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哲生：丁文江---一个未展军事才能的学者

dovebear · 发表于 2010-5-6 13:4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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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以来,文人学者与军事的关系,一般来说相对疏离。但有些文人学者基于个人的兴趣和政治的原因,或潜研军事,撰写兵书;或披挂上阵,领兵打仗。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军事才能和军事素养,一点也不逊色于那些在武备学堂或军事院校训练出来的科班将领,丁文江即属这样一位涉足军事甚深的学者。对军事教育的雄心,对军事形势的关注,可以说贯穿于丁文江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思想与活动中,这是一种业余的特殊爱好,以丁文江本人的意愿而言,他有心把它发展成为一种职业上的选择。只是苦于没有机会,没能找到这种转变的可能,故研究丁文江的人常常不易注意他在这方面的动向,对他留下的一部当代军事史著述《民国军事近纪》,甚至没有人作过认真的研究,这在丁文江研究中,不能不说是一个阙失。
　　 改革中国高等军事教育的雄心 　　
　　丁文江的军事素养在知识界可谓遐迩闻名。陈之迈评及20世纪30年代文人与军事的关系时说:“当时强邻压境,我最想知道的是军事方面的问题。当代文人中懂得军事的有三位最为出色,一为张季鸾先生,一为丁在君(即丁文江——作者注)先生,一为傅孟真先生。从他们的著作及言论中我学到了许多军事常识。”蒋廷黻在纪念丁文江的文章中也提及这样一件事:“我早主张国防部应该请文人作部长。有一天,我和在君谈这件事,并且告诉他应该作国防部长。他没有说不愿意或不可以,因为在君最不喜欢说客气话。他倒说他最喜欢作军官学校的校长,这颇出于我的意料之外。他说中国的新教育,在文的方面和在武的方面,是同时开始的。在满清末年,政府对于军事教育的注意远在普通教育之上。在初期,文学堂和武学堂都是请外国人,多半是日本人,作教员的。那时上课的时候,教员带翻译上班,一个钟头只能授半个钟头的课。文学堂早就超过这阶段,军官学校至今没有超过。据在君看起来,单独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武教育之缺乏进步。在君切盼中国军人的军事教育能火速赶上世界水准。这是他想作军官学校校长的理由。”显然,丁文江毫不避讳在朋友面前展现自己的军事抱负。胡适在丁文江传记中提到丁文江“改革中国高等军事教育的雄心”时,借用丁文江与孙传芳(字馨远)的一段对话说明丁氏为何特别关注“军事教育”:
　　孙馨远说:丁先生,请你想想,你在哪一个方面可以帮我顶多的忙?
　　我说:我早已想过了。
　　孙问:哪一个方面?
　　我说:我曾想过,这时候中国军队顶需要的是一个最新式的,最完备的高级军官学校。现在的军官学校,甚至于所谓“陆军大学”,程度都很幼稚。里面的教育都太落伍了,不是保定军官学校出身,就是日本士官出身。这些军官学校的专门训练当然比不上外国同等的学校,而且军事以外的普通学科更是非常缺乏。所以我常说:中国的军事教育比任何其他的教育都落后。例如用翻译教课,在中国各大学已经废弃了二十年,而现在陆军大学的外国教官上课,还用翻译;学生没有一个能直接听讲的。足见高等军事教育比其他高等教育至少落后二十年。现在各地军官学校教出来的军官都缺乏现代知识,都缺乏现代训练,甚至于连军事地图都不会读!所以我常常有一种梦想,想替国家办一个很好的、完全近代化的高等军官学校。我自信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军官学校校长。
　　孙馨远听了大笑。他说:丁先生,你是个大学问家,我很佩服。但是军事教育,我还懂得一点,——我还懂得一点。现在还不敢请教你。
　　他说了又大笑,他当我说的是笑话!
　　胡适讲这个笑话,可以说意味深长。对孙传芳这样的老军阀和后来蒋介石这样的新军阀来说,搞军事教育、办军官学校,其目的都是为其培植亲信和私人武装。因而他们的军事教育自然不免带有浓厚的私人武装或所谓“党军”色彩。而在丁文江眼里,改革军事教育,是国家实现军事现代化最重要的一步。
　　 出版《民国军事近纪》
　　丁文江早年即有“军事救国”的思想,据丁文江的弟媳史济瀛回忆,丁文江赴日留学时,即“想学海军救国,因鼻子有病,嗅觉不灵,作罢。”他在英国留学时,学习地质,练习马术,旅行考察,也间接地折射出他对军事的兴趣。丁文江的军事素养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注意吸收外国先进的军事经验。胡适提到:“他留学英国多年,又常到德国、法国旅行,在德国住过较长的时间,他颇注意这三个国家的军事教育。” 丁文江与美国著名军事专家、原美国兵工署署长克罗希尔将军有过很长、很深的接触,这位将军“不但有军事工程的专门学识,还富于历史地理的知识和政治理解。”每次与这位将军吃饭谈天以后,丁文江常常慨叹:“这种富于现代知识而终身好学不倦的军人,真是可以敬佩的!”因此,对中国军人“因为缺乏现代的知识和训练,往往不够担任国家危难时期的艰巨责任”而深感惋惜。二是丁文江与一批国内军界朋友的密切交往。早在留日期间,他即与明代军事家史可法的后裔史久光有过很多的接触,后者不但留有《中国国防史》这样的重要军事著述,而且担任过军事学校的负责人。丁文江的太太史久元、弟媳史济瀛亦出自于史家名门。他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另外两位最要好的朋友翁之麟、翁之谷兄弟亦是学习军事的留学生。他与蒋百里是极为要好的朋友,蒋氏是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才生,也是民国时期最著名的军事教育家,他留下的《国防论》一书被人们视为近代卓越的军事理论经典。丁文江与蒋两人同属研究系,1922年他俩就“裁军计划”有过“抬杠式”的讨论,1926年又一起进入孙传芳幕府。三是丁文江本人在地理学、地质学方面具有的专业知识和扎实训练,这在军事上使他直接受用。丁文江有一个深刻的看法:“地理是军事学的一个骨干。顾亭林、顾景范,他们身经亡国之痛,终身研究地理,其实是终身研究军事,研究战略。他们都是有远见、有深意的。”
　　丁文江以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首先应从军事教育抓起,这是他介入军事的一个基本理念,他屡与人谈及自己愿意做一个军官学校校长的理想,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看法。他理想中的军事学校,至少要做到三个标准:“第一,教员的选择,必须采取严格的学术标准;第二,学生的选择,必须废除保送制,必须用严格的入学考试来挑选最优秀的人才;第三,学校必须有第一流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学系,要使学军事的人能够得到军事以外的现代学识。”胡适说:“他这种议论,不但对孙传芳说过,也曾对国民党的军事领袖们说过。只因为他从没有带过兵,没有打过仗,所以他自信最能够办好的一件事业,——为中国办一个完全现代化的高等军官学校,——谁也不曾请他去办!”在一个军队私人化、家族化甚或党团化的社会里,军队始终掌握在某些军阀、政客或政党手中,成为他们争权夺利、争夺地盘的工具,像丁文江这样孑然一身的文人学者要插手军队教育或军队事务,简直是痴心妄想!所以,丁文江要做军官学校校长的理想,只能是海市蜃楼式的梦幻,胡适看得很清楚,“谁也不会请他去办!”这虽然是丁文江个人的悲哀!又何尝不是一个没有走上现代化轨道的国家的悲哀!
　　丁文江的军事才能,最早表现在他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的一系列军事评论。胡适注意到:“这些研究是他后来写成一部专书《民国军事近纪》(民国十五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起点。因为他常到热河奉天去旅行,所以他最明白那时北方两大系军阀预备作战的形势。”这实际上是丁文江力图介入军事领域的开始。他与蒋百里有关北洋军队“裁兵计划”的讨论,没有引起时人的注意,但足够说明他俩对当时的“兵祸”有高度的重视。他向孙传芳表示自己可以帮助创办一所军官学校,表明他自信在这方面已有足够的现代军事知识背景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