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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熊(袁春伟)按：昨天是丁文江先生诞辰纪念日，丁文江故居内安安静静的，今天京东上新购一本宋广波先生的新书《丁文江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系列)以示纪念。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笔名崇淹，1887年4月13日生于江苏泰兴黄桥镇，是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合影照片右边是宋广波先生，左边是黄桥在线站长袁春伟
书名：丁文江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作者：宋广波 编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3月
人物简介
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人。中国地质事业的主要奠基人。先后留学日本、英国。1913年创办地质研究所，任地质研究所所长兼地质调查所所长。1919年随梁启超到欧洲。1921年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1922年筹建中国地质学会。1923年发起“科学与人生观”论战。1924年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1926年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推行新市政。1929年组织西南地质调查队。1931年任北京大学研究教授。1932年参与创办《独立评论》。1934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建立基金制度，创建评议会。代表性地质报告收入《丁文江先生地质调查报告》，另有《中华民国新地图》《爨文丛刻（甲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等。
编者简介
宋广波，山东章丘人，1970年生。先后就读于曲阜师范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兼胡适研究会秘书长。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史。出版有《丁文江年谱》《胡适与红学》等著作。
内容简介
《丁文江卷》所收，主要包括三方面：丁文江先生科学方面的文章、政论以及游记。科学方面的文章，主要侧重于普通读者易懂的部分，专门的地质学论文（多数用英语撰写）尽量不收。政论方面，有代表性的文章基本都收入了。为便于读者从整体上把握丁文江先生的思想与学术成就，本编未将科学文章、政论分类编排。
丁文江有文学天才，他的古文、白话文俱佳。读其《漫游散记》《苏俄旅行记》，不仅能为其优美的文笔打动，还能得到多种知识滋养：里面既有地质旅行的记载，又有地理、人种、边地民族语言以及风土人情等引人入胜的描绘。
目录
导言 送嘉定秦君汾东归序 上农商总长书（节录） 改良东川铜政意见书 对地质研究所毕业生的训词 《地质汇报》序 哲嗣学与谱牒 答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 忠告旧国会议员 五十年来中国之矿业 重印《天工开物》始末记 一个外国朋友对于一个留学生的忠告 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 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 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 玄学与科学的讨论的余兴 少数人的责任——燕京大学讲演稿 谢家荣编《地质学》序 赫胥黎的伟大 徐霞客游记 重印《徐霞客游记》及新著《年谱》序 中国地质学者的责任 所谓北平各大学合理化的计划 中国政治的出路 假如我是张学良 自杀 废止内战的运动 假如我是蒋介石 抗日的效能与青年的责任 我所知道的朱庆澜将军 给张学良将军一封公开的信 评论共产主义并忠告中国共产党员 公共信仰与统一 再版《中国分省新图》序 我所知道的翁詠霓——一个朋友病榻前的感想 我的信仰 实行统制经济制度的条件 关于国防的根本问题 徐君光熙行述 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 中央研究院的使命 再论民治与独裁 现在中国的中年与青年 科学化的建设 苏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页及其教训 实行耕者有其地的方法 我国的科学研究事业 《爨文丛刻》自序 为汤中之子汤晋遗著作的序言 漫游散记 苏俄旅行记 丁文江年谱简编
导言
基于丁文江在中国科学和其他方面的卓越贡献，学界对他有不少敬称，如“中国的赫胥黎”、“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学术界的政治家”等。若要全面评述丁先生的生平、思想、学术、事功，非一篇导言所能承担。这里，主要围绕“丁文江与科学”、“丁文江与政治”两个方面（即其一生事功中两个最主要的方面），略作评述。
一
地质学是中国最早发达的一门科学。地质学史的第一页，即中国科学史的第一页。作为公认的开创中国地质学的最重要的先驱与丁文江一同创业的章鸿钊说：“……回想到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时候，便不得不推丁先生为第一人了。”（章鸿钊：《我对于丁在君先生的回忆》，载《地质论评》，第1卷，第3号，1936年6月）；翁文灏则说：丁文江“是中国地质学界中第一个猎人”（翁文灏：《对于丁在君先生的追忆》，载《独立评论》，第188号，1936年2月）；友人葛利普说：“建造中国地质学之基础，及擘画其发展之途径，丁文江博士实具最大之功绩”（葛利普：《丁文江先生与中国科学之发展》，载《独立评论》，第188号，1936年2月）；学生辈的杨钟健说：“推动中国的地质学最力的”，是“丁文江先生”（杨钟健：《中国地质事业之萌芽》，载《地质论评》，第12卷，第1、2合期，1947年2月）。，丁文江充分利用其办事才具 按，这里所谓办事才具，可用葛利普的话做个注解：过人之能力，远大之眼光，弘毅之魄力与勇气，识见所及，均能力行之而成事实。（参见葛利普：《丁文江先生与中国科学之发展》，载《独立评论》，第188号，1936年2月。），成功营造了地质学在中国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而地质学的成功，不仅催生了几门相关科学，也为其他科学的发展、进步发挥了表率作用。作为“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丁文江把提倡、推动科学研究视为己任，在这一点上，没有第二个人可与之相比。由他挑起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在当时即被认定为开辟新纪元的“空前的思想界的大笔战”参见梁启超：《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暂时局外中立人梁启超宣言》，见《科学与人生观》，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胡适：《孙行者与张君劢》，见《科学与人生观》。；而从整个中国科学化运动的角度讲，它是最有力亦最有影响的科学精神宣传运动。1934年丁文江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后，不仅把这个国家最高科学机关建立在长久、合理的发展基础上，而且以科学的态度、高远的眼光，布局、规划整个国家的科学研究事业，其贡献之巨大、影响之深远，早已彪炳史册。要之，在丁文江身上，恰到好处地汇集了“科学研究的先行者”、“科学思想的传播者”、“科学事业的组织者”等多重角色。丁文江是当之无愧的民国科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
先从地质学说起。
丁文江开创中国地质事业，先从培养人才做起。1911年，中国习地质者，仅章鸿钊、丁文江二人。章氏早在1911年就擘画了地质调查事业的周详计划，但因缺乏专门人才，所有计划均无从着手。1913年1月，丁文江一到北洋政府任职，即把培养地质调查人才作为第一要务，一手创办了以造就地质调查员为目的的地质研究所。该所开我国成功创办地质教育之先河，它培养的18名毕业生，均成长为中国地质界的台柱；它的办学经验，则很好地传承于不同时期的中国地质教育部门。
其次，丁文江作为地质调查所的创办人、首任所长，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使之成为中国地质学得以持久、合理发展的重心，成为民国时期中国最有成绩的科学研究机关。科学研究重在实践，地质科学尤然。作为中国人做野外工作的第一人，丁文江格外重视野外调查和动手能力，他不仅以身作则，万里长征 1919年丁文江自谓：“……然此七年中，文江南游于滇黔，东游于皖浙，西至晋秦，东北至鲁，今年复游欧美，计先后居京师，实不及四载……” （丁文江：《〈地质汇报〉序》，地质调查所印行，1919年。），并严格地将其工作方法、工作作风传之于他的团队翁文灏回忆说：“在君先生的实地工作，不但是不辞劳苦，而且是最有方法。调查地质的人，一手拿锥打石，一手用指南针与倾斜仪以定方向测角度，而且往往须自行测量地形，绘制地图。这种方法，在君先生都一丝不苟的实行，而且教导后辈青年也尽心学习。”（翁文灏：《对于丁在君先生的追忆》，载《独立评论》，第188号，1936年2月。）。经数年努力，丁文江终于可用事实驳斥外国人说中国人不擅长野外工作的偏见。参见丁文江：《〈地质汇报〉序》。毋庸讳言，限于当时的人力、财力，丁文江领导的区域地质调查的范围，仅限于北方五省，调查的资源也仅限于煤、铁。但是，在地质调查所，研究的氛围是浓厚的，研究的标准是可靠而又严格的。丁文江对学术著述要求极为严格，绝不轻易发表地质报告。他认为：“所贵于官书者，以其精且备也”，他最恨“割裂抄袭以成书，标窃一时之声誉”（丁文江：《〈地质汇报〉序》）。同时，为谋长久发展，丁文江等也大量搜集图书并建立地质图书馆，购置仪器完善实验室，充实地质博物馆，印行专门刊物《地质汇报》、《地质专报》，充分利用外国科学家来华工作之机，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等等。这些工作均系地质学发展、进步之必要条件。这里，以地质图书馆为例来略作说明。早在建所之初，丁文江就有规划：所中附设图书馆，搜集地质图籍，以为研究之资料。参见丁文江：《工商部试办地质调查说明书》，载《政府公报》，第339号，1913年4月17日。盖因科学研究非有相当之参考书籍不可，而这又绝非个人所能置备，必须有公共机关专门为之方可。地质调查所的藏书，主要得之于三途：征调、购置、交换。1913年2月3日，丁文江曾代工商总长草拟公函，向各省民政长征调地学图书（以方志为主）。次年，因野外调查增多，丁又代农商总长草拟致税务督办、交通部、参谋本部、京师大学、北洋大学、京师图书馆、中国驻俄公使等公函，征集地图。由此，方志、地图收藏成为地质图书馆的一大特色。而购置地学书刊，更可显现初创者之苦心孤诣。当时从国外购书的办法是：凡美国出版之书，由留美人员叶良辅购置；欧洲出版之书，委托瑞典中央博物馆的哈勒博士经理，并请周赞衡、朱家骅襄助；但因这类书籍和旧出期刊、杂志系出版多年，原机关已无存本，须向旧书店搜购，或须嘱托专家辗转访觅，方能获得。朱家骅回忆说：“民国九年，他（按，指丁文江）为地质调查所汇集有关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德文杂志图书，要我替他在德国选购，这样才和他开始通信。”（朱家骅：《丁文江与中央研究院》，见胡适等：《丁文江这个人》，153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又可参考地质调查所编印之《中国地质调查所概况•地质图书馆》（地质调查所15周年纪念刊），27页，1931年。 1919年，丁文江随梁启超赴欧考察期间，曾广泛搜求、购置各种地学图书；回国后，即开始筹划兴建地质图书馆。经过募捐丁文江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就能募集近4万元之巨款，也与他数年来的广种善因分不开。当时捐款的，主要是矿业界企业。其所以愿意慷慨解囊，主要是因为它们在经营过程中，经常得到地质调查所的无偿帮助：不论是测量矿区，或是绘制地质图、化验矿质、决定打钻地点，只要是真正办矿的人，地质调查所都愿意帮助其工作、帮助其计划，个人与机关都不收任何的酬报。（参见丁文江：《我国的科学研究事业》，载《申报》，1935年12月6日。）、设计等烦琐工作，该图书馆于1921年落成。中国的几代地质人都承认：中国地质学辉煌成就的取得，与这座藏品丰富、管理完善的专业图书馆是分不开的。杨杏佛曾指出，提倡科学，“当以研究为终始，然研究非尽人可能也。必有专家，有书报，有仪器，有金钱与时间，然后可行” 杨杏佛：《科学与研究》，见《科学通论》，217页，上海，中国科学社，1934。。事实上，丁文江创办地质调查所之种种步骤，与此说相较，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只有这样，地质调查所才成为坚实的地质科学研究中心。
1922年，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灏等发起成立了中国地质学会。丁在成立会上演讲称：
本会将为我们从事的科学的原理和问题，提供一个充分和自由讨论的机会。而在我们的政府机关中，则必须集中精力于经常性的工作上，因而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本会还为我国各地的科学家定期召开大会，这样的交流和交换意见必然有益于所有的与会者，从而在我国的科学生活中形成一个推进的因素。丁文江：《中国地质学会之目的》，载《中国地质学会志》，第1卷，1～4期，1922年，8页。
历史证明，中国地质学会在中国地质事业中所发挥的推进作用远远超过了丁文江的期冀。作为一个严肃的学术团体，该会定期召开学术会议，而会刊《中国地质学会志》以反映地质科学最新、最权威的研究成果为特色，被国内外广大读者视为中国地质界最高水平的学术刊物。中国地质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地质学已走上体制化发展的道路。
地质学的成功，直接催生了几门相关科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地图学。这几门科学的进步，均与丁文江有密切关系。古生物学与地质学关系最近，因为地质学家要判定地层，对古生物化石的认定至关重要。1910年代，中国无古生物学家，丁文江在西南地区采集的化石不得不送到美国去鉴定。地质研究所缺乏古生物学教授，丁文江就勉为其难地亲自授课。有鉴于此，丁文江派门人周赞衡到瑞典学习古植物学，并设法邀请哥伦比亚大学古生物学教授葛利普、在英国获地质学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到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同时在地质调查所兼职），后来的中国古生物学人才多出自葛、李二人门下。他又在地质调查所创办《中国古生物志》，使之成为享有国际声誉的科学刊物。所有这些，使古生物学在数年之内就发展成一门成熟学科。
在20世纪中国科学史上，有一件轰动全世界的科学发现，那就是1929年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而丁文江是主持这项工作的新生代研究室的名誉主持人，他曾多次带学生来这里实习。丁文江对地图学也极其关注，前文已述，他从1910年代就开始广泛征集各类地图，并在此基础上完成地图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申报》地图。关于丁文江倡导并主持此地图的编纂，可参考拙编《丁文江年谱》的有关记述，这里不再赘言了。
以上科学活动均与丁文江、地质调查所有密切的联系，此外，地质调查所还从事地震、燃料、土壤研究。所以，可以这样说：地质学是中国科学中的“母科学”。
再说丁文江对传播科学的贡献。
1910年代，在中国，科学传播的阵地有二：一为1915年在美国创刊的《科学》，一为同年在上海创刊之《青年杂志》（即后来的《新青年》）。前者的创办主体是1914年成立的中国科学社，后者的主体则是以陈独秀、胡适为领袖的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文艺群星们。《科学》的主要任务是传播科学新知，该杂志聚拢了一批接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新留学生，包括任鸿隽、杨杏佛、胡明复、金帮正、邹秉文、郑宗海、黄昌谷等。他们在《科学》上广泛、深入地阐释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极好地承担起宣传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思想的任务。只是，这个留学生刊物在国内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与《科学》并时的《新青年》高举“赛先生”大旗，对树立科学的权威地位功不可没。但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从来没有像《科学》那样认真地讨论过“科学”是什么，所以新文化运动的研究者们在充分研究了“赛先生”之后，常不约而同地得出结论：新文化运动派笔下的科学只是停留在“口号”的层面上。参见王元化：《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见余英时等：《五四新论》，69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有的研究者则指出：“赛先生”还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科学，而是人们针对中国的社会状况，选择一些现代科学中的元素，重新加以阐释，用来批判传统思想，并以此来建构新的民族精神的思想武器。参见任定成：《科学方法论的三个方向》，见《北大“赛先生”讲坛》，207页，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 但是，异常吊诡的是，当时国人心目中的“科学”，却主要是来自《新青年》，而不是《科学》。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不外有二。第一，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化运动是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第二，国人尚未见到科学所带来的好处，对其意义和价值尚未能切身感受到，因而尽管有科学社诸君子大力宣传，难免显得空洞，难以产生共鸣。
丁文江并没有参与《科学》、《新青年》的科学宣传工作，其时，他正全力地从事着开创中国地质事业的工作。丁文江是先从事具体的科学研究并在从事的学科领域打开局面后，再宣传科学思想、科学精神；而任鸿隽、杨杏佛、胡明复等以“中国科学社”为中心的科学家群体，是先做宣传的工作，后从事具体的科学研究。丁氏从事科学宣传工作，最有影响者，是他挑起并以主角的身份参与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这场论战是科学史、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已为众所公认，对其研究亦层出不穷。对其具体论点，这里不拟申论，只想强调：这是最大规模的一场科学思想传播运动。它的实际影响，远远超越了之前的《科学》、《新青年》所做的工作。自此以后，人们对科学的理解更加深透，科学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之所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原因是：
一，以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阵营，既包括当年中国科学社的成员如任鸿隽、新文化运动派的胡适，还有当时中国从事具体科学研究的丁文江、章鸿钊、王星拱、唐钺等人，这些本来在宣传科学时互不连属的人来了一个大集结。
二，丁文江参与论战时，以他为代表开创的中国地质学的成绩，已经得到国人的认可，人们已经看到科学带来的好处与实惠——这可以从地质图书馆得到巨额捐款得以证实。由此，科学的威信开始在国人心中逐步加强。
三，这次科学宣传活动，是通过“论战”的方式进行的，彼此观点针锋相对，孰优孰劣，观众自然容易做出判断。
科学派的大获全胜，不仅最大限度地宣传了科学思想，而且摧毁廓清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怀疑科学的思潮。因为，在一战后反思科学的大潮流下，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等人的思想是会重创刚刚起步的中国科学化运动的。这时，丁文江振臂一呼，起而论战，带领一班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哲学家向张君劢发起全面反击，进一步阐释西方科学的基本含义和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影响，实在是中国科学运动的大胜利，值得研究科学史、科学思想史的人大书特书的。所以，丁文江挑起“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其功绩绝不亚于开创中国地质事业。
二
与其他一流科学家不同的是，丁文江在从事科学活动的同时，对政治也怀有浓厚的兴趣和热情；他不仅有独特的政治思想，还有政治实践。
丁文江开创中国地质事业时，恰是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日益腐败、倒退的时候。当时的黑暗政治甚至逼迫一些原本对政治不感兴趣的知识人也出来批评政治。1920年8月1日，胡适与蒋梦麟、陶孟和等发表《争自由的宣言》，称 “我们本不愿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政治逼迫我们到这样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起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动，断不会有真共和实现”（《晨报》，1920年8月1日）。身为北洋政府“小吏”又一向关心政治的丁文江，对这种“恶政”有切身感受：“……辛辛苦苦费了多少年做成功的事业，一个无知无识的官僚或是政客，用一道部令，就可以完全推翻……”丁文江：《一个外国朋友对于一个留学生的忠告》，载《努力》周报42期，1923年3月4日。他调查云南矿业后的结论是：我国矿业不振的最大之障碍，系由于“行政之不良”丁文江：《上农商总长书》，据黄汲清等编：《丁文江先生地质调查报告》（Geological Reports of Dr V K Ting），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发行，1947年，235页。。因此，丁文江对北洋政权的批评更加不留情面，认为它和满清政府一样坏：“土匪遍地，政府号令不出国门，军阀割据，贿赂公行，内外债没有着落，上下人无法生存”丁文江：《一个外国朋友对于一个留学生的忠告》，载《努力》周报42期，1923年3月4日。。事实使他认定：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政治是我们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唯一的义务”丁文江：《少数人的责任——燕京大学讲演稿》，载《努力》周报67期，1923年8月26日。。这里所谓“改良政治”，实际上就是政治改革。在丁看来，政治改革比其他任何社会改革都重要，是第一要做的。他批驳“改良政治必先从改良社会下手”的观点，认为这是趁火打劫的人“拿改良社会这种题目来抵制政治改革”丁文江：《答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载《努力》周报6、7期，1922年6月11日、18日。，是政治改革的一大障碍。他质问持这种观点的官僚、政客：“这几年来政治的不良，还是社会的过失，还是他们的过失?老实说来中国弄到了这样地步，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活动的人，没有良心，或是没有能力。”他也反对“到民间去”的观点，认为这是“缓不济急”丁文江：《答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载《努力》周报6、7期，1922年6月11日、18日。，没有找到真正下手的地方。丁文江曾多次当面批评胡适“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他说：“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胡适编：《丁文江的传记》，胡适纪念馆印行，1973年，36页。丁文江反对改良政治要从实业教育着手的观点，他曾对董显光说：“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人事，而不是物质，如果我找到金矿银矿，而不了解人事问题，那金银仍将被偷盗以去，弄得更糟。”董显光：《我和在君》，见胡适等：《丁文江这个人》，172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又对李济说：“政治不澄清，科学工作是没法推进的，我们必须先造出一种环境来，然后科学工作才能在中国生根。”李济：《怀丁在君》，载《独立评论》，第188号，1936年2月。
既然政治改革如此重要，那么，如何改呢？丁之中心理论是“少数人的责任”。所谓“少数人”，是这样的人：有遗传的天才，又遇有良好的境遇，从而能在社会上占一种地位，成一种势力。“少数人”也可以理解成他和胡适、蔡元培等提倡的“好人政府”的“好人”，所谓“好人”，就是指有现代知识、有职业、有能力、有操守的社会上的优秀分子，特别是能出来和恶势力抗争的优秀分子。丁认为，这种人是社会的天然首领，国家的中流砥柱，他们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是最大的，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他认为中国政治混浊，就是因为“少数的优秀份子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只要少数优秀分子掌握了政权，政治就会清明，“……中国的前途，全看我们少数人的志气，我们打定主义，说中国是亡不得的，中国就不会亡”丁文江：《少数人的责任——燕京大学讲演稿》，载《努力》周报67期，1923年8月26日。 。显然，他所谓“少数人的责任”，其实就是精英政治。
那么，“少数人”如何从事具体政治呢？丁文江提出要从以下四端入手：
甲：认识社会上政治上有势力的人，平心静气去研究他们的道德、性情、能力，以决定我们对于他们的态度……
乙：调查政治上最重要的问题，用科学精神，来研究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如裁兵、裁官、公债之类。
丙：尽我们的余力，做政治上的文章：宣传我们的主张，讨论人家的意见。
丁：遇见有重大的政治上的变化，应该以牺牲的精神，一致的态度，努力去奋斗。
只要这些“前提工作”做好了，就能“结合四五个人，八九个人的小团体，试做政治生活的具体预备” 丁文江：《答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载《努力》周报7期，1922年6月18日。。丁是这样呼吁的，也是这样做的。至晚从1921年的春夏之交开始——也就是《努力》创刊前一年，他就已经为组织小团体以研究政治、评论政治而努力了，这个小团体就是“努力会”。这个小团体向来为研究丁文江的人缺乏关注，学者的关注的重点，多集中于《努力》周报。孰不知，没有“努力会”，就没有《努力》；而且，丁文江还是这个小团体的核心人物。“努力会”的成员很少，始终没有超过12个人，主要有丁文江、胡适、蒋梦麟、陶孟和、任鸿隽、王征等。一年后，蔡元培也提出要加入。“努力会”活动了数月后，丁又提议：办一个周报做阵地，于是就有了《努力》周报。在《努力》周报，丁文江依然是核心人物，恰如有的学者评价的：“《努力》周报与其说是胡适的事业，不如说是丁（文江）的事业。”\[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205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丁文江在《努力》发表的第一篇谈政治的文章是由他参与具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这份宣言提出政治改革的目标：“好政府”；提出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号召优秀分子“出来和恶势力奋斗”。宣言还对当时的南北和谈、裁军、裁官、选举等具体的政治问题提出方案。
很明显，“好政府主义”的理论基础就是丁文江倡导的“少数人的责任”，而“好人内阁”的出现，则是“好政府主义”理想的一次具体试验。1922年9月，以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名的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为核心，组成了所谓“好人内阁”。不但入阁的这些“好人”希望有所作为，就是国人也对他们寄予厚望。但在直系军阀卵翼下的这个“好人内阁”，毫无实权，也难有作为，存在了60多天后，就以垮台告终。“好人内阁”的失败，也宣示了“好政府主义”的破产。连起草《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胡适也不得不承认：“‘好人’政府不等于‘好’政府。” 《胡适的日记》，5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历史表明：“好政府主义”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乌托邦，至于其理论——“少数人的责任”，解决不了当时中国的实际问题。
丁文江坚信：只要少数优秀分子积极参与政治了，中国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诚然，不管在什么样的制度下，优秀分子掌握政权总比军阀、官僚、政客把持政权更能推动历史的发展。但是，在1920年代的中国，优秀分子能够进入政权吗？丁文江大谈“少数人的责任”的时候，却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掌权的军阀是否允许少数优秀分子到他们的权力中心来，给他们履行“少数人的责任”的空间和机会，来施展他们的才华？“好人内阁”的垮台，给出的恰是否定的回答。另外，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一些具体主张，也不能实行，如当时最关键的裁兵和统一问题。丁文江说，国家最大的危险是财政紊乱，财政紊乱的根源是不能裁兵，而不能裁兵的根源是国家不统一。所以，统一是急如星火的唯一曙光。他认为要实现统一，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处置武人的地盘，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这种分析大体不差，但关键是采取什么办法完成统一。丁反对武力统一，虽然他也承认当时的时代是革命的时代。参见丁文江：《忠告旧国会议员》，载《努力》周报9期，1922年7月2日。他认为，通过和平改革、奋斗，能够实现统一。他说：“只要没有外患，我们有了时间来奋斗，来竞争，自然可以由分而合，由乱而治。”丁文江：《一个外国朋友对于一个留学生的忠告》，载《努力》周报42期，1923年3月4日。事实上，这种办法是行不通的，因为武装是军阀的命根子，任何一个军阀想自存，绝不会裁兵。而历史已经证明，在中国要实现统一，只有“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这一条路可走。
尽管我们必须肯定丁文江鼓动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主张，但同时也必须承认：其政治主张在当时的中国是无法实行的。1926年他任孙传芳淞沪总办的失败，就是最好的证明。丁文江又认为，政治改革决不能等到所谓时机成熟，有机会则不可失机会，他同意就任淞沪总办就是想借机试验一回。丁文江为时八个月的从政经历，最大的治绩，一是初步建立起大上海的新市政，二是通过会审公廨谈判，部分地收回了司法权。有一点可以肯定，假如没有北伐战争，丁文江的政绩会更大。但一旦发生战争，所有改革事业都被迫停顿。更重要的，是孙传芳面临灭亡时，必与革命的北伐军为敌，丁文江所有的政治改革也无法推进了。
九一八国难之后，丁文江最重要的政治主张是“新式的独裁”参见丁文江：《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载《大公报》，1934年12月18日；丁文江：《再论民治与独裁》，载《大公报》，1935年1月20日。。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论争，是针对国难，由蒋廷黻、胡适发动的。当时国人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抵御外侮实现民族自救。无论是胡适的主张民主，还是蒋廷黻的主张独裁，都是知识分子们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形下设计的方案。“新式的独裁”是丁文江在胡、蒋论争后提出的颇为独特的方案：它的对立面，一方面是民主政治，另一方面是“旧式的专制”。丁文江思考政治问题，特别注重权衡轻重得失，特别看重其可行性。丁文江拒绝从学理上讨论民主、独裁的优劣得失，他认为这缓不济急。他认定，民主政治、独裁政治都是不容易实行的，但民主政治不可能的程度要比独裁制度更高，他特别驳斥胡适关于民主政治是幼稚园政治的说法，所以他的结论是：在当时的中国实行民主是不可能。丁氏又分析当时国内政治的实际，判定当时国民党的统治正是“旧式的专制”。而这种“旧式的专制”，不能承担起挽救民族危机的重任。民主既不能实行，只有摆脱“旧式的专制”，实行“新式的独裁”。丁文江指出，在空前的外患面前，只有实行较民主制度容易实行的“新式的独裁”，才可以渡过难关。所谓“新式的独裁”，就是努力促成独裁的领袖做到四个方面：（1）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2）彻底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质；（3）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4）要利用目前的国难问题来号召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的情绪与理智，使他们站在一个旗帜之下。
丁氏也承认，在当时的中国，实行这种独裁“还是不可能的”，但要努力使其变为可能。后来的事实是，丁氏的四条，有的已部分实现，如在抗日旗帜下举国共赴国难，包括各政治团体在内的全国军民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充分利用专门人才等。这说明，丁之“新式的独裁”的政治设计，是符合当时实际和历史发展的潮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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