中放声唱道：“我们要拉响二十一门礼炮，来迎接这个岁月的元首。”不过，美中不足的是，尽管新华社随团记者为我们拍下了很多照片，但就缺了这么一张。否则，作为新时期的黎明，这个后二十年的元首，该是多么有说服力的佐证。
　　“绝处逢生，枯木逢春……”在当夜的全团大会上，公刘哽咽道。
　　“邓小平，胡耀邦才是真正的大手笔！”徐迟面对不少作家对《哥德巴赫猜想》的赞誉总是毫不犹豫地说。
　　艾青摸出手帕，不时擦去溢出的泪水。新生的喜悦，无边的感激。也许这时他就开始构思那首著名的短诗《伞》了。
　　在这些父辈祖辈作家面前，我这个三十多岁的小苏北自然拘束起来。我这个人本就内向，几乎七八天中，我变得话不人雯，连手都不知怎么摆好，总是脸一红笑笑。暗下里，我却好奇地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由于我跟公刘同一个房间，而公刘总喜欢带着我向艾青房间跑，这便给了我一个深入比较的机会。公刘不抽烟，艾青一支接一支，都是云南“红山茶”的，他还有一绝技，一包烟，两手纵向从中一撅两半，然后全部散在桌上，谁抽谁自己从桌上拿，免得一支一支从烟盒中拔。公刘轻易不开口，一发言都是层层相扣，严密的逻辑比钢铁还硬。艾青妙语如珠，幽默风趣，使你在笑声中欣然接受他的看法。公刘参加学习随时记下要点，三言两语，每天回到宾馆还要过过目。艾青大多以速写画代文字，寥寥几笑，人物、场景跃然纸上。他说他本来是在法国学画的，回国后参加左翼美术活动，被抓进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监狱，在狱中陆续写下了《芦笛》、《大堰河——我的褓姆》，从此“母鸡下蛋”，画家蒋海澄成了诗人艾青。
　　“不过，人生无常，假如一直画下去，也许又是另一番样子”，艾青叹道，“人民歌手也很容易成为人民罪人的，好在我这人一向达观，摔倒了自己爬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土就完了。”
　　“小苏北！”艾青忽然问我，“那天报到，你怎么一眼就认出了我？”看样子，这个问号一直挂在他的心中。
　　“不告诉你”，我看他那眼巴巴的样子，故意卖关子。
　　大概相处久了，再伟大的人物也从神坛上走了下来，在艾青面前，我这个小苏北的拘谨早成了小伢儿的调皮。他喜欢趁我不备将冰冷的大手插在我的脖子里，更喜欢跟我比赛吐烟圈，看谁吐得又多又圆。那段时光不仅艾青，一个个文坛泰斗犹若涅槃的凤凰，举手投足都洋溢着重见天日的喜悦。这种好心情也使他们的作品透出一团初生婴儿的光辉。
　　“人，是作不了假的！”艾青反复对我说，“诗，也是作不了假的，我们的感觉和思想都要通向人民，我们的人民终于盼到了今天，自由的思想，自由地呼吸。”
　　艾青以他的《鱼化石》为例说，很多人读他的《鱼化石》，都只读他写下来的表面文字，似乎活活泼的鱼儿，瞬间被火山爆发埋进了灰尘，惋惜鱼儿“离开了运动，就没有生命”。“殊不知”，艾青笑道，“这时期尽管我不时想到个人遭际，但总体上难以抑制的愉悦 不可能写下如此沉痛的诗句，小苏北，你懂吗！鱼儿的运动生命哪怕不遇到火山爆发也是有限的，一旦成了化石反而具备了一种永恒的美，应该说是幸中之大幸。有一天，我死了，回到南泥湾，回到故乡大堰河身边，大堰河最喜欢把我画的关云长贴在墙上了……”艾青一个劲自言自语，竟嗬嗬笑出声来，他经常这样，总使人想起深思中的泰戈尔、托尔斯泰。
　　“不！”我带着哭音：“你不会死，永远不会死！”我告诉艾青，我从上小学起就是个书呆子，不管看得懂看不懂抓到就看，文革开始，我曾从学校红卫兵抄来的书堆中顺手拿过几本，从《诗论》还有其它诗集上看到过艾青的照片。至于名字，“嗬嗬——”我还是鼓足勇气说出口，“当年中国人谁不知道大右派艾青啊！”
　　“臭名昭著！”他朗声大笑，“我总以为，艾青早随着艾青其人死了，想不到，想不到年迈古稀还能够回来。小苏北啊，请永远记住一位拯万民于水火的名字——邓小平！还有”，他一字顿，“耀邦、王震……”
　　关于艾青的经历早为文化人所熟知了，但有些感人的细节由艾青亲口说出来，更令人倍感亲切。他告诉我，当年被遣送北大荒，在到哈尔滨的火车上，突然车厢喇叭响了，竟然是喊：“艾青，请到前面小站下来，有人在门口等你！”艾青，不就是著名的大右派吗？想不到在同一列火车上、同一节车厢里，旅客们潮动起来，争着一睹这个右派的真面目。谁呢？旅客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互相猜测，艾青和夫人高瑛更是面面相觑。不久，喇叭又喊，一遍又一遍，反正到这一步了，抱着豁出去的念头，当慢车一停，夫妻俩从人群中挤出了车厢。出了站口，一位久已等在那儿的瘦高中年人迎了上来，啊，王震，三五九旅旅长，当年在延安到南泥湾访问时结下的老朋友。虽然夜很黑，站口灯光微弱，王震又穿着便装，他还是一眼认了出来。艾青欲哭无泪，紧紧握着王震将军的手，王震拍拍他的肩膀，轻道：“跟我走！”就这样，艾青乘着王震将军的小车一直到了黑龙江农垦总局，局长是王震的老部下，临走，王震关照农垦局长说：“人，我亲自交给你了，少根汗先提头来见！”据说，丁玲、陈明等不少文化人都曾得到王震的庇护。
　　在北大荒某国营农场一年半，又是王震，将艾青转到了新疆石河子。虽然艾青知道新疆农垦部队大多是三五九旅的老底子，西出阳关故人多，便于照顾，但毕竟在北大荒一年多了，一切还算平安，再迁总觉不太必要。直到粉碎四人帮后问起王震方才知道，当时东北有人向康生打了小报告，说对艾青等人监管不严，王震当机立断，说“调新疆，三五九旅是毛主席肯定的部队，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右派无往不胜。”巧妙地堵住了一些人的嘴巴。以后艾青患了眼疾，据说也是王震干预，才被批准到北京治疗。
　　将军肝胆，光照日月，说着说着，艾青又掏出手帕，轻轻地捂在左眼上。
　　到了新疆，艾青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吃喝拉撒，看书看报，甚至写诗，都可以，都自由，就是无法发表，哪家报刊敢吗？写诗人被扼住了嗓子，活生生地，比闷死更难受”，因此总想干点什么。他听说当地大办工业，便叫夫人送五千元去，这在当时可以买好几台电动机。
　　我委实不大理解，“都打成右派了，哪这么有钱？”
　　在艾青面前，我像回到童年，想问就脱口而出。不过，时至今日，二十年过去，想到我曾问艾青这么个低俗的问题，颈脖还隐隐发烧。他说他就喜欢我这样，“小孩就是小孩，幼稚就是幼稚，不要装老成，装成熟。为人不能装，为文更不能装，最讨厌故作高深。小苏北啊，”他屡屡对我说：“真诚是艺术的灵魂，相互是艺术的品格，单纯是艺术的境界，要善于用最浅显的语言，最明豁的意象表达深刻的思想。”
　　哪这么有钱呢？艾青笑道，反右不象文革，尽管同样把人当成痰孟，肆无忌惮地唾辱人类的尊严，但倒是货真价实的文斗，不跪，不挂牌，不搞喷气式，也不抄家。艾青还告诉我，他从供给制转为工资制时就定为文艺一级，但多年未领一分钱工资。
　　“我历来主张作家诗人靠稿费生活”，艾青说，“人嘛，吃饱穿暖，还有烟抽，哈哈，有红山茶抽红山茶，没有红山茶废纸卷卷木合烟，甚至树叶子，在在皆好兼收并蓄。”稍顷，他忽然说：“王震将军最喜欢新疆木合烟了，”说着，他抬起头，溢满泪水的眼睛似乎洞透时空，向着遥不可测的远方，是巴黎、延安、智利、北大荒、石河子，还是大堰河……倏然，儿时便记熟的艾青《我爱这土地》中的名句飘忽而来：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在大庆，在哈尔滨、在鞍山、在沈阳，几乎所到之处，在与当地作家和文艺爱好者座谈联欢时都有人朗育这首诗，而且一无例外，台上台下一个个热泪盈眶，总是静场长时间后，掌声“哗地”刮起风来。
　　公木说：“这是对人民对祖国爱至极处的感情喷薄，非大诗人莫办！”
　　公刘说：“我们是读着这首诗从大学走向革命队伍的。”
　　可艾青说，“我只不过写了几首诗”。
　　不仅艾青、艾芜、徐迟、知侠等都反复表达过类似的意思；
　　“我只不过写了《南行记》，如果不是鲁迅，也许不会有读者注意。”
　　“我就那么几篇报告文学，为中国知识分子讲了几句发自内心的话。”
　　“《铁道游击队》是游击队员用生命写的，我只不过作了忠实记录。”
　　有些事，虽小，却令人终生难忘。在北京，艾青、艾芜、公刘以及不少作家外出访友，既不肯用招待所提供的两人一辆的轿车，也不打电话叫对方放车子，那时“面的”之类的出租车几乎没有，因而都是到外面挤公共汽车。平时，洗衣、叠被、倒痰孟倒烟灰缸大多亲自动手，从来听不到他们坐在房间里吆喊“服务员”的声音。记得有天午餐过后，艾青拢到我房间坐坐，看到我晾在卫生间的衬衫，指出我领子、袖口洗得不干净，叫我把皂打好后先扪上个把小时再洗，并为我示范。在家我妈没有教我的，艾青教我了。凡此种种，有谁想到，享誉世界诗坛的大师，竟和你和我一样普通、平凡，写至此处，似乎艾青仍在手把手都我洗衣，不觉哽咽难继。
　　在整个访问期间，就我所知，面对从北京到东北各地的盛情款待和热诚欢迎，几乎所有作家诗人都觉得党和人民待自己太好太好，而自己对人民的贡献太小太小。因而纷纷要求中宣部张平化部长转达中央，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经过十年浩劫，刚刚从崩溃边缘缓过气来，我们住高级宾馆，参加盛大宴会问心有愧，请降低对我们的接待规格。
　　有天，大约是在哈尔滨的当天夜里，党组书记兼副团长刘剑青突然召集会议，说是小平同志去朝鲜访问，途径哈尔滨，本来要看望大家的，因过于繁忙，难以如愿，小平同志知道了大家的意思，非常感动，要求转告大家：“同志受苦了，要心安理得。”
　　我记得非常清楚，为“受苦了”还是“辛苦”了，大家反复推敲，都说比起同样受极左路线、十年浩劫煎熬的亿万人民我们不算受苦，可能传达有误。于是刘剑青随即向有关方面请示，证实小平同志确实说的是大家“受苦了”。
　　一字之异，深谙中国语言文字的大师们抚今思昔，一个个情难自禁，感慨万端。夜很深了，不少作家依然沉浸在当年或受小平同志接见，或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的往事中。会议室、卧室始终灯火通明，人影幢幢。
　　不几天，在鞍山市东山宾馆，晚饭后艾青喊我出去散步，他告诉我写了一首关于《伞》的诗：
　　早上，我问伞：
　　“你喜欢太阳晒
　　还是喜欢雨淋？”
　　伞笑了，它说：
　　“我考虑的不是这些！”
　　我追问它：
　　“你考虑些什么？”
　　伞说，“我想的是——
　　雨天，不让大家衣服淋湿；
　　晴天，我是大家上的云。”
　　我倏地明白了，伞，不就是小平、耀邦、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包容天地宇宙的博大情怀吗？
　　“是啊是啊！”艾青掏出手帕，“无论雨天、晴天，都无微不至、无所不在地庇护着我们……”
　　访问团结束不几天，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不久，艾青恢复党籍，彻底平凡。但直到艾青去世，我即使到北京出差也没有去打扰过他，我知道焕发了青春的艾青很忙，写诗、讲学、出国访问……
　　艾青，是属于民族全人类的。

来源：《黄钟》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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