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与民国地质学教学体制的建设

网站管理05 · 发表于 2021-9-14 14: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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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文江在筹划创办北京政府工商部地质调查所时，即考虑到地质学专业工作者的培养问题，首先依托于地质调查所附设了地质研究所，作为培养地质学专业工作者的教学机构，并制定与完善了地质研究所的各项规章制度，首先在民国开创现代地质学教学体系。

　　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丁文江先后进入北京大学与中央大学，担任地质系教授，参与规划了上述两所高校的地质学教学课程，推动子民国高等教育领域内的地质学教学体系的建设。

丁文江主持创办民国地质学教学机构

　　1913年1月，由于章鸿钊的举荐，丁文江就任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章鸿钊为前任地质科科长，在其任内，章鸿钊构想了在地质科内设立研究所作为进行地质调查的机构的地质科工作规划方案。

　　丁文江担任地质科科长后，在时任矿政司司长的张轶欧的推动下，开始筹备设立地质调查机构。时农林工商，官舍狭隘，司得一室，合科而居。文江至，张君笑曰:招君之来，正以是也，百物具备，焉用君为。且余固己有成议矣。乃出示余吴兴章君鸿钊《中华调查地质私议》，议设研究所。

　　由此可知，前任地质科科长章鸿钊的《中华调查地质私议》实为丁文江创建地质调查机构的缘起。章鸿钊所著的《中华调查地质私议》一文包括3个部分，分别是:“我国地质于世界中所占之地位;我国地质调查之时机;调查之计划。”全文旨在于陈述现代西方地质学在现时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并提出了发展中国地质学的方案:“专设调查所以为经营之基，树实利政策以免首事之困，兴专门学校以育人才，立测量计划以制舆图。”

　　可见，章鸿钊的计划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有计划的地质调查，为此，实业部需设立地质调查所，同时，政府并应在政策制定、人才培养与地质学学科之应用基础方面给予地质调查所进行地质调查工作以坚实的保障。由此，培养地质学人才成为章鸿钊所规划的地质调查所的中心任务。为此，章鸿钊于《中华调查地质私议》一文后附设了《议设地质讲习所》以及《简章》，计划地质学人才培养事宜。

　　而章鸿钊对于地质讲习所的规划亦来源于其对于当时国内的地质学教学的基本状况的认识与判断:“前清宣统初年，京师大学曾设一地质学门，聘德人梭尔格博士为主教，不久即行停办。鸿钊为临时培植专才起见，提议先在南京(那时候临时政府所在地)设一个地质讲习所，这就是后来北京工商部设立地质研究所的张本。”

　　由此可知，丁文江所筹划创建的地质研究所起源于章鸿钊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担任实业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时所设想的以培养地质学工作者为任务的地质讲习所的规划。

　　因此，1913年6月，丁文江与张轶欧商议，在北京政府工商部设立了地质研究所，附设于代替地质科建制的地质调查所内，旨在于培养地质学工作者，为地质调查所的地质调查工作准备人才基础。是年9月4日，北京政府工商部的颁令标志着地质研究所的正式宣告成立。

丁文江主持制定地质学教学体系

　　地质研究所成立后，由于地质学专门人才的匾乏，丁文江除担任地质调查所所长之外，并兼任地质研究所所长。地质研究所成立伊始，丁文江即制定了《地质研究所章程》，该章程规定了地质研究所的宗旨、入学资格、学科、学额、学资、学期、学课、考试、录用等9个方面的内容，指出地质研究所以培养地质调查所为目的，入学成绩合格者方得被录取。

　　地质研究所分为注重矿物的甲科与注重矿物的乙科两门学科，学额则逐年议定，不取学资，每学年分3个学期，每学年每学期的课程安排不同，包括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地质学基础知识、地理学基础知识、古生物学基础知识、矿物学基础知识，通过分阶段学习，以达到循序渐进教授地质学基础知识的教学目的。考试分为寻常试验与卒业试验两种，录用者可以充任为技士，由此担任地质调查员。

　　在上述章程的规定下，1913年地质研究所开始运行直至1916年地质研究所结束运行时为止，地质研究所培养出了其第一届毕业生，其中18人进入地质调查所任职地质调查员，基本实现了地质研究所的教学目的。

　　通过丁文江的上述活动，即，在地质研究所章程中规定该所的教学活动纲要厂设置完整的地质学教学课程体系，民国地质学教学体系得到初步构建。

　　在此基础上，丁文江并致力于将地质学科内的重要教学活动之野外考察训练项目融入民国地质学科的教学体系中，从而全面且有效地培养民国地质学工作者。为此，丁文江在其人生中仅有的两次地质学教学活动中，即1913-1916年在地质研究所期间与1931-1934年在北京大学期间，通过亲身实践，提升了野外考察训练项百在民国地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

　　1913-1916年，丁文江主持地质研究所的地质学科的教学工作。其间，丁文江尤其注意地质研究所的学生的野外训练课程在全部课程中的授课比重。据当时亦在地质研究所担任教学任务的翁文,回忆:“彼(笔者注:指丁文江)所注意者，尤为如何增加学生实地工作之时间与机会，原定课程，重行排列，使野外旅行成为必修科目，并扩大其范围。在每次旅行中，均详细指示学生如何观察、绘图及采集标本等事。1916年夏，各生复经分别选赴指定区域工作，并须将调查结果著成报告。”

　　由此可知，通过丁文江的引导，野外训练成为地质研究所的地质学教学课程中的必修课程，逐步融入了正在创建过程中的民国地质学教学体系中。 1931年，丁文江应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的邀请，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研究教授，开设“地质学通论”一课。

　　当时北京大学的地质系课程偏重于课程教学，对于地质学教学体系中必备的野外考察项目则不甚重视。丁文江在北京大学进行教学活动的过程中，将野外考察作为教学活动的主要内容，逐渐在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地质学教学体系中形成了作为一种教学制度的野外考察。

　　当时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担任丁文江助手的高振西曾于1936年在《独立评论》撰文回顾了丁文江在北京大学授课期间的实践活动。其中，开创野外考察的教学风气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高振西回忆道:“学习地质科学，实地练习，比较学校讲书还要重要。丁先生最主张实地练习，常常带领学生出去。实习的地点同时间，都要经过详细的考虑同周密的计画然后才决定的。出去的时候，都要利用假期，决不轻易耽误应讲授的功课。

　　假期本是可以休息的日子，他不但不休息，还带领学生作那比平常更苦的旅行工作。凡预定实习的地方，他一定预先自己十分明白，才肯带学生去的。若果预定的地方，他不十分熟悉，他要事先去一趟，至少也要派一个助教先去一趟，然后才带学生去到那里。旅行的时候，所有吃饭住宿登山休息等，带领学生这是丁先生教书的方针。”

　　在丁文江的认识中，野外训练是地质学科内的必修课，是地质学专业学生所应掌握的专业技能。因此，丁文江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授课期间将野外训练提高到与课堂讲授同样的高度来对待之。

　　据当时地质系的学生阮维周回忆:“地质系的野外调查本来是一学期一次，丁文江到系后，改为一学期四次，时间短则一天，长则三天，经费由学校提供。这套制度，我后来介绍到台大地质系。举凡地质结构、矿产、地层等，并且也采集标本。野外调查是包括在普通地质学课程内的，直到后来才单独设立学分。”

　　最终，通过实践示范，丁文江将北京大学地质系的普通地质学课程中的野外调查部分提升了该校地质系中的地质学教学课程中的主干部分，并形成了北京大学地质系的一种教学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