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钟》第一期： 文化大市的理由 序《休闲集》（作者：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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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大学的杨伯华老人准备将其近四年来的剪纸作品结集出版，取名《休闲集》，嘱我序之。我对于剪纸艺术的认识，基本处于贴在洞房窗户上的大红“囍”字的水平上，根本没有资格对杨老的作品评头论足。好在去年省民协在泰兴召开第八届青年论坛之际，我曾对民间工艺作了一些思考，就勉勉强强地答应了老人的要求，写一点文字，避实就虚地指向所谓的“意义”，权当序吧。

       对于一个文化大市而言，民间工艺有多重要呢？
       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告诉我们，手艺和手艺人是城市诞生的理由。
       城市的出现是由于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也就是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之后才产生了市镇。许多手艺人聚住在一起，丁丁当当、窸窸窣窣地做出些日用品，让四野的农人、牧人带着粮食、牛羊赶过来挑挑拣拣、择善而换。几千年过去了，从集市到城市，“市”的基本精义没变。
       然而，“手艺”却变了，变得越来越精致，发展到极致，就成了民间工艺。手艺人中的绝顶高手，完成了从“技”到“艺”的嬗变，成了工艺大师——艺术家了。
       文化大市无论文而化之到什么程度，终究是一个“市”，城市诞生的理由，对于文化大市同样适用。直白地讲，文化大市离不开民间工艺。
       何况，城市的文化属性，本来就要靠具象的内涵——譬如城市的历史，譬如文学、艺术，也包括民间工艺——加以诠释的。
又何况，我们的城市精神中，迫切地需要融入点民间工艺的精神，譬如精致、典雅，譬如内敛、务实。
       说了“文化”，说了“市”，再说说“大”。文化大市的“大”，显然不是指向城市的规模，而是文化的“大”。大到何种程度才算文化大市？文学艺术是文化的制高点，就拿文艺说事。文化大市需要有文化大师的支撑。这就好比一座大山，主峰的海拔代表了这座山的高度。泰兴文化不缺主峰。“独幕剧圣手”丁西林，中国当代小说大师陆文夫（省文艺评论家协会黄毓璜主席定义），传记文学大家朱东润，这几位大师级的人物，可谓高山仰止，说他们是泰兴文化的主峰，代表了泰兴文化的高度，估计没人有意见。

       然而，一座大山，不仅要有挺拔陡峭的主峰，更要有绵延的群山。这样的山，才称得上巍峨。好比一幅水墨画，主峰固然要泼墨而绘，但也少不了群山的蜿蜒，直至隐隐约约的白云深处，这样的水墨画才让人意犹未尽。
       在这幅水墨画中，杨伯华老人的剪纸作品肯定不是主峰了，非要定位的话，大概是隐藏在淡淡的墨色中，绵延的山势里的“云深不知处”。
       让人知其大却不知有多大，这恰恰是一个文化大市的深厚的底蕴。
       杨老作品的艺术成就，“门外汉”的我不敢评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丰富了我市文艺事业的门类，这样的“补白”——剪纸作品常常用于报刊的补白，借用一下——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翻阅杨老的作品集，我被深深感动了。这种感动，缘于其作品的艺术感染，更缘于一种固守的精神。文艺是清贫的，而剪纸艺术为甚。其他一些艺术门类，或多或少有些市场需求，文艺家们在收获社会效益的同时，也还能得到微薄的报酬，所谓“七分名三分利”吧。譬如，今年适逢国庆六十周年，市里上上下下组织了很多文艺活动，平时闲惯了的文艺家们就有点忙不过来的意思了。你请去排练，我约去辅导，这家要征文，那家要展览，老师长，老师短，哎呀呀，我们的音乐舞蹈家们、作家们、书画家们，风光得很呐。临了，还给包个小红包，请老师笑纳。那滋味，美！偷着乐去吧。不信？音舞家协会主席朱向阳兄、美术家协会主席蒋民兄等诸君可以作证。杨老大概没人请，却不影响情绪，见谁都是乐呵呵的，根本不用偷着乐。灿烂的笑容，一如他的剪刀下那些快乐的剪花。这样一种固守清贫的精神，这样一种对文艺的执着，这样一种人格，定会在我市文坛留下深深的痕迹。
       理由如上。

来源：《黄钟》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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