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你走进丁文江与他的“中国地质调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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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惑之年的绅士贵族，却有颗浪迹天涯的学子之心
丁文江是个绅士，一身的贵族气质。当然，这种贵族气质是不带丝毫孤傲之气的。在晚辈学者们的眼里，丁“老头”当过官僚，平时又生活讲究、懂得享受，似乎不是个“能吃苦”的作地质之人。然而，丁文江带着一群年轻人，一头扎进中国西南的深山里，“他每天天未亮就起来，点灯穿衣吃饭，天亮后上路工作。”“背袋里装上一块饼，就算午饭的干粮。”“晚上下店，吃饭洗脚后，还要点灯将本日所做的图件整理后才睡。”如此地日复一日，这位充满了活力的不惑“长者”，竟跟小伙子们一起挑战荒野。那一年，乃是民国十八年（1929年），而丁文江已有四十二岁。
”拼命三郎“丁文江，用自己的生命之光照亮了近代中国地质学界
自大西南返平之后，丁文江又在北京大学理学院燃烧了三年的生命之火。据他的助教说，“他是用尽了他所有的力量去教书的。”当时的地质调查所内，曾经流传着这样的一则说法：”丁先生到北大教书，我们许多人连礼拜天都不得休息了。我们收集的标本也给丁先生弄破产了。”这便是丁文江，如拼命三郎一般地工作着。他或许是有所预料，自己的生命火焰将不会燃得太久。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一场意外事故，将这位中国近代地质学界的奠基人永久地留给了人们的记忆。此时之丁文江，虚龄刚好半百，也算活到了知天命。这时距离他初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一职，正巧23年。



具有开拓精神的一代年轻人，支撑起近代中国各领域的半壁江山
若说丁文江才四十二岁，便被称为“老头”了。此言于民国时代，可算不得是笑话。民国二年（1913年），丁文江以北洋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身份，筹措创办该部地质研究所并担任所长之时，年仅二十六岁。那时候的中国科学家团队，民国时代文人群体，技术型官僚团体，都是年轻人扛鼎。毛爷爷于1957年在莫斯科说过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到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身上。”若此话放在丁文江等人的身上，似乎最为适当。待两年过后，一场思想领域的新文化运动，开始猛力冲破“三纲五常”的桎梏，向“民主”与“科学”的新时代大步迈进。虽然没有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刘半农、钱玄同等人的“振臂一呼”，然扎扎实实地进行着科学研究工作之丁文江们，亦在配合着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
“相逢一笑泯恩仇”，此乃一座战后由中德合作建成的图书馆
民国五年（1916年），与丁文江们同样年轻的中国地质调查所，将自己的新家按在了西四路口南侧、靠近万松老人塔的兵马司胡同9号（而今的15号）。及至民国九年（1920年），新家的第一座楼宇——地质调查所图书馆开始筹建。这座只有二层楼高的建筑，乃是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灏等人募捐来的。工程的设计者，则为来自刚刚战败不久之德国的雷虎公司。待“克林德牌坊”（为纪念义和团运动中所杀的德国公使而建）被迁至社稷坛，且更名为“公理战胜坊”不足一年之后，一座德国式样的科学家办公楼亦于京城出现。这是以“科学精神”来置换以往的“民族耻辱”之最好方式。当房屋建成后，总算让丁文江有了个“踏实做学问”的栖身之地。









美国华裔建筑大师的叔祖，竟然为帝都留下了两处西洋风格的建筑
就在图书馆建成后的第八个年头，新家的第二栋小楼——地质调查所办公楼亦落成且交付使用了。这一年，乃民国十七年（1928年）。也就是在此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与北京城已再无瓜葛。而此时的北京城，亦被更名为北平。这是一个明初即已存在且代表了燕都偏居一隅的历史名词。尽管北平沉沦为故都，然地质调查所的办公楼却并未因陋就简。这栋楼宇，出自一个名叫贝寿同的设计师。如果你不了解他，那么曾于民国七年（1918年）买下了苏州狮子林的贝家，是否会让你有所耳闻呢？倘若还是不清楚，那么这位贝寿同的侄孙，你应该会略知一二了。他，便是美国华裔的偶像人物贝聿铭。据说，贝寿同先生于京城设计的建筑作品，如今只剩下了两处。其一，乃是位于南池子的欧美同学会旧址；其二，便是地质调查所的办公楼了。
民国时代的”819事件“，几乎断送了地调所大佬的从政之路
就在办公楼的二层，翁文灏工作室即设置于此。自民国十年（1921年）起，翁文灏便担任了地质调查所的代所长、所长，直至该所于民国廿五年（1936年）迁至南京。这位此后“弃学从政”的南京国民政府后期之行政院长（民国三十七年，即1948年任职），受金圆券急剧贬值而酿成的“819事件”之连累，若流星般地极速划过了中国的政治星空，从此不见了踪迹。（说来也巧，就在整整40年之后的1988年，又一次经济领域的“819事件”，险些使中国改革的前进列车停步。时间再过3年，一场境外的“819事件”，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陋室弄堂，曾经学术场
在而今住满了普通民众的地质调查所旧址内，是找寻不到丁文江、翁文灏等人之丝毫遗迹的。当然，这里更找寻不到裴文中、杨钟健等年轻学者的任何遗物。根据文献记载，民国十一年（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便成立于地质调查所图书馆。据说，在学会的早期活动中，还有康奈尔大学毕业之胡适与赵元任教授表演的英文相声。至于年轻教授李四光所作的激进讲座，往往会“吓得”翁文灏一身冷汗。当然，这话也有些言过其实了。
民众们迫切希望搬离的居所，曾经酝酿出中国考古学界最伟大的事件
就在地调所的办公楼竣工未久，一件由地质调查所推动、且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给予资金支持的项目，正在大规模地开展起来。此项目，便是周口店地区的古人类与古脊椎动物之发掘工作。其实，早在两年前的民国十六年（1927年），中外科学家便联合发掘出了猿人的下臼齿。这枚牙齿化石，被加拿大人步达生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而后被正式定名为“北京猿人”。及至民国十八年（1929年），在丁文江、翁文灏、步达生、德日进（法国古生物学家）的共同推动下，地质调查所的新生代研究室成立，其重要任务便是发掘周口店遗址。待同年12月，于年轻的人类学家裴文中的锹镐下，终于出土了第一颗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当这项成果轰动国际学术界的时候，地质调查所亦走进国际学人的视野。九十多年过后，当我初次走访这座已然破败的地调所旧址之时，竟然无法用语言来描述自己的失落之情。居民们希望搬出这“筒子楼”，而地调所的故事，于他们简直是羲皇上人所留下的一个遥远的梦。











【来源：申哥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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