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芳彦《和谐 超脱 睿智——丁西林的喜剧精神》(咸宁师专学报 1999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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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西林(1893—1974)原名丁燮林,字巽甫,常用的笔名为西林。江苏省泰兴县黄桥镇人。自幼便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培养了对科学的兴趣,1910年考入上海交通部工业专门学校(上海交大前身),1914年就读于英国伯明翰大学,攻读物理和数学。为了提高英语能力,课余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也常去看戏,逐渐对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喜爱萧伯纳,高乐斯华绥和易卜生的作品,还擅长书法、绘画、音乐。获得过伯明翰大学理科硕士学位,并在伦敦大学作物理研究工作。1920年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1927年到上海筹建物理研究所。他既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又是杰出的喜剧作家,是一位把创作当作“正业”之外的“别业”的业余作家,但却取得了比某些专业作家更为突出的艺术成就,成为我国现代喜剧的创始人之一。

丁西林解放前的剧作共有9篇。按其创作年代及题材,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有6篇独幕剧:《一只马蜂》、《亲爱的丈夫》、《酒后》、《北京的空气》、《瞎了一只眼》、《压迫》。这些作品创作于1923年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搁笔十年之后,丁西林的后三篇剧作都写于抗日战争时期。《三块钱国币》是独幕剧,《等太太回来的时候》和《妙峰山》则是两部多幕剧。丁西林的喜剧艺术获得普遍赞誉,王瑶先生说“丁西林的独幕剧是有较高水准的。……对于后来的发展和剧运的推进,也有很大的影响”①;司马长风称丁西林“是独幕剧的圣手”②;陈瘦竹先生认为“丁西林对于幽默喜剧的发展具有重大的贡献”③。作为一位业余作家,丁西林何以能取得如此可贵的成功?我想主要原因是他对喜剧艺术的选择是一种与自己性灵吻合的自然选择。这种选择体现了他的美学追求,融注着他的喜剧精神。

一

丁西林写剧,“没有‘问题’,也没有‘教训’”④,很大程度上是缘情因事而作。《酒后》“是由一个朋友叔华的一篇短篇小说产生出来的”⑤,他读了小说觉得意思新颖,情节很配作一独幕剧,同时又受到另两位朋友的鼓励才动手写作的。他表示“如果你们对于这个剧本的意思和情节,有什么赞许,你们应该将赞许都送给那篇小说的著者”⑥,可见作者是怀着一份温馨的友情而创作的。其实不仅仅是这一篇,他的前期剧作的产生除受时代的感召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受友谊的召唤。他的许多朋友如杨振声,沈从文,徐志摩等都是文学界人士,1923年新月社成立,丁西林也参与其中做了一些工作,他还是《现代评论》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志之同,道之合,也就不由自主地参加到新文学运动中来。《压迫》是怀着“无限的凄凉与悲哀”为纪念亡友刘叔和写的。怀念亡友写的不是悲剧却是喜剧,原因是“我的生性是不悲观的”⑦。“生性是不悲观的”,它体现了作者达观的人生态度。“达观”是我国古代知识分子修身养性的理想境界。“生性不悲观”,也是他美学思想的概括。这种美学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我国的戏剧源于巫觋与俳优,巫以乐神,优以乐人,所以喜剧早于悲剧。传统喜剧的特点是乐观的理想主义占优势,而这种乐观精神又是以中和为美的传统美学观为其根基的。

“五四”以来西方的喜剧理论,特别是美国的喜剧理论对我国的剧作家也产生了明显影响。美国哲学家桑塔耶纳便说这幽默有“荒唐的一面”,同时又具备“可爱的人性。”我国留美喜剧家熊佛西曾总结说:“幽默,如讽剌一般,也是根源于爱。幽默家其所以要幽默他的国家或社会,都是因为爱护他的国家与社会。例如苏格兰与爱尔兰的民族是现代幽默突出的创造者,他们产生了许多极富幽默的作品,他们有时咒骂祖国,这正是表明他们爱护祖国。他们的咒骂完全是出于无意,而决不像讽剌家的讽剌是出于居心。讽剌家往往讽剌他人而不讽剌自己。幽默家则不然,他们幽默别人即是幽默自己。他们自己就是他们的对象。所以富于同情与公正,又是幽默的特色”⑧。留学英国,受英美人文主义美学思潮熏陶则是丁西林美学取向的国外源泉。与“京派教授”陈衡哲、凌叔华、沈从文、新月派徐志摩等人的交流切磋更使他的美学思想相得益彰。融贯中西美学,形成自己有特色的美学追求,这便是对人生、对社会“和谐美”的执着追求。这使得他能从平凡的题材中提炼出理想的人性,在否定中诗化人生。《一只马蜂》是丁西林的处女作、成名作。作品描写“五四”后觉醒的青年为争取婚姻自主与不自然的社会风气之间的抗争,嘲笑了虚伪的世态人生,推崇真、善、美的人生理想。剧中矛盾并不尖锐,给读者、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吉先生与余小姐的幽默、聪慧与他们之间真诚的爱情。《压迫》为纪念他的亡友刘叔和而作,取材于那位朋友生前的一件小事。写房东出租房子,非要房客带家眷不可。两位萍水相逢的房客只得联合起来,巧妙战胜房主的刁难。剧作寄托了作者对不合理社会的激愤之情,表达的是对无产业者的同情,以及受压迫者互相帮助,“联系起来抵抗他们”的思想。女客主动提出“让我来做你的太太”以解决租房问题,令人解颐,但在当时那种社会里,这只能是理想化的产物。《亲爱的丈夫》写诗人任静庵先生因主张旧戏不必男女合演而保全了男性旦角饭碗。名旦角黄凤卿便男扮女妆嫁给他,做了他两个月的夫人,使任先生的创作灵感得到极大发挥。最后真相大白,任先生还依依不舍地要在男太太的怀中进入梦乡。这全然虚构的情节为我们提供的是一种理想的家庭生活模式,即真正的幸福家庭应建立在彼此精神的满足上。《瞎了一只眼》中的三个人物都是惟恐负人的君子国中人,丈夫跌出血,妻被“吓昏了”,才写信给好友求援,丈夫为解脱妻子不惜冒充欺骗妻子的恶人,朋友则为好友受伤彻夜不眠并迅急赶来探视,又为“受伤害”的妻子抱不平。《北京的空气》中主人与听差之间在人格上是绝对平等的,听差偷了主人的烟放在那儿,客人想抽烟又买不到烟,想向听差要点烟,主人却怕捅破了窗户纸听差难堪而自己象犯了罪一样躲着,最后只好趁听差不在偷点烟回来敬客。抗战初期写的《三块钱国币》用李健吾先生的话说,“该剧故事是写流落在大后方的一位阔太太,欺负她的娘姨李嫂,同院邻居大学生杨长雄抱打不平,和阔太太口角起来,把他斗了个体面扫地”⑨。《等太太回来的时候》接触到抗战中爱国与卖国的主题,主人公梁治从国外回来,发现父亲堕落成了汉奸,愤然撕毁伪政府“国际无线电台”台长的聘书。母亲梁太太也是一位性格坚强的人,毅然跟随儿子梁治、女儿梁玉奔向抗战大后方。上述这些剧作都带有明显的张扬真善美的理想色彩,《妙峰山》更是作者妙笔生出的理想之花。《妙峰山》写的是抗日领袖王老虎逃脱国民党迫害,回到妙峰山继续组织抗日队伍,并与名星华华恋爱结婚的故事。妙峰山有“两万方里的土地”、“五万军队、三十万人民”,这里社会风气淳正,人民安居乐业。这里的人不抽烟、不喝酒、不赌钱、不奢侈、不虚荣、不做公债、不存私房,“对于小的,有托儿所;对于老的,有养老院”,舞迷子、鸦片烟鬼之类醉生梦死的废物,一个也没有。用华华的话说,这里“什么都近代化、科学化、人情化、理智化”。对内是精悍健全的国家政体,对外是抗御强敌的坚强堡垒,是“东方”极乐世界,地上的“天堂”。剧中主人公王老虎和华华,一个是“抗战的英雄”、“爱国的志士”。一个是“女中豪杰”、“巾帼的英雄”。他们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栋梁之材。作为男性,王老虎身上沉着骁勇、果断顽强而又富于谋略的方面比较突出。作为女性,华华的机敏聪慧、热情豪放更耀人眼目。他们俩的爱情从形式上看确是十分浪漫的西洋式的一见钟情,从内容看却不乏丰富的内涵。他们同为高层次阅历丰富的知识分子,有着共同的政治理想与人生理想,他们的结合是感情与理智的自然选择,是以互相敬爱为基础的精神上的默契,这大约也是丁西林所理想的一种婚姻关系吧!丁西林是物理学家,在他的物理研究所里,他研究的是人与天之间的和谐,在喜剧领域里,他探索的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他幽默地针砭,含笑地鞭挞,他剧作的神经中枢却是为人类社会、为人生树立一种相互理解、相互友爱、相互关怀的“和谐”的模式。“以和谐为美”是他的喜剧精神的基本内涵之一。人与天、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正是历史发展追求的方向,当然,这种追求放在今天就更合时宜了。

二

丁西林喜剧精神的另一内涵是他的超脱的理性色彩。丁西林认为“闹剧是一种感性的感受,喜剧是一种理性的感受,感性的感受可以不假思索,理性的感受必须经过思考”  

。他观照世界的方式有其独特性,所以留给观众与读者的笑是具有审美价值的启人深思的会心的笑。“我的生性是不悲观的”,对于丁西林来说,是一种理性的成熟与沉淀。这取决于他对人对事能采取一种发展的辩证的态度,这正是一个幽默者超常的智性思维表现。这使他能从一般人认为的好事中看出坏的因素,从坏事中看出可以转化的积极因素,能从某种偶然性中看出必然性,从凡人小事中挖掘生活的底蕴,以理想主义的态度超越现实,超越世界,把握历史的必然。所以他的喜剧能以小见大,让读者见微知著。《压迫》所写事件似与题目有一定距离,表面看剧情虽说明了社会生活的不合常理逻辑,但不租房子算不上多大压迫。作者却说得很严重:“你真的找房的时候,如果能和这剧里的主人一样,遇到那样的一个富有同情的人,如你‘联合起来’,去抵抗不但‘有产阶级的压迫’社会上一切的压迫与欺侮,我相信,你是一定不会死的”

。西林不同凡响,他看重的是精神!他认为房主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同情心,或者说是缺乏人性,她所给予无产业者的刁难不仅是物质生活的,更重要是精神上的,岂止“压迫”,甚至可以说是摧残!以《压迫》命题,呼唤的却是人性、人情,人间的民主、自由与和谐!《三块钱国币》对社会的揭露也是平易中见深刻。一个老实巴结的乡下女人给逃到大后方的吴太太当佣人,擦花瓶时失手摔破了一只,被吴太太辞退不说,还被逼着抵押铺盖来赔偿三元钱。失手变成了失业,出卖苦力来挣钱反而赔老本!其实,物价飞涨,国币贬值,这三块钱国币只能买十棵大白菜或两斤肉,对于每月付得起40元房租、逃难出门还带花瓶的阔太太又算得了什么?吴太太自己也说:“现在的三块钱,值什么?”《三块钱国币》固然是对贫富不均、公理无存的不合理社会的控诉,更是对贫乏、刻薄到丧失了人味的吴太太灵魂的拷问。与这些反面人物相反的是他的正面喜剧人物。吉先生说:“一个人最宝贵的是美神经”;《酒后》中的“妻”说:“我想世界上什么幸福都是假的,只有爱的幸福,是真的幸福”;华华说:“我只要找到真正爱我的人,我什么条件都接受!”“女人总是情痴,她只要真正爱上一个男人,她就不顾一切,什么都情愿牺牲了”。……正反人物相反相成,它告诉人们,丁西林剧作的理性色彩的特色是对人的精神世界的特别关注,是对理想的精神境界的探索与渴求!丁西林的社会评论与人生哲理主要通过他的喜剧人物差不多都是高层次的知识分子的言论传达出来。吉先生不仅感到“社会真是一个不自然的东西”、“中国是一个可怜社会”,而且评论“道德是没有标准的,随时代随个人而变的东西,平常‘所谓’道德,不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迷信,就是这班人对于那班人的偏见”。不乏真知!他不喜欢八股文似的旧式女子,但也觉得那些主张妇女解放的小姐们象初期的白话诗一样,没东西、没味儿,他欣赏的是象余小姐那样,既有温文尔雅大家闺秀风度,又受“五四”新思潮濡染,敢于自主婚姻、幽默机智的新女性。这实际上是含蓄地表白他对“五四”时期许多过犹不及的文学以及社会现象的评价与态度,现在看来是大有深意的。《酒后》中“夫”说“你以为一个人得意了,一定说大话吗?一个人心虚的时候,方才说大话,自谦的时候,多半是自负”,人炫耀什么,往往是因为缺什么,的确含有一定的哲理。“妻”说“我想一个人在世间上,要有了爱,方才可以说是生在世上,如果没有爱,只可以说是活在世上,”一“生”一“活”,提出了一种人生观、幸福观、爱情观,剧情又告诉我们,有这种观点是难能可贵的,而要实现则更是难上加难。

《酒后》正是反映在提倡个性解放,实现人的自我价值的“五四”狂飙之后,“妻”的“爱”的心灵颤动与传统道德观之间的矛盾,这是人生的悲剧、爱情的悲剧。《酒后》并非如有些人所说是庸俗无聊之作,它闪耀着作者的思想火花。《等太太回来的时候》中梁治关于“和平亲善”的议论,可谓鞭辟入里;《妙峰山》不仅为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王国开了建立一个“四化”国家的总药方,还特别旌扬了知识分子在抗战中的爱国精神与组织管理的才能,从中我们不难看到作者的襟怀与智慧。丁西林喜剧的理性色彩,当然也表现出一种超脱潇洒的人生态度。他的正面喜剧人物心胸博大、仁爱,处逆境而泰然,遇事设身处地,在嘲笑别人缺点错误时也剖析自我,在否定外部世界时同时具有一种自我否定力量,是真正具有幽默品味的人物。《妙峰山》的王寨主便是一个具有“心情的和悦,接受一切失败和灾祸的谑浪笑傲”和“豪放气概”(黑格尔《美学》),而且具有一种自我否定力量的人物。他身陷囹圄,第二天可能被抢毙,却把囚室变为他的第二指挥所,给送饭人秘密下达命令,还把囚室当作“西厢”,在那儿演绎爱情故事。作为原景山大学的教授他对教授却极尽揶揄之能事,说:“教书的人怎么样?他们爱做文章,他们的批评,他们的空话,不是对外的,都是对内的。他们彼此互相攻击,互相嘲笑。他们自我宣传,告诉社会上其他的人说,我们教书的都是些饭桶,我们不过是在变把戏,混饭吃。这不是世界上最蠢的人做的最蠢的事吗?所以我看透了,大学教授是从今以后社会上最没出息最无希望的。”这是对国难当头仍打无聊的笔墨官司的同类们的愤慨!也是对包括作者自己在内的教授们的一些缺点的无情嘲讽!《一只马蜂》中的吉先生是丁西林喜剧中最具幽默品味的人物。他极尽幽默之能事,在嘲笑不自然的社会时也免不了自我解嘲。他一方面要求解除封建的婚姻枷锁,另一方面又摆脱不了自己头脑中的封建影响,他以俏皮话作装饰或曰矫饰,他的幽默机智本身就反映了他的非礼不敢言,他的幽默中包含着审慎,缺乏那么一点勇敢与坚定。他穿着“极自然的服装”批判着“不自然的社会”,说着不自然的假话,机智而温文地求爱,唯恐破坏了上等人的尊严感,使人不能不想到,如果余小姐不敢答应他,那会怎样?作者与读者在微笑中赞美他,也在微笑中同情他。丁西林带着微笑讲述着一个个幽默的故事,从中分解出对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反思,他象一个哲学家、一个心理学家,把关怀人的精神世界放在显著位置,体验着改造国民性的艰难,诚挚的爱心、高尚的情趣、磊落的襟怀、深刻的哲理构成他喜剧“超脱”的理性神韵。

三

喜剧大师卓别林曾说:“智力越发达,喜剧就越成功,未开化的人很少有幽默感。”丁西林是个幽默的人,他喜剧机巧的布局、逸趣横生的语言给观众常常带来出奇不意而又回味无穷的美的享受。自然也反映出作者的睿敏与机智。丁西林曾谈到一些好剧本“读完之后能使人得到很高的艺术享受。这种美的享受很多是从戏剧语言中得到的”。   

在《译批十二镑钱的神情后记》中又说到中国的弹词艺人表演时有两种不同的口音,一种叫“比拟音”,即各种人物的口音,另一种叫“自家声”,即弹词艺人的叙述语言,他觉得这“自家声”就象写散文、小说一样动人。丁西林喜剧不论是“比拟音”(剧中人物的语言),还是“自家声”(人物、布景介绍、舞台提示等),都具有幽默俏皮的特点,既能展示人物性格,又能推动剧情的进展。《一只马蜂》的情节基本上是在吉先生的俏皮话中发展的。开幕不久,我们看到吉先生在信中写道“将来一杯喜酒,或能稍慰老年人愿天下有情人无情人都成眷属之美情也”,嘲笑尽天下昏庸糊涂的父母,也暴露出吉先生与其母之间的矛盾。吉老太太的心病是望儿子早早结婚,她好早早抱孙子,却糊里糊涂地把儿子的情人介绍给自己的侄儿,使吉先生、余小姐的婚姻失去了合法的社会依据,中间还加入了第三者。当母亲追问儿媳之事,吉先生只能绕着弯子回答:“要是找老婆如同找数学的未知数一样,能够列出一个代数方程式来,那倒容易办了。”母亲也无法了解儿子玄机,进一步揭示母子之间思想上的距离。接着吉老太太为侄儿做媒,余小姐巧妙应酬,吉先生却心领神会,他一面按剧本提示(“把一块糖投入口中”)、(“又拿一块糖放进嘴去”)、(“又拿一块糖放进嘴去”)、(“高兴、跳起”)、一面语带双关地说“今天的糖特别有味儿!”,只把老太太一个人蒙在鼓里,构成十分幽默的场景,也是剧情的一个重要的转折。吉先生与余小姐的“有趣谈判”曾一度受阻,他马上改弦易辙,说什么“一个人结了婚他的美神经就迟钝了”,求余小姐陪他不要结婚,并让他抱一抱以作为证据,别出心裁的幽默也是对幽默者最好的求婚方式,余小姐“得意”中不乏甜蜜地回答了关于老太太做媒之事:“那没有什么,我的父母不愿意我嫁给医生”!吉先生说:“对,我知道,我们是天生的说谎一对”,并“趁其不防,双手抱之”,余小姐猝不及防,失声叫唤,招来了惊惶失措的老太太与仆人,吉先生却从容地“走至余小姐前,将余小姐手取下,视之”,问“什么地方?剌了你没有?”,老太太慌问“什么事?怎么一回事?”余小姐(呼了一口深气)“喔,一只马蜂?”(以目谢吉先生)幕也就在这极其风趣的场景中落下!吉先生的言行也描绘出他的性格:他是一个有着时代苦闷,却不失乐观、诙谐;虽有些软弱,但仍执着地追求美好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如果说到“自家声”,《三块钱国币》中的“人物”介绍不可不读。作家在介绍每个人物时,都有一句概括性的总结。吴太太:“如果外省人受本省人的欺侮是一条公例,她是一个例外”。杨长雄:“如果外省人袒护外省人是一条公例,他是一个例外”。成众:“如果一个人厌恶女的噜苏,喜欢替朋友排难解纷是一条公例,他好象是一个例外”。李嫂:“如果一个女佣只有赚钱,不会贴钱,只有正当或不正当地增加财产,不会损失财产是一条公例,她确实是一个例外”。警察:“如果警察应该尊重权威、专门招呼汽车是条公例,他不是一个例外”。五个“如果”与“例外”呼应,分别加上“好象”“确实”“是”“不是”等修饰词,其幽默风趣已扑面而来。且简洁含蓄地给每个人画了一个像,理趣之中包含着浓浓的爱憎之情,这岂不就是诗意浓郁的语言么。所以有人说丁西林的语言不仅幽默、俏皮,而且有一种诗意、一种隽永的神韵。李健吾先生更是说“他的戏剧语言不仅意味隽永,耐人寻味,而且往往声东击西,最后给人一种意外感觉”

。吉老太太说到现在的一般小姐对做贤妻良母的鄙薄不屑,吉先生说:“你要原谅她们。她们因为有几千年没有说过话,现在可以拿起笔来,做文章,她们只要说,说,说,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说的些什么。”这些话说得平和,让人不容易看出他骨子里的俏皮来,其实是有字面之外的弦外之音的。

《妙峰山》的第二幕华华听王老虎说他有“八十几个男小孩,七十几个女小孩”之后,她与王老虎有一段对话:华华　　你有多少太太?……我要问的是有一个太太没有?王老虎　我有一个太太。昨天刚刚结婚,明天就要离婚。华华　　你的这位太太怎么这样的命苦,这样的没有福气啊!王老虎　你要不要见她?我的这位太太也和你的朋友刚才在这儿玩牌的那位太太一样,一天到晚不肯让他的丈夫离开一步。诺,现在我介绍你见我的太太(说着他抬起脚,举起脚上带的铁镣)这就是我的太太!王老虎一开始的回答便在观众思想上造成了悬念,也引出了华华风趣而感情色彩很浓的追问。接下去王老虎的回答进一步渲染和加强了悬念所造成的气氛,然后才扔出一句俏皮话“这就是我的太太”。“包袱”被一步步逗出来了,轻松奇巧,妙趣无穷、让人回味不已。夸大其词的镣铐就是夫人。使你领悟到不正常婚姻关系简直就是一种桎梏:同时又是对谷师芝夫妇那种貌合神离,庸俗透顶的关系的嘲笑;似乎还是对华华“报之以琼瑶”式的回答。这里有思维的升华、理智的成熟。

李渔说。“‘机趣’二字,填词家必不可少。机者,传奇之精神;趣者,传奇之风格。”象这样气势流贯、生动风趣、一石数鸟而又平易自然的机趣语言,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丁西林的喜剧语言不过分,不矫饰,不卖弄。剧中人物的语言既幽默机智又是在彼时彼地发出的心里话。如《压迫》中的女房客,作者事先已作过介绍,说她“一进门就开了口,一开了口就有不能停止的势子”,可见是一位热情,爽朗之人。当她知道男房客受到“侮辱”时,同病相怜,表示定要“出这口气”,于是说“让我来做你的太太,好不好?”男房客被吓得惊叫“什么”?这突如其来又表达不周的语言让人忍俊不禁,却也符合人物喜剧性格。既能启人深思,又那么幽默自然,这确是一种人类智慧的结晶!至于丁西林机巧的喜剧结构笔者准备专门探讨,这里也就不赘述了。

总起来说,以和谐为美的美学追求、超脱的理性精神,加上睿敏、机智的才华与气质,便构建成丁西林喜剧精神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

  

注　释

①王　瑶《中国新文学史稿》

②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昭明出版有限公司1980年版。上卷,第225页

③陈瘦竹《论丁西林的喜剧》,《戏剧论丛》　1957年第3期

④⑦   丁西林《纪念刘叔和》,《丁西林剧作全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版.上卷第61-62页

⑤⑥丁西林《〈酒后〉前言》,《丁西林剧作全集》上卷第47页

⑧熊佛西《写剧原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7—88页

⑨            李健吾《丁西林剧作全集·序》,《丁西林剧作全集》上卷第2页   

⑩            丁西林《丁西林谈独幕剧及其他》,《剧本》1957年第8期   

⑪            丁西林《戏剧语言与日常讲话有别》,《文汇报》1962年1月10日13第2期　

云帆

黄桥的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