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市挤压县，城市化的方向性错误

hai · 发表于 2009-7-21 14:0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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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市挤压县，城市化的方向性错误
提要：城市化，必定是城市与乡村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共同发展，而不像我们这里目前的这种城市依托行政力量对农村进行单向的剥夺和榨取。在我看来，通过合理的行政体系的梳理和安排，扭转错误的城市化方向，是我们最应该对这次“省管县”改革寄托的期许。
我父母的故乡在与上海一水之隔的江苏省海门县。1994年，在“撤县建市”的大潮中，它也急不可耐地扔掉了已经穿在身上1000多年的那件土里土气的“县”的外衣（据史书记载，海门第一次建县是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后周显德五年，即公元958），改称自己为海门市。目前，它是地级的南通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
不过，我以及我的亲戚们在碰到各种表格中的“籍贯”一栏时，依旧会认认真真地填上那个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的“江苏省海门县”。另外，我这一生也从未在任何表格的籍贯栏上填过“南通市”。我那对故乡充满眷恋的老父母一向认为自己是江苏人氏，是海门人氏，但他们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他们是南通人。在我观念里，南通与我的关系差不多相当于苏州——它是我老家农村的一个邻近城市。
我妻子祖辈的老家是江苏宜兴，她似乎也从来没有认为过自己是无锡人（现在的宜兴市也是一个县级市，隶属于地级的无锡市）。我想，这大概就是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广袤国家的自然和文化传统。“县”是一个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基本行政单位，“省”只有六、七百年历史，而“市”则完全是近代以后的产物。因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乡土的方言、风俗以及建立在它们之上的地域归属也是以县为基本单位的。比县更高一级的认同单位则比较复杂，通常是省，但也有超越省域范围的。例如，我一般不会把南通市人当同乡，但我反而会把上海市崇明县人视为同乡。因为海门县和毗邻的启东县原先是长江泥沙堆积成的一块沙洲，那里的最初居民是在明朝后期从崇明岛迁徙过去的，这三个地方方言和生活习俗至今仍然几乎完全相同。
说起这个城市化，有一点让我父亲颇为不满。他小时侯曾经从乡下到县城的海门中学求学，那时还是民国末年。就像所有的县城一样，过去的海门县城也是有自己的名字的，叫茅家镇。它甚至未必是全县规模最大的镇，与县域内其他10几个镇的唯一不同之处只在于县政府设治于此。这个名字寄托了我父亲少年时代的艰苦岁月和美好梦想。可是当“海门县”变成了“海门市”以后，乾隆时代就有的茅家镇的历史也就划上了句号。如今，如果在过去的镇中心随便向一个小孩打听“茅家镇在哪里”的话，他多半会以为你问的是一个外地名字！我妻子的老家宜兴差不多也是这样，只是“阳羡”（宜兴古称）这个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名称消失得比茅家镇更早。我当然不是一个食古不化的人，从不认为我们不能够对历史上沿袭下来的东西做任何改变。我举上面的例子只是想说明，历史和文化的自然延续其自己的道理，靠行政力量骤然改变它，也许会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好比说我们把河南省改为河南直辖市的话，那么古城郑州的命运就将是从此被在史书中抹去。
一个可见和已经见到的后果是：县城的急速扩张是以乡村和其他市镇的凋敝为代价的。比如在宜兴，自古以来，以出产紫砂壶而著称于世的丁蜀镇的经济实力一直远远强于县城宜城镇，其市况之繁华也胜于后者。但仅过了短短20多年，今天你再去比较一下丁蜀镇与宜兴市区的市容市貌，差距恐怕不会小于县级的宜兴市之与江苏省会南京市！过去20多年里，我对父母故乡的最大印象是：每回去一趟，就会感觉乡村比过去不但没有令人欣喜的改观，反而更加脏乱不堪，小时侯宁静美丽的田园记忆日益被污浊的河流和杂乱空置的房屋所覆盖。如今，我的那些堂表兄姊们相继离开祖先的乡村，迁入一天比一天膨胀的“海门市”，从“农民”变成“市民”。去年秋天，连我母亲出生的那幢建于清朝时期的摇摇欲坠的老宅也被一场大火最终吞噬……
存在了至少250年的茅家镇的确没有必要继续存在下去，因为它“吃”掉了整个海门县，凭借这一点，它上升为“市”。假如这就是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的基本逻辑的话，这是一种对农村和中小城镇疯狂攫取和掠夺的畸形城市化。与我们在世界上最早实现城市化的欧洲所看到的如画的乡村景致作一比较，这种“中国式城市化”与真正的“现代化”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那么，再往上一层又是怎样的状况呢？经济和财政方面我没有做过详实的了解，不敢轻易评论，但仅从能够直接看到和听到的事情上就能感受到地级市对县的资源剥夺。如同中国的所有乡土地方一样，海门县也有自己引以为豪的历史人物和地方特产，包括近代著名民族实业家张謇、金石书画家王个簃及诗人卞之琳，还有海门芝麻脆饼、茵陈酒等。其中最出名的当数清末状元、洋务运动干将张謇。由于他是海门县常乐镇人，且长期跟随合肥籍的晚清重臣李鸿章从事洋务运动，因此我老家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对子，叫做“状元常乐百姓忧、宰相合肥天下瘦”，以形容晚清末年中国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不过，自从海门成为南通市管辖的一个县以后，张謇就变成了南通人，他的博物馆也建在南通市区内；当然，脆饼、茵陈酒等自然也变成了南通特产……
我并非站在海门一县的立场上，气量狭窄地不愿意让家乡的历史文化在更广层面上让更多人分享。海门人张謇毫无疑问也是南通人，还是江苏人，更是中国人，假如南通市的确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发扬本地的文化传统，那么它将张謇和海门脆饼据为己有，客观上应该是一件好事情。但事实上，眼下许多地方为了争一个历史名人——甚至是像诸葛亮这样1000多年前的古代人物——的籍贯地，究竟是出于何种动机。相信所有人都心知肚明，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嘛！这件小事让我们一目了然地看到“市”是如何掠夺“县”的文化资源的，文化资源还毕竟是一种十分间接的资源，其他能够带来更直接的财富的自然、经济和社会资源，也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自从财政部日前发布《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以后，我已分别就财政和形成“省管县”问题在本专栏发表了两篇评论文章。说到底，将目前实行的“市管县”改革为“省管县”，最终目的无非是把县“管”得更好。我很希望能够借着这次重大改革的契机，让越来越多的人搞清楚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县”是干什么的？“市”又是干什么的？
的确，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中国未来的一项长期任务，也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在本世纪内能够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的最重要的引擎。而且，发达国家农村城市化的历史，也确实伴随着资本、人才和其他要素资源向城市集聚的过程。但是，这种要素流动的原动力应当是市场本身，而不是行政力量。也就是说，要素往能够产出更大效益而不是行政权力更高的地方流，而真正市场化的要素流动一定是双向的。这样的城市化，必定是城市与乡村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共同发展，而不像我们这里目前的这种城市依托行政力量对农村进行单向的剥夺和榨取。在我看来，通过合理的行政体系的梳理和安排，扭转错误的城市化方向，是我们最应该对这次“省管县”改革寄托的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