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需要什么样的公平公等

喜马拉雅山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这个基本理论在现实中有不少佐证，比如很多女权主义者就主张：女性要完全独立，必须现在经济上不依附。如果实现不了经济上的独立，那么精神的独立就是奢谈。简单点也就是说，两个人如果不能在经济上实现对等，那么就无法实现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公平。
    马克思主义还有另外一个观点：劳动创造价值。这个观点到了国内，经常被通俗化为“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光荣”这一口号式论断，作为政治术语，其实理解起来非常难。比方说，到了现时下，往往被用作劳动的代名词的体力劳动，体力劳动者非但光荣不起来，而且常常被城市和政治生活刻意忽略，他们大多游走在生活的边缘。举一个例子足以说明，单靠家庭式经营自食其力的，往往被我们用“小”来形容，比如小摊小贩，甚或难听点还叫走鬼；而靠驱使他人劳动自己四体不勤的，就像作者与作家的区别一样，成了企业家。再比如说，大家都是工人，有户口的就叫市民，没户口的就叫民工。这样的称谓在政治作业里也许并无深意，但在生活的现实语境中，却往往被赋予了别种含义，比如轻视、蔑视等，看起来绝对不是一个褒义词，连中性词都不像。正像我曾经说过的，在某些地方，最具嘲谑意味的不是咒你生小孩没屁眼，而是骂你是“农民”。
    所以政治理论是一回事，现实生活又是另外一回事。比方说这各取所需的市场行为。人类从其他动物中分离出来之后，自然而然产生了社会分工。劳作有轻重之分，自然就必须有人干粗活有人干细活，否则分工实现不了，生活也和谐不起来。关于这一点，无论是西方民主、自由主义思潮，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都对这一点深信不疑。所不同的是，西方社会的分工比较粗糙，点到为止，仅仅只是劳作本身的区分。但是国内则不同，在劳作分工的基础上，先附加上了政治上的甄别和分分级。不说远的，就说说我们的台湾地区，妓女也算一种分工，小姐们遭受不公待遇时，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走上大街游行示威，维护她们的权益。对她们而言，妓女只是工作，而不是身份，不是对人分类的条件。但是国内大不相同，别说妓女，就是一个扛水泥袋的，不管你干活干的好不好，民工先是一个身份。光是这个身份，就首先让你失去了与他人平等对话的自由。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你可以大声说话，但是必须的小心“做人”。你生活在这里，贡献在这里，但是你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你的孩子上学进不了好学校还要额外交纳不少赞助费，你须得时刻提防有人以查“暂住证”为由追得你跳楼爬电杆。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反问，说你这说来说去半天，原因还不是在于经济上的不对等嘛。这反问看起来有道理，比如说，即使是个农民工，你只要有钱，不说百万千万，只要你买得起房子开得起车子包得起二奶，照样没人敢瞧不起你。但是有一个前提绝对不能忽略，你缺乏良好的教育条件，缺乏富豪老子的祖传家业，又没有攀上一个当官的岳老子，你靠啥去发展去挣钱？别人扭扭屁股几百万，你扛一天的水泥袋子不过几十百八块钱，拿什么去实现经济上的独立和公平？少数的个例会有，但这终归仍是一个普遍问题。
    话又回到原点，回到高校。穷人通过劳动养家糊口，我打着洋伞，翘着二郎腿抽着洋烟卷，你冒着烈日挥汗如雨给我擦皮鞋，作为社会现象，某些精英们如果不是三缄其口，就肯定会大谈社会分工或者自食其力。同样一个场景，背景换一个地方，换到高校，精英们就忿忿不平了，说你这是严重错误，在学生中造成了不公平，学校必须严加制止。正像今日新闻说的：一些高校出现了跑腿族，穷人家的孩子通过给富人家的孩子跑腿挣点零花钱。面对这个问题，浙江传媒学院的李灵格教授与浙江财经学院经济学教授金戈，就颇为愤慨，对这一造成学生“不公平公等”的严重错误，进行了义正言辞的批评。
    中国大学最缺少什么，缺少独立平等的精神，这一点尽人皆知，但还鲜有教育界精英们出来自我检讨。可喜的是，这二位先生勇敢地站出来了。但可叹的是，虽然站出来了，却打错了靶子，有点像出来出洋相。穷人家的孩子，减轻父母负担，挣点零花钱又不丢面子，无论是经济原理还是哲学原理，都解释得通。说白了，不过是一个面子问题，庸俗到了极点。再说了，人家自己也没觉着没面子，皇帝不急你老太监急啥？如果论公平，我同意二位的意见，大学不能没有公平意识和独立思想。单若真心考虑学生发展和高等教育的未来，窃以为二位实在是离题太远。让孩子早早学会通过合法劳动换取收入的自食其力有何不好？事实已经证明中国式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孩子大多是嘴巴功夫强而社会实践能力弱，这是其一。而且同时，如果说到不公，最大的不公恰恰不在于学生之间，而是在于师生之间。教育方式上我讲你听的专制做法，离教学相长的传统教育精神相去甚远，使得大学看起来不像是高校，更像是布道场，更像是自由思想的坟场。老师总是对的，学生总是错的，这恐怕才是大学最大的不公。如果真有决心追求公平独立，倒不妨先自此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