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泰兴农民的生活状况

Val'璐ξ · 发表于 2021-3-22 08:49:28

马上注册，结交更多黄桥的网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玩转黄桥在线。

您需要登录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注册

x

   泰兴地处长江北岸，西部地区濒临大江，旧时潮患频繁，江岸年有坍没，农民累失土地；东部地区属高沙盐碱土质，难生五谷，人民声息其间，环境十分困苦。
   泰兴成陆始于汉，唐中期以后，大部分陆地已经形成，“安史之乱”致使黄河流域等北方士民南迁，很多人定居地旷而僻的泰兴，垦荒种地，人口渐渐增多。南唐昇元元年（937年），析海陵南五乡置泰兴县。
   北宋末年，金兵南下，生灵涂炭，泰兴农民处于水深火日之中。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南宋四大家之首的尤袤任泰兴知县，目睹战争的残酷和人民生活的疾苦，写下了著名诗篇《淮民谣》，诗中描写了当时的社会惨状，“流离重流离，忍冻复忍饥”“死者积如麻，生者能几口。荒村日西斜，破屋两三家”。

   元代，在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下，农民生活贫苦。至正十三年（1353年），盐户张士诚于泰州起义，致使泰兴地区战争频仍，大部分农民或死于战祸，或流落他乡，人口急剧减少。
   明初，朱元璋一统天下，实行“移民屯田”政策，苏州等江南地区“流寓者”陆续来泰兴入籍定居，史称“洪武赶散”。洪武九年（1376年），泰兴全县有居民11556户，人口47986人。
   明中期，皇亲、寺庙、豪强大户仗势抢夺民田，农民税赋加重，除田税、漕粮等征派外，尚有“派养种马”“加派种牛”“兵饷”“均徭”等各种苛捐杂税。据志载，明初“泰兴例派养骡马848匹，小马169匹”“额派种牛162头”，万历八年（1580年），骡马改征折色银，万历十一年（1583年），免派养种牛，改征牛犊银。
   当时豪强地主屡以“飞洒”“诡寄”等手段隐瞒逃税，一切赋役皆由贫苦农民负担，致使不少农民无力纳税而弃田流亡。
   所谓飞洒，就是地主勾结官府，将田地赋税化整为零，分洒到其他农户的田地上。“明制，凡民田二十亩以下，不得编佥徭役。巨室购置田产，遇攒造黄册时，贿通里胥书手，将应纳米粮数析分合、勺，分洒于百户之内。积合、勺成升，积升成斗，积斗成石，渐以消纳，而被洒者岁岁为之赔纳，莫知所从来。”
   所谓诡寄，就是将自己的田地伪报在他人名下。明代，仕宦和坤衿人家可免杂役，无优免特权的多田粮户就将田地寄在乡宦、举监、生员、吏丞、坊长、里长甚或灶户等名下，借以逃避赋役。
   明末，官府又加派“辽米”（又称“辽饷”），崇祯年间，灾荒连续不断，农民无以为食，弱者投河上吊，强者逼做盗贼。

   清初，农民加派赋税甚多，曾引发泰兴西乡滩民之乱，上千农民围困县城九日，后遭扬州清兵弹压。康熙年间，农民为应付赋役几乎“男女典鬻已尽，逃亡十室九空”。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朝廷不得不发布诏令，规定“盛世滋生人口，永不加赋”，后又实行“摊丁入亩”政策，居住人口才得以稳定。
   清中期，地主富豪假借升报漕地、芦洲等手段兼并良田，部分农民因失去土地而沦为雇工、佃户。清末，大孙桥（即大生桥）体仁堂田租一年两收，丰年岁取其半，余者不足温饱；若遇天灾人祸，则不得不忍受“春放秋敛，什一而息”的高利贷剥削。
   在清代267年中，泰兴有记载的重大灾害达56次，其中连续三年以上的灾害达5次之多。临江地区，时因决堤洪水袭击，造成房屋倒塌，庄稼颗粒无收。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泰兴发大水，沿江百余里，房屋漂没，灾民只能栖息野外。时任云南督学的一代廉吏吴存义回家丁忧，遂倡议赈灾，亲自到富家长跪劝捐，为数万灾民受屈，救活甚众，《大孙桥张公祠记》碑记载了当年救灾的一幕。
   道光年间，泰兴旱涝频繁，农民被迫或抢地主粮仓，或自发聚众到处吃大户，时称“麻雀儿会”。据县志记载，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春，因连年灾荒，民不聊生，泰兴东北乡雁岭村民尹正纯率众‘扒抢’黄桥地主丁大椿粮仓，有《扒抢记》说唱本传世。

   同治年间，天灾战祸，江南流民逃至泰兴，无以为生，以致“道殣相望”。
   光绪年间，外国列强入侵，加之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的压迫，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泰兴农民生活艰难，反抗运动时有发生。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泰兴南乡高天贵、季玉山、黄振卿等7人，联络50余庄农民2000多人，进城请求减免猪、油、酒、槽、木五项学堂税和牙税、贴捐，遭到官府镇压后，愤怒的民众捣毁了县立高等小学校舍、仪器、图书。
   民国年间，军阀混战，社会动荡，民国18年（1929年），泰兴农民的捐税高达60多种，名目繁多，荒唐至极。那时，大部分耕地掌握在极少数的地主富农手中，全县四分之三的农民沦为佃、雇农，靠种租田过活，每年租额为总收入的一半左右，泰兴西乡更是高达六成，沿江地区纯佃农每户要种10亩以上才能勉强维持生计。
   重租和苛捐的压榨引起了农民的强烈反抗，民国14年（1925年），泰兴东乡横巷曾爆发“火烧震东市”农民运动。108庄的农民在余学先的带领下，围攻横巷地主“八大家”，反对强征“猪子捐”，火烧黄家花园，烧死恶霸地保余盛章。这次暴动，农民死伤百十多人，余大化等5名领导骨干被捕，但“猪子捐”最终被迫取消。

   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下的泰兴农民难以谋生，有的去地主富农家当雇工出卖苦力，有的逃往上海等城市做苦工、小贩，有的靠借高利贷度命。当时，农民雇工一般年工资仅6—10元，每天劳动时间却长达14小时以上。他们干的是牛马活计，吃的是剩饭残羹；冬天无被褥，夏天少蚊帐；早饭前要挑水，晚饭后喂猪食；有病不让歇，看病自掏钱。
   高利贷更是害苦了许多贫苦农民，其中盘剥最重的为“空白据”。无以为生的农民以仅有的一点薄田或亲生儿女作抵押，在空白据上画字，债主任意填写，农民根本还不起，最后落得倾家荡产、卖儿卖女的悲惨命运。中共江浙独立支部创始人沈毅曾作《醒农歌》，描述当时农民的惨状，“死命的空白据，不问死活逼租债”“封建压迫剥削，实在难挨”。
   民国29年（1940年），新四军东进后，黄桥等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二五减租，分半减息”，农民所受的剥削有所减轻，受益农民达15万户以上。民国35年（1946年）起，经过“五四”土改、土改复查和新区土改，一半以上的贫雇农陆续分得土地、房屋、耕畜、粮食等。

新中国成立后，农民当家作主，有了自己的土地，生活得到了初步改善。为解决农村劳动力困难的问题，自1949年起，陆续成立互助组，初、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2年7月，泰兴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何永乐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珊瑚区西洋乡何韩庄试办成立，后升为高级社，创建了“间作套作”生产模式，粮食产量大幅提升，这一“何韩模式”在全县、苏北乃至华东旱谷地区迅速推广。1956年，社长何永乐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并出席劳模大会，受到毛主席的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