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祖父朱履先是在60岁时，反“清乡”、反“扫荡”最艰苦、最尖锐、最复杂、最危险的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伟大的抗日历史洪流, 是我曾祖父人生转折的重大节点, 促成他从一名由孙中山、袁世凯两次授予陆军中将的辛亥名将，成为以陈毅、粟裕为代表的新四军的亲密战友；促成他从一名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日本留学生，成为一名抗日战争中坚定的抗日名贤；促成他从一名由黄兴介绍的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元老，成为一名由叶飞、朱克靖介绍，由陈毅、曾山批准，并由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的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在纪念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畀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 追忆曾祖父抗战岁月中的历史片断，不禁让人心潮澎湃。
辛亥骁将 民国元勋
朱履先1884年6月生于泰兴黄桥。清末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时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中，朱履先发动秣陵关起义，任清军起义部队前敌指挥官，在光复南京战役中任江浙联军前卫司令。孙中山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举行中华民国开国阅兵式时，亲自指定朱履先担任阅兵总指挥。旋后委朱履先任陆军第二师中将师长兼南京城防司令，并亲笔题写横匾“中将府”赠与朱履先，朱履先将横匾悬挂黄桥家中，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一幢以将军命名的府邸，现已恢复为“朱履先中将府” 纪念馆。辛亥革命后不久国民党成立，朱履先即转入国民党，并担任南京讲武堂堂长。1912年9月袁世凯再度授予朱履先陆军中将军衔，其后被袁世凯授予陆军中将军衔的还有李根源、蔡锷、李书城、阎锡山、李烈钧等辛亥名将。以后朱履先参加过“二次革命”、反张勋复辟。袁世凯聘他为总统府顾问，冯国璋请他做自己的参谋长，但均因“道不同”辞职离去。抗战初期朱履先受蒋介石之聘担任军政部高参，因不满蒋介石的消极抗日而退隐故里黄桥。
大义斥奸 初助抗倭
1940年初，大汉奸汪精卫组建伪国民政府，多次派代表到黄桥，以“苏北委员长”、“江北招讨使”和“和平军总司令” 等官衔拉拢朱履先去南京任职，朱履先嗤之以鼻。最后一次朱履先把汪精卫派去的秘书长堵在客厅门外，当面把汪精卫的信撕得粉碎，厉声怒斥：“汪精卫当汉奸，还想拖着我一起去当汉奸！国破就在眼前，怎可偷生屈节，靦颜天壤！”并让使者转告汪精卫：“道不同，不相为谋。我朱履先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决不认贼作父！”
为了避免汪精卫的纠缠和报复，朱履先暂避上海。在上海期间，朱履先与中共特科成员李文运多次秘密见面，朱履先表达了对共产党抗战主张的赞同。此前李文运曾以上海锄奸队名义去黄桥拜访朱履先，朱履先十分欣赏李文运的抗日锄奸行动，两人成了好友。李文运出生天津一富豪家，在天津入党，姚依林搞学运被通缉就隐蔽在李文运家，淞沪会战前夕与周克一起奉调上海特科工作，他严谨机敏，多智善策，其弟李文达随兄也在上海特科工作，后在抗美援朝中谈判时任彭德怀贴身保镖，李文运本人在黄桥决战后进入苏中保卫处在陈伟达领导下负责隐蔽战线工作。朱履先不久回到黄桥，在李文运的运作下，资助扬州爱国青年学生陈冀购置枪支近百条，在江都组建“民众抗日委员会”进行武装抗日，黄桥决战后，陈冀的江都“民抗”连人带枪编入新四军陶勇的苏皖支队。
借屋送物 关心战士
1940年8月初，陈毅、粟裕率新四军东进黄桥。当朱履先得知新四军中有部分战士还住在野外帐篷中时，腾出中将府的一个院落让新四军的一个排住入其中，并嘱家仆为入住官兵购置住用的生活物品，包括席被诸物。早晨看见新四军操练，边跑步边喊口令“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朱履先对排长说“口令不能这样喊，叫数的作用有两个，一为整齐步伐，二为换气，叫了一二三四就够了，多了反而会乱，还会增加士兵的疲劳。”排长觉得很有道理，第二天上操就改正过来。朱履先从外面回家，看见新四军在门口立了两个哨兵，眼睛时时往里面看，他找到排长说：“门岗两个多了，容易疲劳战士。两人面对面的，还时时向屋里看，失掉了警戒敌人的作用。国民党军队的作风就是哨兵是向长官敬礼的工具，毫无敌情观念，你们不要学。哨兵应该面对前方，兼顾左右。”排长又接受了他的意见，改了过来。朱履先问排长：“你们对我一个老百姓的话这样喜欢听，听了还照着做，这是什么道理？”排长说：“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是为老百姓打仗的，当然应该听老百姓的话。”后来陈毅来中将府与朱履先弈棋，粟裕在旁观战时讲起此事，他说：“朱老，感谢您老军人对我们新军人的指教。”朱履先感动地说：“我这辈子算是看到了有希望的军队，中国肯定大有希望了。”
为新四军筹集粮饷
在陈毅领导下，苏北第一个抗战政府——通如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了，但军饷筹集任务一时难以解决。陈毅焦虑万分，找到朱履先商议。朱履先说：“没有粮饷来源，新四军的6000余名官兵如何维持？新四军抗日是为挽救国家危亡尽忠，国课钱粮，是公民对国家应尽的天责嘛！”建议陈毅开征抗日救国公粮。过了几天，临时行政委员会在黄桥中学“谦三堂”召开开征田赋大会。朱履先以黄桥首户身份首先发言：“中国所有的政党，没有象共产党这样为国为民的了！中国所有的军队，没有象新四军这样秋毫无犯的了！共产党、新四军领导人民抗日救国，要吃饭，要穿衣，筹集军饷，支援新四军抗日，是我们百姓应尽的责任。我首先响应，保证如数把最好的粮食拿出来交公粮。”与会士绅纷纷表示“惟履公马首是瞻”，顺利通过在通如靖泰地区征收公粮的议案。那时朱履先有良田千亩，带头交纳抗日救国公粮，不但拿出最好的粮食，而且交得最多。许多绅士也纷纷交纳。过了不久，朱履先获知黄桥的新四军和抗战政府根本不被国民党三战区承认，还被停发了新四军的军饷，怀着义愤之情，亲自出面召集黄桥地区的绅商界人士，带头在绅商中捐款，募集了六万银元送给新四军。1983年3月原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在“坚持苏南抗日斗争的主要经验” 中回顾士绅支持时还专题说到“我们苏南地方士绅没有苏北的大，苏北的韩紫石、朱履先，还有计雨亭，都是大士绅、进步士绅。”
在陈毅、粟裕开创黄桥根据地之初，是新四军经济上、物质上、后勤上最为艰难的时期，由于朱履先的鼎力无私援助，产生了无形的巨大的“黄桥首户”效应，三泰地区的大小绅商和百姓都“以朱公马首是瞻”，以各种形式支持共产党新四军，新四军严重缺粮缺钱的燃眉之急被解除了，为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打下了物质基础。
支援黄桥决战的第一炉黄桥烧饼
在黄桥决战的激烈战火中，朱履先实践着“与新四军同生死共存亡“的誓言。开战初，黄桥原有一道土围墙急需加固，朱履先首先拿出家里的木料、家具亲自和家人一起送到前沿。他还带头把自己家中的锦缎被面的被子送给新四军伤兵员，并在街上一边为伤员募集被子，一边安慰镇上的民众。许多群众也跟随着把木料甚至寿材送到前沿阵地。
在决战最激烈的10月4日，是守卫黄桥最艰难的一天，陈毅下令进入紧急战备，机关人员、服务团员、勤杂人员、炊事员、通信员一律拿起枪来，上了前线。而此时，陈丕显、管文蔚、惠浴宇十万火急地跑到朱履先家，告诉他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新四军将士们已经一天没吃饭了，朱履先赶紧吩咐家人生火做烧饼，立即和陈丕显、管文蔚、惠浴宇一起，挨门逐户动员群众开门，朱履先沿街呼叫：“黄桥的老百姓们，快给新四军烧饭、做烧饼。”黄桥镇上大小商人和黎民百姓见朱履先亲自来请，纷纷行动起来。朱履先一路走一路吩咐，这家做多少，那家做多少，回头怎么找他算钱，没有面粉的人家由朱家供应等等，交代得非常清楚。全镇六十多个烧饼炉子火光熊熊，香飘数里。从朱履先家做出了第一炉支前的黄桥烧饼，他亲自带领家人送往前线。在朱履先的带领下，烧饼，干饭，馒头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黄桥烧饼黄又黄，黄黄烧饼慰劳忙”、“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的《黄桥烧饼歌》就这样在人民的支前洪流中产生了，这歌声传诵至今，令人齿颊留芳，感奋不已。黄桥烧饼就此驰名大江南北，毛泽东后来也说“黄桥烧饼是好有名的”。黄桥决战取得完胜后，所有的烧饼、馒头等粮食费用全部由朱履先个人结算给黄桥民众。几十年后，惠浴宇在他的《朋友人》回忆录里记录了朱履先亲自送出黄桥决战中支援新四军的第一炉黄桥烧饼的珍贵历史记载！
送粮捐款 虎穴救亲
1941年春节过后，朱履先接到朱克靖的秘密通知，第二天赶到乡下指定的一个村庄，原来陈毅、粟裕、叶飞、朱克靖等都在。黄桥决战后他们是第一次见面，更感亲切。陈毅告诉朱履先，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刚开创，有许多难以预料的困难，特别是粮食征不到，军民吃饭成了大问题，有时只好煮黄豆、绿豆当饭吃。陈毅用手比画着一个大饭碗：“刚来的新兵，一顿吃八碗饭，没有粮我心疼啊！”朱履先向陈毅表示：“共产党在这样艰苦卓越的环境中坚持团结抗日，我决心跟共产党同甘共苦走到底。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困难，我尽力设法帮助解决。”陈毅也向朱履先表示：“凡是对中国革命做过贡献，特别是在共产党和革命处于困难时期做出贡献的人，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朱履先回到黄桥，很快筹集到七万五千斤大米送到根据地。
1941年下半年，伪军第三十七师调驻黄桥镇。师长丁聚堂过去是朱履先朋友的一个勤务兵，非常熟悉，进驻黄桥后就去拜访朱履先，请他做自己的参议。朱履先及时向三地委书记叶飞和三地署专员朱克靖汇报，经三地委研究，认为这对抗日事业有好处，同意朱履先出任丁聚堂的参议。这样，黄桥镇在表面上是日本人和伪军的天下，实际上抗日力量在黄桥十分活跃。朱履先的“中将府”成了新四军的“高级联络点”和“安全岛”，同时新四军在朱履先家设立了城工部联络站、分化瓦解敌人的谈判处和苏北上海之间的地下交通站。在抗日战争期间，许多新四军和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经常在战斗来往中住在朱履先家中，如三地委敌工部长盛华、青年解放团的负责人周伯藩、陈毅的联络员季一先、苏中军区联络部部长茅珵及解放后任过华东局组织部部长郑平、福建省副省长陈遗、驻外大使汪普庆、上海市人大副主任施平、南通专员汪青辰、南京博物院院长徐观伯、江苏省人大秘书长章维仁等。
在1943年日寇和伪军对苏中根据地大肆“扫荡”、“清乡” 期间，靖江独立团团长陈宗宝到黄桥找朱履先借钱。陈宗宝原来是国民党保四旅第二团团长，黄桥决战时投奔新四军，陈毅委任他为靖江独立团团长。在抗战最艰苦的日子里，陈宗宝的独立团极其困难，他说：“我现在的日子很难过，请朱老爹借四百块大洋给我，如果我陈宗宝不死，总是要还的。如果我被打死了，朱老爹就算交了我这个朋友。”朱履先不但送了陈宗宝四百大洋，还同时给了一千五百斤粮食。
“生作衔环，死当结草”
1943年10月，朱履先60岁，他在叶飞、朱克靖介绍下，由陈毅和华中区党委组织部部长曾山批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被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为中共特别党员。
1944年4月朱履先随苏中区党委北撤，与粟裕、陈丕显、叶飞、管文蔚、钟期光、季方、陶勇、张藩等一同住在宝应西安丰镇等地，一直战斗到抗日战争胜利。就在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前夕的1945年8月13日，朱履先当选为苏中行政委员会副主任，并被选举为赴延安参加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的苏中代表。
1949年7月党中央通知朱履先赴京参加全国第一届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他因严重高血压病未能赴京参会。建国后朱履先先后担任苏北行署副主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江苏分会主席、江苏省抗美援朝分会主席、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55年初在接见志愿军归国代表时中风瘫痪。陈毅、粟裕分别多次去南京探望。1956年我的姑爷爷杨宣武（朱履先的女婿,刘志丹、习仲勋的战友）时任山东省副省长兼中共济南市委第一书记，因到南京参加华东局会议，在朱履先的长子朱宝武和长媳张以谦的陪同下去陆军总医院探望我曾祖父，我曾祖父在谈话中勉励儿子和女婿“子孙虽愚，马列主义不可不读。”要为国家“生作衔环，死当结草” ，表达了他要永远跟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奋斗终身的爱国情怀。
1959年1月7日朱履先病逝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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