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地处江淮河汉之间的华中，包括苏北、苏中、皖东、淮南、豫南、豫东等广大地域，是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好场所，也是沟通联系八路军和新四军两大战略部队的中间地带。对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构想，中共中央在1938年的第一个“五四”指示即已提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根据国内抗战形势的发展，更明确地提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
挺进苏北，足跨长江两岸
为发展华中，中共中央派八路军主力两万人由冀鲁豫分路南下，会同新四军第四、第五、第六支队和江南指挥部已到达苏北的所属部队，共同完成发展华中的任务。1939年11月，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南下，进入华中敌后，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会合。12月19日，刘少奇给中共中央去电，认为“目前我们在皖东只求得某种有限度的发展，而大有希望的地区是在江苏北部”（《刘少奇关于目前华中发展地区及工作部署致中央书记处等电》，1939年12月19日）。鉴于皖南新四军的处境和发展华中的需要，12月27日，中共中央要求“皖南方面抽一部分干部，要武装过江，发展和巩固津浦南段地区”“陈毅方面抽有力部队过江，发展扬州以东”（《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华中及江南工作的指示》，1939年12月27日）。1940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又提出“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中共中央书记处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1940年1月19日）。1月29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在皖南的项英、叶挺，强调“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非力争江北不可”（《毛泽东、王稼祥关于皖南部队须力争江北致项英、叶挺电》，1940年1月29日）。2月7日，中原局提出“八路军、新四军及党的地方组织在苏北及皖东北的目前总任务，是争取该地区建立党领导下的抗日反奸的根据地”（《中共中央中原局关于建立苏北、皖东根据地的指示》，1940年2月7日）。挺进苏北，发展华中，已上升到关系全局的重要地位。
时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兼第一支队司令员的陈毅，充分利用苏北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史称“两李”）同顽固派江苏省主席兼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史称“省韩”）之间的矛盾，早于1939年11月借为“两李”运送子弹过江之机，派张道庸（陶勇）率苏皖支队先期到达苏北的嘶马、大桥地区；此后又派叶飞率挺进纵队从扬中北渡到达苏北的江都、吴桥地区，从而控制了长江口，并以扬中为连结点，形成足跨长江两岸、发展苏北的态势。与此同时，上海、江苏的地方党组织和各路武装也陆续到达江北，配合新四军打开苏北局面。
1940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部署的由顾祝同、冷欣、韩德勤、李品仙等部从南、北、西三个方向向新四军步步进逼，形成全面进攻的阵势。由于项英坚持己见，皖南、苏南部队无法会合集中；江北几支部队协力发展华中的步伐因种种原因进展不够顺利，以新四军当时分散的力量无法求得在大江南北同时对付顽固派的进攻。
形势的发展已到了关键时刻。6月15日，陈毅当机立断，急电中共中央，认为“再不决定，必致苏北、苏南两损失”，“在你们未指示前，我决心布置移往苏北”，并部署江南指挥部移往苏北。6月18日，粟裕、廖海涛指挥老二团、新四团、新六团、新三团等部队，对尾追堵截新四军北进部队的国民党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副总指挥冷欣指挥的第四十六师、第六十三师发起反击，击溃其两个团，为北渡赢得了时间。7月8日，粟裕率江南指挥部机关及老二团、新六团等，经扬中北渡长江，到达江都塘头地区，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会合。7月下旬，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政治部正、副主任由刘炎、钟期光分任。部队整编为3个纵队8个团，总兵力7000余人。
至此，江南敌后新四军已有数支主力部队到达苏北，控制了长江口，形成了足跨长江两岸，以扬中为连结点，大力发展苏北的有利态势。
东进黄桥，建立苏北基地
江南新四军主力北渡以后，苏北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建立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江北指挥部参谋处提出了向北、向东和扼守扬（州）泰（州）地区的三个方案。向北，就是北进兴化，直捣韩德勤老巢；向东，就是东进黄桥。指挥部领导倾向东进黄桥。第一，黄桥处靖江、如皋、海安、泰县、泰兴等县的中心，以黄桥为中心建立根据地，便于向通、如、海、启发展。唯此才能与江南部队相呼应，控制长江通道，威胁日军和切断韩顽与江南冷欣的联系。第二，吴家桥、郭村一带，原为“两李”范围，地区比较狭小，如果向外发展，势必与“两李”发生矛盾，影响全力对韩方针。水城兴化是韩德勤盘踞的中心，周围全是水网，进出受制，且地域偏西，对日军形不成威胁。第三，盘据黄桥一带的保安第四旅何克谦部已久失民心，战斗力弱，易于歼灭占取。第四，该地区有党的工作和影响，有较稳固的群众社会基础。
陈毅分析了苏北抗日反顽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全局形势，为苏北新四军制定了“解决苏北问题，应向省韩下手”的反顽自卫策略；确定了东进黄桥，“建立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目标。
部队在扬泰地区休整了一周，于7月25日出发，采取远道奔袭和各个击破的战术，东进黄桥。随后两天，部队通过口（岸）泰（兴）线上的寺港口、缪湾等“两李”防区时，李部果然如约让路，并朝天鸣枪，佯作新四军夺路而过的假象，迷惑韩德勤。
事后，韩得知新四军东进的消息，派苏北保安四旅何克谦部和陈泰运税警团，南北夹击，企图消灭新四军于运动之中。这两支部队性质略有不同，陈部为中间派，何部系顽固派，因此采取不同对策对付之。指挥部命令一部东进到新街以南时，突然掉头向北，击溃陈泰运部两个团，歼其一个多营，挫其锐气，再如数遣还俘虏，送还部分缴获的枪支，警告陈泰运不要跟随韩德勤打内战。
陈泰运于危难中得救，十分感激，表示愿意合作并让出曲塘驻军。此地位于黄桥之北，是与韩德勤军之间的缓冲地带，利于新四军集中全力歼灭何克谦部。随后，何克谦部队来攻，指挥部令二纵队攻击黄桥以北的蒋垛、古溪、营溪；三纵队迂回，取搬经，截断何部退路；一纵队直捣黄桥，攻击该镇及其以南地区。经7月28日一夜激战，歼灭何部主力2000余人，何部特务团400余人在陈宗保率领下起义，编为新四旅第一团。29日凌晨，苏北重镇黄桥获得解放。部队稍事休整，进至如皋、如西地区，一团乘胜攻克靖江东北的西来庵镇日军据点；四团孤山伪军据点。接着，各纵队分兵扫清从黄桥溃散农村的顽军散兵游勇，稳定了局势。
这时，陈丕显从东南局来到苏北，协助陈毅抓地方工作，加强根据地建设的领导。指挥部也派出干部、民运工作队和服务团，协同地方党组织组织发动群众，工作进展异常迅速，单是8月份新四军就扩充了新兵1200名以上，地方武装也普遍建立。8月初，成立了黄桥军民联合办事处；8月下旬，成立了通如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管文蔚、陈同生分任正副主任。同时，成立泰县、泰兴、如皋、靖江四个县政府，由惠浴宇、陈同生、梁灵光、刘万里分任县长。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以最快的速度建设得初具规模。
黄桥根据地的建立，为同韩德勤决战准备了一个比较理想的战场。为加速准备决战，苏北指挥部、军分委联合下达了《对于创建黄桥大根据地的指示》，着重指出：“目前的工作任务是积极充实主力，严格整训部队，努力民众运动，建立民主政权工作的基础，随时准备迎接反‘扫荡’、反摩擦的胜利。”指挥部政治部颁发了《九月份政治工作方针的训令》，明确提出了“决战决定一切”的口号。
攻打营溪，保卫黄桥
新四军驻黄桥、蒋垛、营溪、花园桥一带，不再北进。苏北顽固派韩德勤表面上同新四军划定防区，韩部驻姜堰、曲塘、海安一线，不再南下；实则处心积虑伺机反扑。在蒋介石、顾祝同的命令下，8月下旬，韩德勤部又开始了新的军事行动。韩德勤在东台召开了三天军事会议。韩认为，北面的八路军兵力强大，西面新四军四、五支队“兵力亦厚”，“且湖泊不易作战”，唯有南面新四军陈毅部兵力较少，充其量不过三五千人，如以主力进击，必可奏效，因此提出了一个“先南后北”的方针，先集中主力攻打陈毅部，然后移兵北上攻打黄克诚部。
8月21日，韩德勤发出第339号命令，要求各部“向黄桥附近地区攻击前进”，消灭“盘踞分界、黄桥一带之匪”“特派李总指挥明扬为“进剿”总指挥，李军长守维、李副指挥长江为“进剿”军副总指挥，并派李副总指挥长江兼右翼指挥官，陈指挥泰运为副指挥官，郭参谋长心冬为左翼指挥官，刘师长漫天为副指挥官”；右翼“于八月三十日就姜堰附近集结完毕后，于九月二日起经蒋垛及其以东地区向黄桥镇附近地区攻击前进”；左翼“于八月卅日就曲塘、胡家集、海安附近集合完毕，于九月二日起，经古溪及以东地区，向黄桥镇附近地区攻击前进。”（《韩德勤关于进攻黄桥地区新四军的作战命令》，1940年8月21日）。
陈毅根据情况急变，于8月31日致电中央并报刘少奇、叶挺、项英，要求“八路军部队应迅速南下，主力要在韩未攻我前，先行占领盐城一线，五支队则应先占领平桥、宝应之线，才能配合我们一举解决苏北问题，否则要失良机于万一”。同时也表示，“积极准备单独解决决战任务”。但是，由于8月中旬起，苏北、皖东发大水，交通受阻，韩德勤为了实施“先南后北”，实行南攻北守，加强了对运河、旧黄河、射阳河等水道的封锁。因而，四、五支队及八路军黄克诚部南下援战的行动受阻，未能及时赶到。
9月3日，顽军按原计划集结完毕。以“两李”、陈泰运及保三旅编成的右翼军集结于姜堰附近；以八十九军的一一七师（欠一旅）、独立六旅（欠一营）、保一旅（欠二营）组成的左翼军为进攻主力，由集结地分别经蒋垛、古溪向黄桥攻击前进。陈泰运将战斗部署透露给新四军，并与“两李”的部队有意放慢攻击速度。右翼军以保一旅为先锋于9月5日占领了营溪；一一七师也开始猛攻古溪。新四军各纵队的指战员纷纷求战出击。粟裕召集叶飞、王必成、陶勇集体研究出击问题，形成了出击方案：趁夜以一纵迂回敌后攻克营溪，先解决保一旅，然后向西迂回到一一七师和独立六旅后背，以切断韩顽主力退路；二纵和三纵则于6日拂晓从古溪正面出击，采取前后夹击，歼灭韩主力四个团。
按此部署，叶飞率一纵攻打营溪，一举歼灭了保一旅的两个团，乘胜迂回一一七师侧背。待次日拂晓抵达预定地区时，一一七师等部的主力如惊弓之鸟，在营溪战斗打响后，便已无心恋战。当新四军二、三纵队发起出击时，一一七师用少数部队火力掩护，主力则很快撤退了。
顾全大局，忍让姜堰
韩德勤在营溪受挫后，改用“堡垒推进”方针，指令姜堰顽军保九旅张少华部严密封锁新四军驻地区域的粮食来源，并挟制李明扬、陈泰运两部，压迫新四军于沿长江的狭小地区，并勾引日伪军实行合击。韩顽军进犯营溪的前夕，日军趁势在天长、六合及津浦路苏皖段沿线增加了1500名步兵、数百名骑兵，与韩顽进攻形成呼应。形势表明，与韩顽不能长期相持。苏北指挥部决定进取姜堰，打开保卫黄桥的局面。
姜堰原是陈泰运的防区，韩德勤此时将陈部调往曲塘，而令张少华部进驻。他依托南面的运盐河，构筑了36个碉堡为核心的防御工事，加设了电网以求固守。
9月13日，苏北指挥部以第二、第三两个纵队围攻姜堰。第二纵队主攻，第一纵队在白未、马沟一带打援，并抽调精悍战士组成。“勇敢队”两个排，担任突击任务。“勇敢队”渡河自镇东北突击，队员用橡皮包裹马刀把子，奋刀砍开铁丝网，从碉堡夹缝中猛插进去，先打掉张少华的司令部，再由里向外打，内外夹攻。经一昼夜激战，攻克了姜堰，歼灭守敌1000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
为了继续保持政治上的主动与优势，在占领姜堰，打开粮源之后，苏北指挥部再次表明“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初衷不变，只求救国有份，抗战有地。陈毅亲自登门拜访了苏北名士、归隐黄桥的朱履先。派朱克靖等当地士绅四处奔走，联络各界代表，继续呼吁韩德勤重开谈判。由于事关苏北大局，陈毅登高一呼，朱履先、韩紫石等苏北上层人士和八县代表同声响应，主动到黄桥商谈。尽管各自的动机不同，但由他们出面斡旋，对促进苏北团结抗日是有利的。韩德勤乘机提出，“新四军如有合作诚意，应当先退出姜堰”。在他看来，这可以唬住新四军，如不退让，则有借口再进攻新四军。民主人士也觉得韩顽无理，要价太高，恐难实现。
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新四军欣然答应。9月27日，陈毅在姜堰召开的苏北军民代表会议上慷慨陈词，表明为顾全大局忍让求全，但对方要履行诺言。如韩德勤欲置新四军于死地，我方只有自卫一途。他的讲演博得各方代表的敬佩，盛赞新四军的仁义之举。会上，国民党军委战地委员会设计委员黄逸峰、泰州民众代表胡显伯、姜堰民众代表潘仲宾等相继作了发言，盛赞新四军履行诺言，撤出姜堰。为争取中间势力，陈毅通知李明扬、陈泰运来接防。李明扬捷足先登，单独接管了姜堰，苏北指挥部又主动给陈泰运100多支枪。这样“两李”、陈泰运各有所得，韩德勤则一无所获，与李、陈之间的矛盾更为加深。
苏北新四军自攻取黄桥到忍让姜堰，把军事战与政治战、独立自主的原则与以退为进的策略结合得十分巧妙，体现了陈毅充分运用党的“有理、有利、有节”反顽斗争原则和策略高超的艺术。
运筹帷幄，诱敌深入
苏北新四军连克黄桥、姜堰，控制了以黄桥为中心，东西200里、南北数十里的较大地区。但从夺取苏北全局来看，还只是初步的胜利。此时尚有三个牵涉全局的关键性问题尚未解决：一是与韩德勤的主力尚未交锋，军事大局尚未稳定；二是苏北抗日民主政权还没确立，政局尚未稳固；三是江南新四军虽已过江，但与南下的八路军的联系还没打通，战略任务尚未完成。核心的问题是，只有打败了韩德勤主力，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这时，由黄克诚率领南下的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第二支队已抵达涟水以北地区，新四军第五支队已列阵于宝应湖、大运河西岸，与我新四军苏北部队形成了由北、西、南三面夹击韩德勤的有利战略态势。针对韩德勤的反共态势，毛泽东致电周恩来，“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望告何应钦停止韩之行动，否则八路（军）不能坐视”（《毛泽东关于黄克诚部行动方针致周恩来电》，1940年10月3日），以警告顽固派，使我军处于政治上的有理有利地位。
韩德勤深惧八路军与新四军会师，但将新四军退出姜堰视为新四军虚弱，于是采取“先南后北”方针，欲先消灭苏北新四军，然后回师对付南下的八路军。他亲自指挥26个团共3万余人南下，妄图与我决战，消灭苏北新四军于黄桥地区。
1940年9月30日，韩德勤破釜沉舟，下达与新四军决战的命令；认为“现匪胆已寒，未敢与我决战，我务集中力量，力求主动，切勿为匪阻止致成胶着状态”；令其部属“欲求全胜，舍攻击而外无他法门。攻击之时，必求匪之一翼或两翼包围而歼灭之”，“此决战，关系苏北及我团体整个军事问题至大。事已至此，应不惜牺牲达成我最后目的”（《韩德勤关于在黄桥与新四军决战的命令》，1940年9月30日）。韩德勤的进攻部署是：以其嫡系李守维第八十九军和翁达独立六旅为这次进攻的主力，组成中路军，经营溪、古溪和祖师庙，加力攻我黄桥北面和东面地区；以鲁苏皖边游击军“两李”及苏北游击第八军陈泰运部组成右路军，以第一、第五、第六、第九、第十共五个保安旅组成左路军，掩护其主力之两翼，攻黄桥以西及东南地区。
大战在即，苏北朱履先、胡显伯、吴云山、庐子庵等245名地方士绅于10月2日联名急电蒋介石，强烈呼吁“迅将所属军旅西调御敌，勿再丧失领土，涂炭生灵”（《朱履先等关于停止摩擦团结抗日致蒋介石电》，1940年10月2日），从舆论上配合新四军决战黄桥，置韩顽于政治上的被动地位。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分析了形势，认为集中在黄桥新四军仅7000余人（其中战斗人员不过5000人）对付韩部3万之众正规军的进攻，没有条件集中兵力坚守黄桥，于是决定以黄桥为轴心，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有了黄桥这个轴心，既可大量吸引、迟滞、消耗敌人，又便于观察全局、机动使用兵力，达到各个歼灭的目的。在各路顽军中选择了翁达旅为首歼对象，消灭了韩嫡系主力，对稳定“两李”、陈泰运的立场，拉开与韩的距离，以及以此为缺口实现对韩顽主力的包围与迂回都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势必决定战局的重大变化。为此，在兵力部署上根据各纵队战斗力的特点作了安排，第一、第二纵队兵力充足，战斗经验丰富，用于突击方向，隐蔽集结于黄桥西北之顾高庄、严徐庄、横港桥地区待机；第二纵队派出主力两个营配置于古溪至分界一线，实行运动防御，诱敌深入；第一纵队一个营化装进入敌后，配合地方武装袭扰敌人。第三支队不足2000人，用于防守，担任正面阻敌任务。
黄桥决战，彪炳史册
韩德勤出师不利。9月30日，韩德勤部出动后，受阻于暴雨；10月3日雨过天晴，才分兵几路又向黄桥攻击前进。10月4日，黄桥战幕揭开。这时，苏北各种政治势力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黄桥这块弹丸之地上来了。李明扬为了避嫌，中止了与新四军代表的接触，但日夜打探战况；陈泰运则派人伏在通扬运河堤岸上向南眺望，观察战况；泰兴日探也进到黄桥以西15华里的石梅观战；周围伪军据点中的汉奸队伍也在密切关注黄桥的风云变幻。
当顽军三十三师一部向黄桥东门进攻渐入高潮时，翁达独立六旅从高桥南下了。下午四时左右，该部进入了伏击圈，叶飞率第一纵队，分为四个“箭头”猛插过去，将独立六旅拦腰切成几段，首先歼其旅部和后卫团，迫使其先头团回援，然后再以一部从侧翼迂回到该部后方，乘势将其包围。经过三小时的激战，全歼了独立第六旅，号称韩顽中坚力量的中将翁达愧而自杀。斩掉韩德勤中路的右翼，使其主力八十九军完全暴露与彻底孤立了。
战局的重点立即转到黄桥城下及其以东地区。顽军为扭转不利局面，拼命猛攻黄桥，以猛然的炮火掩护部队向东门进攻。三十三师一部在炮火掩护下突入东门。这时从江南长途赶来增援的新四团一个营已到达距黄桥镇20里地，粟裕以此激励守城部队。第三纵队领导陶勇、张震东挥动马刀，带领部队硬把入城的顽军杀出东门，然后架起机枪，守住通道。
翁达旅被歼，攻入黄桥的敌人又被击退，战局出现了极为有利的变化。第二纵队已经八字桥插到分界，第一纵队已由八字桥与黄桥之间南下，与守卫黄桥的第三纵队完成了对已经进入黄桥以东地区的八十九军李守维各部的合围态势，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顽军三十三师在黄桥东门进攻受挫时，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令其预备队之大部在古溪待命，亲率三四九旅经八字桥向黄桥疾进增援，到达黄桥东北野屋基村时，才得知翁达部正被重兵包围，惊恐万状，遂令三四九旅就地构筑工事固守。第二纵队在王必成等率领下，趁夜悄然向东南穿过八字桥，插至分界，截断了顽军归路。接着，第一、第二纵队两路夹击，将三四九旅和三十三师全部分割包围于黄桥东北地区，首歼三十三师主力于小二房庄；继而向东，全力围攻野屋基附近的八十九军军部及三四九旅。围歼战斗正酣之际，陶勇从守备队中抽出力量，把包括炊事员在内的所有人员都组织起来，从黄桥的东门及其两侧地区打了出去，配合第二纵队聚歼顽三十三师，活捉了该师师长孙启人。
顽军八十九军李守维部，是韩德勤赖以横行苏北的主要军事支柱，颇具战斗力，其军部直属部队虽被包围，仍负隅顽抗，尤作困兽挣扎。5日黄昏，新四军各纵队组织力量，调整部署，发起总攻，经一夜激战，于6日清晨将顽八十九军军部直属部队彻底歼灭。李守维落荒而逃，渡河时失足落水，淹死于八尺沟河中。
顽军失去了指挥，但其余部二四九旅仍在抵抗，在野屋基村附近与新四军展开逐屋争夺战。经巷战和肉搏，新四军歼灭了该旅大部，其残部沿原路溃逃，因地形复杂，且桥梁早被我地方武装所控制，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一片喊杀声中，纷纷缴械投降。奉命增援顽三十三师的顽军预备队得知该师已溃败，便转守营溪。新四军第二纵队追至营溪，将其包围，激战半日，歼其大部，其残部向海安方向溃逃。韩德勤纠集来的各保安旅团见大势已去，争先撤退。
海安是控制如皋、南通、海门、启东四县顽军与海安以北顽军主力联系的交通要点。因此，苏北指挥部在战前就将海安作为追击战的首要目标，作战命令中规定：“不顾伤亡，不计俘获，占领海安就是胜利。”江南前来增援的新四团部队不顾长途跋涉劳顿，作为追歼先头部队与兄弟部队争先追歼逃敌，打下了海安。
至此，顽军八十九军及独立六旅几乎全军覆没，黄桥大决战以新四军的彻底胜利落下了帷幕。次日，陈毅向新四军军部叶挺、项英，延安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以及中原局刘少奇和黄克诚去电，报告了黄桥战役简要经过和主要经验。电文中统计了是役战果：黄桥战役自10月3日起至6日止，共歼顽军主力12个团，保安第十旅全部，保安第三旅、保安第五旅各一个团，共计11000余人。其中第八十九军中将军长李守维，独立第六旅中将旅长翁达及旅、团长数人毙命，俘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九十九旅旅长苗瑞林，一一七师参谋长等师、旅、团军官10余名，下级军官600名。据不完全统计，缴获长短枪3800余支，轻、重机枪189挺，山炮三门，迫击炮59门，还有大量弹药和军需物资。（《陈毅关于黄桥战役简要经过和主要经验致叶挺等电》，1940年10月7日）
黄桥大决战后，韩德勤见大势已去，率残部千余人向兴化落荒逃窜。苏北新四军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到达东台便停止向西北追击，并派出一部继续沿通榆公路北进，迎接南下的八路军。10月10日，苏北新四军前锋与黄克诚率领南下的八路军先头部队会师于东台县的白驹。“陈毅、黄克诚两军大胜，苏北大部为我所占领并连成一片，此为华中最大一块根据地，对全国有绝大意义”（《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抽调干部到苏北根据地工作的指示》，1940年10月17日）。11月7日，刘少奇及八路军南下部队的领导来到海安。苏北新四军盼望已久的大会师终于在黄桥大决战胜利后实现了。陈毅喜不自禁，当天写下了气势磅礴的诗篇：
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
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
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华中总指挥所决心争取主动，集中了苏北指挥部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共10个团的兵力，在江苏宝应发起曹甸战役。曹甸战役历时18天，歼韩顽军8000余人，又一次削弱了其反共势力。韩德勤从此一蹶不振，蛰居一隅，已无力再与新四军较量了。■
窥视卡
雷达卡
变色卡
千斤顶
照妖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