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思考：刘文学是少年英雄，还是悲剧人物？

小河流清水

2009年10月22日晚中央电视台1套节目播出了刘文学勇斗地主分子英勇牺牲的英雄事迹。说得是“在18日，四川省合川县双江村年仅14岁的刘文学在回家的路上，发现本村的一个地主分子在偷生产队地里的辣椒，于是上前去捉拿地主分子，拒绝了地主分子的金钱收买，与其进行英勇搏斗，最后被地主分子用绳子勒死。”的往事，作为对少年英雄的纪念。

    1959年11月，那是一个什么年代？正是处于刚刚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全国大炼钢铁”大折腾之后，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全国“三年困难时期”的前夕，在这3年多时间里，根据陆续披露的历史资料，全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达数千万之多，其中绝大多数是饿死的农民。而四川省、河南省、安徽省是当年饥荒最严重的地区，填饱肚子成为当时人们的最高奢望。

刘文学的故事，对于上了一点年纪的的大陆中国人来说，实在是耳熟能详。在文革前和文革期间的小学语文课本里，都以课文的形式出现。其“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主导思想，使整整一代中国人树立起了“痛恨地主阶级，不忘阶级斗争”的思想观念，“亲不亲，阶级分”成为了那个悲剧年代的主流思想，地主分子和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一起归为“黑五类”，成为全社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斗争对象，有多少好青年就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不能升学、不能参军、不能就业，在“接受再教育”的口号下过着低人一等的悲惨生活。

经过罪恶的“阶级斗争”理念洗脑，那个年代有不少人绷紧了“阶级斗争”脸，天天睁大眼睛寻找“阶级斗争新动向”，盼望着有一天能够揪出某个正在破坏、捣乱的阶级敌人，好让自己一夜成名，成为与阶级敌人英勇斗争的大英雄。

这个机会终于让居住在四川省合川县双江村年仅14岁的农村少年刘文学逮到了。根据中央电视台采访的刘文学的老师、同学回忆，1959年11月18日晚12时左右，刘文学在地里参加完集体劳动，回家时路过一块辣椒地，发现同村的地主分子王荣学正在偷摘集体的辣椒。刘文学立即上前拉住王荣学，要向生产队报告。王荣学情急无奈，掏出一元钱递给刘文学，还假称和刘文学有亲戚关系，希望他能放自己一马，但刘文学丝毫没有动摇保护集体利益的决心，坚决拒绝了。气急败坏的王荣学顿时起了歹心，想要置刘文学于死地。两人在地里搏斗起来，最后年仅14岁的刘文学由于年小力弱，被40多岁的王荣学用背篼绳子勒死在地里。

刘文学当年的同学回忆说，刘文学学习成绩好，经常帮助同学，而且热爱劳动。我们不能否认他是个努力学习、乐于助人的好孩子；但也不得不承认他也是那个时代、那种可怕理念的受害者。刘文学14岁的花季年龄，正是长身体、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但是他——包括它的同龄人接受的教育却是“人是分阶级的，阶级敌人都是专门破坏捣乱的，要时刻提高警惕”，因此在他的心目中，地主分子根本就不是人，“只准老老实实，绝不允许乱说乱动”。因此看见地主分子偷辣椒，绝对要“坚决斗争到底”，因为“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至于该不该先搞清事情的原委，这样做应不应该，值不值得，那不是一个14岁的少年能够考虑的。

再来分析王荣学的偷窃动机。对于地主分子王荣学来说，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滋味恐怕他是很清楚的，平日里见人矮三分，“夹着尾巴做人”应该是一种常态。除非是他活腻歪了，绝对不会没事找事。如果不是一家老小饿得嗷嗷直叫，他绝对不会冒着天大的风险去偷集体的辣椒。要知道，那个年代一般人偷辣椒只不过是小偷小摸，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地主分子偷辣椒、特别是偷集体的辣椒，那就是一件天大的罪行，误写一句反动口号就可以枪毙，“破坏集体财产”还不更是杀头大罪？

要知道，地主分子也是人，也先要吃东西才能活下去，在濒临饿死的情况下偷摘几个辣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刘文学由于收到当时宣传的蛊惑，根本不把地主分子当做人看，认为地主分子偷摘辣椒就是大逆不道、十恶不赦，他要不顾一切将地主分子扭送生产队；而地主分子也完全清楚一旦事情败露会是什么后果，不仅自己要遭殃，家人也必定遭受牵连，很可能一家老小就会因此命丧黄泉，或是生不如死。

其次，地主分子被发现后也并没有一开始就想杀人。先是苦苦哀求，哪知道刘文学在“阶级斗争”的主流宣传教育下，已经丧失了人类最基本的怜悯之心，在他心目中地主分子就是社会渣滓，没有错都该死，况且还犯下了“盗窃集体财产”的滔天大罪！所以，就一定要将地主分子扭送的生产队接受处理。至于地主分子到了生产队之后，是“坐喷气式”接受革命群众的残酷批斗、拳打脚踢，还是强迫地主分子一家互相毒打，以示与“反动家庭”划清了界限，那是无产阶级专政和革命群众决定的事情，也是刘文学乐于见到的结果；地主分子见苦苦哀求无效，就转为金钱收买，要知道那个年代地主分子的社会地位不如猪狗，生活远不如一般人，一元钱恐怕是那个叫王荣学的地主分子能够拿出的最大数额。哪知道刘文学已经把“保卫集体财产”当成了自己头号的使命，任何物品只要带上了“集体财产”的桂冠，就立刻变得神圣无比，哪怕是一根针也比地主分子全家的性命要珍贵，甚至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君不见，文革时期有抢救集体的一根木头而牺牲的革命烈士金训华，我们邻国朝鲜也有为抢救领袖画像而英勇牺牲的小姑娘，直到今天，我们还一直在高唱“五星红旗比我们的生命更重要”。所以，少年英雄刘文学绝对不能容忍地主分子偷窃集体的财物，哪怕是几个辣椒，哪怕是地主分子的全家快要饿死了，几个辣椒就可以救全家活命。因此，刘文学绝不会妥协，铁了心要将地主分子扭送生产队，交给革命群众处理，哪怕是付出生命的代价！

接下来，地主分子面临两种选择：1、乖乖的跟刘文学到生产队，后果是自己和全家生不如死或命丧黄泉，那个年代死个地主分子比死条狗还简单，所以地主分子很清楚这样做结局是什么；2、拼死一搏，说不定还能蒙混过关。于是，悲剧就这样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所以，以今天理性的眼光来看，无论是刘文学还是地主分子，都是悲剧的扮演者，都是值得同情的人物。而应该痛恨的是那个不把人当人看的罪恶年代，那种将正常人异化成魔鬼的罪恶说教。

很清楚，2009年10月22日晚中央电视台1套节目播出刘文学的“英雄事迹”， 刘文学是作为一位值得全国人民学习的英模人物而被歌颂的。笔者愚钝，实在不知道该向少年英雄刘文学学习什么。如果说要学习刘文学不惜生命保卫国家、集体财产的勇气，今天各级官员们吃喝的费用、屁股下坐骑的花费、出国公款旅游的费用，远远高于当年地主分子盗窃辣椒的数额几十亿倍，更不要说贪官污吏们捞的黑钱了。如果全国人民都来学习刘文学不惜生命保卫国家、集体财产，这维稳还怎么进行？

如果说要学习刘文学“阶级斗争”的思想观念，那么今天的阶级敌人又在哪里？是不是要号召人们重新绷紧了“阶级斗争”脸，天天睁大眼睛寻找“阶级斗争新动向”，让文革再重演一次？

此外，即使发现有人犯罪，是不是就应该鼓励未成年人挺身而出与之斗争？鼓励未成年人不顾自己的安危与犯罪分子进行搏斗，是不是对少年儿童的一种残忍行为？

实际上，还是应该感谢中央电视台，使人们重新回想起中国还经历了这么一段惨痛的历史。也使人们猛然发现，即使到了今天，人们正确的是非观、正义观依旧没有确立。包括中央电视台这种媒体机构，都分不清是英雄还是悲剧人物，都不知道自己该倡导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刘文学事件在全社会进行广泛讨论，是非常必要的。

为了几只辣椒，付出了两条鲜活生命的代价——成就了一位少年英雄，也制造了一个杀人犯，这一切都是保卫“集体经济”的观念下进行的。难道我们今天还要将这种“道德杀人”的悲剧继续进行下去吗？看来社会也许真正需要来一次大讨论：刘文学到底是英雄，还是悲剧人物？如果全民族的英雄观意识还依旧处于集体麻木状态，那才是真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