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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仲明
南京师范大学在上世纪1984年前称为南京师范学院。 1972年，我经历了在城里拉板车、农村插队和石匠的生活之后，合适的时间撞上了合适的人，天上掉下一个上大学的馅饼。以嗓音之优，来到这雕梁画栋、飞檐翘顶、宫殿式的南京师院音乐系读书。 南京师院的建筑
南师院的建筑
北京燕园的建筑
北京燕园的建筑
南京师院的建筑
南京师院校园原来是民国时期的金陵女子大学，如今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些图片是民国北平燕园的建筑和南京师院的建筑，两地建筑极其相似。原来，北京燕园、金陵女大的这两类建筑同为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设计。
美国建筑设计师 亨利·墨菲
中山陵的设计者吕彦直亦参与设计。校园按东西向轴线对称布局，主体建筑物以大草坪为中心，林荫道座位入口增加纵深感，建筑物之间以中国古典式外廊相连，环境优雅，金陵女子大学获得东方最美丽校园的赞誉。 南京师院的音乐系办公楼和教学楼，亦如燕园的青色砖楼的翻版。
北平燕园的青砖楼 南京师院音乐楼和这一模一样，就连窗户格式也如出一辙。
一汪池塘衬托着传出悠扬琴音和歌声的青楼，校园里有着别一样意味的艺术之楼。我在音乐系读书的日子里，教室就在这座青色砖楼里。 上世纪末，学校拆掉这青砖大楼而建新大楼，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位于学校大草坪东南角的音乐楼，是学校大屋顶宫殿式的建筑之一，雕梁画栋，古朴而雄伟。金秋时节，窗外桂花飘香，刚从黄土地上走来的众多学员，坐在有着西式钢窗的琴房练琴，笨拙粗糙的手指在琴键上弹拨，犹如梦幻。 音乐系的教育 那一届名叫工农兵学员，俗称工农兵大学生，是大学停招六年后的产物，插队知青占了大多数，有不少同学来源于各地的文艺团体。进校的学生鱼龙混杂，业务和文化彼此差距甚大，因为浩劫时期，就业之路被堵塞，许多青年涌向了文艺一线。 短短的两年教育，感受到了高等教育的知识模式和氛围，受益匪浅。 但在那个时代，政治挂帅，仅仅两年的时间，除去寒暑假，还有“上管改”（上学、管理、改造）。从知识的荒漠中走来求学的人，却担负管理与改造大学的重任，是一种荒诞的口号。加上学农、学工、学军这些政治训导的任务，真正用于学习的时间，就非常可怜的少之又少。 在浩劫之年，能上大学是大福，可是碰上许多和文化知识无关的干扰，是大悲。 现代音乐先驱陈洪
南京师院音乐系陈洪教授（1907-2002），毕业于法国国立音乐院南锡分院，1932年与马思聪合作建立广州音乐院，是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先驱者。他高高的个子，满头银发清癯文雅， “文革”，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时期。陈洪教授“文革”前是音乐系的系主任，我们读书期间，陈洪教授大概被搁置，没有给我们上过课。但在大会上，系里的革委会主任，亦尊敬地称他陈先生。我们有问题冒昧登门请教，他总是用带有广东腔的普通话，温和细致地回答后学的问题。一次在系里，偶然看见陈洪教授拉过小提琴。 大学的大师，是如此儒雅之态，可到了小地方，碰到的却是势态与陈洪教授截然相反的冷酷模样。 音乐系毕业后到中学教书，那个校长，是民国时的私塾先生。我带着尊敬之心到校长办公室向他请教一个问题，谁知他以冷漠的口气出口四个冷冰冰的字：我不懂哦！依然头也不抬地看着他的报纸。我尴尬地站在那里。陈洪是大师级的教授却礼贤下士，诲人不倦，而这位仅仅做过私塾先生的校长，对待求学者的势态，却不忘显示一个小地方中学校长的官吏的权势之威严。 被“误人子弟” 南师音乐系的培养目标是中学音乐老师，课目甚多。记得当时系领导说了，就是万金油，各项都给你涂抹一下。这种设置，有其优，更有其劣，学生无法使得自己擅长和喜欢的功课深入发展而有所造诣。于是，许多老师上课就可以滥竽充数而忽悠着走过场。 珍惜宝贵学习机会而刻苦的学生，遇上滥竽充数忽悠着上课的老师，结果必然是被“误人子弟”。悲乎！ 除了大课（公共课），就是小课，一堂课，一个老师俩学生，这种课，最为重要的就是老师的讲授和示范，比如：声乐，老师自己演唱示范，学生聆听和模仿。然后回去自己练习。犹如过去剧团学徒的日课和练功。下一周就是还课，把练习的东西演示给老师看，老师指出不足和练习的方法，继续新内容的示范和讲授。 声乐 有的同学以自身嗓音之优而企望唱出一腔好歌声。偏最为悲催，而被“老师”所误。声乐老师嘴里说什么气息啊发声啊位置啊，可学生从头到尾没有听老师唱过一句歌。老师不演唱示范，学生如何模仿和学习？
上海音乐学院声乐教授周小燕
数十年之后的今天，在互联网上，有上海音乐学院周小燕老太太的视频声乐教学。老太太八十高龄，依然演唱示范一丝不苟。温可铮、黎信昌，以及年轻一代的歌唱家戴玉祥，都是讲授与自我示范演唱双轨并行，观看视频，收益不浅。大学音乐专业声乐教育没学到东西，偏偏在网络时代声乐视频教学中学到不少东西。 可见误人子弟一词，也代代延续呢！ 二胡 第一年的课程有二胡课，第二年是选修课。选修，就是学生对自己的爱好和希望有所发展的特长之课。我选修了二胡。原来教我的某老师，第一年的课程，一共示范着拉了几分钟，其它是他的嘴在拉二胡。我记忆中最深的是，他口中发出“咚的个咚的个咚的个咚”的语词。你老师不示范演奏，我怎么知道正确的演奏方法？ 那时我学习二胡挺刻苦，起身铃一响，我的二胡练习声就在宿舍区响起，我也不管我拉的琴声是否悦耳，这引起同楼外语系同学的强烈不满。我想，反正是按照作息制度起身练琴。一句话：我在起身铃响之后练习无罪。
音乐楼前的草坪 1973年 大树后面是沈正陆老师琴房
系里还有二胡老师沈正陆，他是前线歌舞团张锐先生的弟子，六十年代获得二胡演奏奖（是二等奖还是三等奖，我记不清了），曲目是《阳关三叠》。看过他的演奏，才知道教我的二胡老师，水平真的糟劣。第二年，我想主攻二胡，所以依然选修二胡。我想，选修课，就是我的重点课，应该安排一个水平高的老师教我吧？ 意想不到，还是那个水平差的老师教我，宝贵的青春年华被糟蹋了。 沈老师的琴房在音乐楼，窗外有一棵郁郁葱葱的大树。沈老师的琴房窗口很高，我跃起而趴在窗口，看他怎么给学生上课。犹如过去阶级教育书本里，一个穷放牛娃倚门听课一般。可惜，那个窗口甚高，脚下没有着力处，趴过几次以后，太累，就没坚持。沈正陆老师的学生沈蟠根，在我们这一届他拉的最好，我时时看他如何拉琴，用这种方法学习二胡，可悲。 音乐系有好几个声乐老师，经常上台亮相演唱的陈淑安老师，中国声乐先驱黄友葵的女弟子。系里常常到部队慰问演出，我是民乐伴奏队一员，随队出行，因此常常聆听陈老师演唱《打起手鼓唱起歌》。光阴荏苒，当时年轻有着淑女仪态的陈淑安老师也驾鹤远去了…… 到部队慰问时的男声演唱，是D老师，他个子不高，声音条件不好，还有点沙哑，但演唱时可以感觉到他的激情满满。他演唱的曲目《一壶水》，开头歌词至今记忆犹新：六月骄阳红似火，我们爬山又越坡……一首反映部队训练的歌曲。 南师“革命化”的春节 在南师读书期间，第一个寒假的春节成了在宿舍熬时光的“革命化”的春节。 上峰指令，不准回家和家人团聚，留在南京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全系130名学生，其实就是荒废时光，丝毫没有革命的事情可做。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政治特色的演绎。 我们插队第一年，几个有着政治头脑跟风甚紧的青年，发起倡议，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于是县革委会发了一个红色传单，要求知青待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我们下乡插队的日子是1月23日，紧接着过年。各方安置草草了事，锅碗瓢盆都不全。农民自己都是贫困不堪，哪有心思过问这些本就不认识的城里孩子？于是，春节就在一个举目无亲饥寒交迫中煎熬了。现实中的人，那种煎熬是最真实严酷的，于是，上峰所谓的“革命”，使得插队的知青在饥寒中蕴积了仇恨情绪。 音乐楼的点滴
南京师院的音乐楼
音乐楼，是学校中心区域宫殿式大楼其中的一栋。 二楼是小礼堂，可容纳几百人开会。二楼的两边，老师的琴房，有一架系里唯一的三角钢琴。毕业前夕，同学们纷纷在这三角琴前留影纪念。
这架三角琴归姜克强老师使用。有一次走进这间琴房，看见姜老师弹琴。他长得白白胖胖，他的手也是胖乎乎的，可是他的手指在琴键上却是疾行如飞，弹出来的乐音就是高山流水之境。看了他的弹琴，才知道教我钢琴的老师笨拙的手指。两相比较，敏捷和笨拙立见。 这栋楼一楼，有一个不大的厅，那时，学校接待重要的客人，由音乐系组织演出，作为接待客人的必要项目。每次安排几个小型节目，演奏和演唱，都是红色曲目。比如二胡独奏《唱支山歌给党听》、女声独唱《老房东查铺》、男女生二重唱等等。我参加的民族小乐队，合奏的曲目是《子弟兵和老百姓》。参加演出的同学都是轻车熟路，每次演出压力不大。 假期孤守校园
学生宿舍楼
我15岁插队农村，如今读了大学，三个假期，都是孤独地留守校园。第一个暑假，音乐系留守校园的就是我和二班的南京人王泰康。 那个暑假，美术系的陈毅华老师找到我，让我做模特儿，坐在三舍外面的梧桐树下，她画人物肖像。当时无手机，没有把我的肖像拍摄留存。陈毅华老师1930年生，专业是油画。 第二个寒假，我奉命和三班的女同学曹之淦，支援南京浦镇车辆厂子弟学校，帮助他们辅导学生的文娱宣传队。曹大姐能干而有主见。
后排右一曹之淦 曹之淦同学是66届高中生。从照片上看去，曹大姐就像做了好多年的中学老师了。 据说曹大姐毕业后分到外地，又调回南京。一次坐公交车，因为急刹车，她撞击司机那儿的横杠，内脏出血而死亡。最为悲催的是，她母亲就是鼓楼医院的护士，可能那时的医疗条件和水平并非今日，一个能干的同学大姐就早早的走了。 寒假的春节，我和三班的王明忠留守校园。他是赣榆人，大大的个子，憨厚的笑容，常常见他背着三弦行走在往教室的路上。 据说他毕业后回到原籍，后来受到蛊惑，响应号召支援边疆到内蒙去了。到了边疆以后，后悔不及，却成了无可挽回的事实。前几年的同学聚会，他们班的同学也不知道他的讯息。 除夕晚上，学校领导和留守校园的同学共进晚餐，每人还获赠一张春节电影票。 我记得是那几天南京大雪，迎着漫天的大雪，到山西路的和平电影院看电影，看完电影，回到静谧的宿舍蒙头大睡，比照插队第一个饥寒交迫的春节，感觉到这也是不菲的福气呢。至于看的什么电影，如今亦是想不起来电影的名字了。 同学们回家欢度春节后回到学校，知道我没有回去过年，他们搞不懂我为什么不回去过年。我也不回答同学们好奇的询问，以沉默而应之。 大学期间的恋爱 我们这些被称为工农兵的大学生，考试时，仅仅是与音乐有关的技艺，不考文化。这是一种幸运还是悲哀？ 幸运是肯定的。那个年代，知识越多越反动，音乐系的大学生不具备必要的文化知识，也肯定是悲哀的。 那时是“读书无用论”的时代，书店萧条，但我还是喜欢于周日逛书店。新街口和山西路的书店是我转悠频率比较高的地方。这在平日里就盯着歌谱与讲义的音乐系人群中就是异类。 大学期间，严禁恋爱。大多同学，有了走进大学校园深造学习的机会，都是埋头学习。由于从1966年到1972年停止招生，所以我们这一届的同学，年龄差距也很大，从十八岁到二十几岁，正是春情萌动与活跃的时期，但在禁令之下，一个个都小心谨慎不去碰及那条高压线，因此，大学期间接近百分之百的同学的恋爱史都是空白。 毕业前夕，南师大这大草坪上就有了不少故事。有的同学把暗恋放在心底深处，临别前夕，相约在这宫殿围绕的草坪上，透露由于禁锢森严造成的心理阻隔而放在心灵深处的爱恋心曲。遗憾的是，彼此从此天各一方，这些同学的恋爱经历，也就是无果的表露而已。 也有恋爱被系科掌握的同学，本来因为专业成绩优秀而留校，结果因为恋爱被取消了留校资格。恋爱，使他们失去了应该属于尖子生留校的机遇。 大字报印象 1973年期间，本来风平浪静的校园，又刮起一阵飓风，大字报一瞬间盖满了校园。 南师校园里，有几处大字报密集区，学生食堂入口处，靠近山坡的北大楼朝南的墙壁处。另外，学校还专门设置了大字报区域。由100号大楼往西方向的那条学生去食堂的必经之路（池塘的北边），临时用竹竿加芦苇，变成了道路两边张贴大字报的专用处。 印象中大字报的几个内容，至今没忘。 1， 批黑画，南艺陈大羽的大公鸡，向社会主义示威； 2， 中文系一农村男生，上了大学，把乡下的恋爱对象甩了。我们每天要由食堂排队到教室上课，途中有同学指着那个大个子说，大字报说的就是他； 3， 外文系文革前招生存在歧视现象，拒绝招收两处的学生：苏南的常熟，苏中的泰兴。这两地学生方言太重，无法学好外语。 认真的侯澄阶老师 视唱练耳是必学的基础课程。中途一个老师生病，改由侯澄阶老师代课。他代课的第一课，需要点名同学视唱还课。他不用花名册，一一点名。那时他已经五十大几了，我们班四十几个同学的名字都在他的脑海里，清晰无误。 事后，他告诉我们，到我们班代课，他事先把班上同学的姓名都记熟在心。这种敬业和认真的精神，说感人肺腑，一点也不为过。 课后闲谈，他说及，他在重庆音乐学校上学时，和中央乐团的指挥李德伦是先后同学。是他早于李德伦，还是李德伦早于他？至今已经想不起来他说的原话了。 侯澄阶老师清瘦驼背，嘴瘪（牙没了）胃不好，所以他会经常吃零食，吃零食也从不避讳学生的眼光。 以情感人的合唱指挥夏禹生老师
当年音乐系里的合唱，都是由夏禹生老师指挥和排练。他的神态和动作，对同学有着不小的蛊惑效应。他排练时的语言、神情和动作，都充满了激情，由着他的点拨，同学们不知不觉地被他点燃了青春的激情之火。当然，当时唱的都是红歌，这种激情，是属于红色的激情之火，那时，世界著名的经典歌曲，都属于毒草之列，不允许登上舞台。 同学们毕业后做了音乐老师，负责学生的大合唱，其动作和训练的风格，都有着当年夏禹生老师的影子在，这无疑受到了他的熏陶和影响。做了中学音乐老师的大量毕业生，也是红歌传播的频率甚广的驿站。 一场悬疑的独个观众 二年级时，系里接到通知，安排我们三个人出发演出。整个演出“队伍”就是三人，京剧清唱王莉敏，京胡伴奏董吉军，二胡伴奏是我。专门有小轿车接送，先把我们三人送到南京长江边，大桥的桥头堡是三面红旗的雕塑，我们从一楼乘电梯而上，直到红旗的顶部里面。原来，这雕塑的内层就是一架直升电梯。那个年代，从黄土地上走出的插队知青，坐轿车和乘电梯是人生第一回。
王莉敏同学京剧清唱《沙家浜》沙奶奶唱段
然后轿车又把我们送到南京饭店，节目就是由王莉敏清唱京剧《沙家浜》中的沙奶奶的唱段。清唱开始，坐在我们前面的观众只有一个有五十多岁的人，估计是个大官。不然怎么会专程汽车接送我们看这种演出呢：一曲清唱一个观众。充满了悬疑。 估计当时的系主任应该知道其中实情，可惜，如今那个系主任也驾鹤仙去了。 京胡伴奏的董吉军，还会板胡、大提琴和唢呐。他来自徐州铜山的地方剧团，专业多面而水平突出，毕业时留校。他最为闪光的事情，在那个不准恋爱的年代，他居然上学期间悄悄结婚了。毕业后，他老婆带着孩子到学校探亲，全系惊诧。大学期间恋爱，属于违规，而大学期间结婚生子，更是严重违规。后来，对他违规的事情也不了了之。可惜的是，毕业后的二十年，他死于白血病。估计他老婆文化水平不高，后来在学校食堂打工。 大龄生老郑 我们那一届，是所谓美其名曰的“工农兵大学生”，学生构成比较杂乱。郑永康是老三届年龄最大的66届高中生，性格平和为人厚道，平日里我们喊他“老郑”。 我在班上属于年龄最小的，中学只读了一年，形同于小学毕业生。虽然和老郑年龄差距不小，昔日的种田人，整天埋头于识谱练琴，向老郑请教文化知识的那根筋脉却没有开通。
此图片摄于大一，从照片看，我就是一个形如初中生的男孩。
此照片摄于南师院食堂舞台上。食堂也是大会堂，有大舞台和台前的大幕。 经回忆，这是王泰康同学为汪以力拍照片，他们两位是南京人，来自苏北生产建设兵团，也是系里小提琴齐奏节目的小提琴手之一。我记得他们演奏的曲目是《新疆之春》《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我不会小提琴，属于凑趣作秀而留影。 这两位同学都有当时属于奢侈物的照相机，我的几张留影都得益于他俩的照相机。就相机而言，他俩是胜于我的富有者。 那一届系里小提琴齐奏的同学有：王泰康、文铁峰、汪以力、李晓玲、顾晓竞、余可夫、吴锡敏。
前排左一郑永康 2019年于南京艺术学院会堂
文革飓风刮起，大学对高中毕业生无情地关闭了大门，距离大学校门只有一步的老郑，就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从南京到苏北种田去了。有过几年农民历史的老郑，又来到南京师院的校园读书来了。 老郑，是班上毛笔字写的最好的一位，他写的横幅“风雨送春归……”，就挂在班级教室的正前方，成为不怎么读文字书的音乐人群中闪光的一景。
米芾墨迹三种
毕业的那一年，我们在南京新街口工人文化宫举行毕业演出，阴差阳错，我这个毛笔字的局外人，却在工人文化宫门口的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八开本的昂贵的《米芾墨迹三种》，那时一本书的书价是两毛钱，而此书2元，是其它书的十倍。在生活艰苦的年代，买这书也是奢侈之举。和老郑喜欢毛笔字，有着潜在的相似情愫。毕业是买这墨迹本，却埋下了我自己也不知道的后半生从事书法职业的伏笔。 记忆尤深的是，当时系里演出和有着接待任务的小型演出，老郑和另一位女同学的二重唱，是接待外宾时的重要节目。他俩演唱的歌曲是《祖国一片新面貌》《浏阳河》。 老郑是南京知青，出生于书香门第，插队扬州邗江的杭集，那时大学毕业的政策是哪里来哪里去，老郑这个担负二重唱角色的音乐系高材生，只能憋屈在苏北的乡下中学了。 同一届毕业生中，有寥寥可数的同学分在专区的师范学校，属于毕业分配中的幸运分子，老郑没有摊上这种幸运。据我所知，那时的分配就有着人脉和人情在，对学生分配同样起着潜规则的作用。我那一届毕业的，不少农村毕业生分在了县城，我家祖孙三代都是县城镇上的，却分到了离城四十几里路的中学。让我体验了朝里无人莫做官的翻版，朝里无人，分配没商量。 记忆中，毕业后我和老郑经常通信，同学之间彼此诉说毕业后心中的憋屈和寂寞。老郑在乡下中学憋屈了数年，后来调回南京宁海中学任教，一直热心于南京的教师合唱团，几十年孜孜矻矻不厌其倦，是真正的不忘初心！ 毕业作鸟兽散 那一届毕业前，搞了一次大型演出，演出地点设在南京工人文化宫。 因为那一届学员有130人，所以演出声势浩大，江苏电视台专门拍了电视片。 那个年代，电视机是稀罕之物，我们也没能从电视里观摩自己的毕业演出。 演出是在7月初，演出结束以后，就作鸟兽散，各自回到上学前所在地，等待分配工作。具体分配时的学问可大着呢！ 我们这一届学员，从同学群看，无论水平还是音乐素质和嗓音条件，就可以看出招生时的猫腻和潜规则，何况分配呢。差的同学，压根就没有音乐人的基本条件和音乐细胞，偏偏也跨进了音乐系的大门，潜规则的现状，把许多音乐条件优越的学生，挡在了大学的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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