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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好年谱
——介绍宋广波编著的《丁文江年谱》
张尔平 (2009年5月9日《光明日报》)
宋广波先生编著的《丁文江年谱》最近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外第一部全面记述丁文江生平、学术、言行、事业及思想的编年体著作，是丁文江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也是近年中国科学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该书的出版，大大推动丁文江研究和中国近代科学研究，并能引发相关学术领域的广泛关注。
作为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先驱、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丁文江是一位长期不被史家重视的人物。在1949年以后的30年里，他被提起之时常常被作为箭矢之的。改革开放以后，民国人物研究升温，覆于丁文江头上的各种蒙蔽、重压被掀开，丁氏研究逐渐受到学界青睐：先后出版几种选集、传记，但一直缺乏一本权威的、工具书式的编年著作。这对这位被蔡元培先生称作“现代稀有的人物”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也是科学史研究的一大遗憾。
2004年，初与中国社科院的宋广波先生相识，知他正编撰《丁文江年谱》，拟于三年后丁氏120周年诞辰时出版。而2007年竟未出书。宋广波说，尚需进一步补充材料，不敢因诞辰纪念而仓促付梓：一副不合时风、潜心学问的执着模样。
终于读到《丁文江年谱》。年谱与传记不同，谱主的生卒流年、思想、行止之外，更雄于辑全、取准之材。本书有详细的征引出处,从厚重的资料份量可以看出著者求索于馆藏故卷，学界旧闻，从浩瀚的民国史料中筛选集萃，收罗巨细，下功夫之大、之深，让人感叹。这对于时下学术心火过盛、成果速成的嘈杂河泊，无疑注入了一股清流。耿云志先生对该书评价极高而且恰当：“可见作者在搜集材料方面是下了大工夫，在迄今所见的有关丁文江的著述，没有堪与比拟的。”
丁文江生于清季外忧内患之年，自幼课业优异，少年时离家留学（先东洋，后西洋）。回国后擘划中国地质学的发展路径，担当学术界的政治家的角色，创办我国最早的科学机构——地质调查所并任首任所长，在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任上因公殉职。丁文江有广泛的社会交往能力，在科学、政治等诸多领域声名颇隆。走进20世纪前期中国近代勾连串通的事件、人物和社会发展轨迹，屡屡会碰到这位活跃人物。为这样一个人物编年谱，有时代、学术之需和人物场景的优势，同时并存资料浩繁，查找艰辛且极易疏漏之累。
而《丁文江年谱》的最大特点和优点，首先是材料详尽。该书首次发表了作者挖掘出来的大量史料，不仅使丁文江的形象更加清晰，也改变了以前一些模糊、似是而非的说法。如丁文江去英国留学时抵达英伦的时间，有记载是1904年夏天到达的，有的说是这年7、8月到达的，作者根据吴稚晖在丁留学一事上曾发生重要影响这一线索查了吴的日记，考实：丁文江抵英的时间是1904年5月19日。再如，丁文江一生无儿无女，他的很多好友都说因为丁文江夫人身体不好不能生育，而作者访问了一位丁夫人的亲属得知：丁文江在1911年结婚时就与夫人约定：婚后不生小孩。又如，丁文江一生最受人诟病的是他任孙传芳的淞沪总办那一段，而这半年多的从政材料很稀缺，为此作者专门访问了台北的中研院史语所，查阅了丁文江留下的一千多份档案，把谱主的主要活动一一廓清，几乎把这一段编成了“日谱”，而且每一天的活动不止一项（共占篇幅80多页）。还有，丁文江在擘划编纂“申报地图”的时候，曾请黄炎培从中协调，这都是我们以前闻所未闻的。诸如此类的新材料，新观点，比比皆是。
同时，作者也善于搜集材料。宋先生曾告诉笔者，他若找谱主某一时段的材料，就遍查该时段所在城市的报纸，譬如当淞沪总办时几乎翻遍了1926-1927年初上海的报纸；当中研院总干事时，则遍查南京的报纸；湖南殡葬时查长沙的报纸。若记述他在某一机关服务的情形，就查该机关的档案和出版物。与某人交游时，查此人的传记，如地质调查所时期，遍阅章鸿钊、翁文灏、黄汲清等人的材料；而他的好友如梁启超、蔡元培、胡适、傅斯年、李济等人的材料，也在作者搜检之视野。
作者力求做到“既为丁文江画像，又为丁文江所处的时代画像”。这一目标可算圆满地达到了。著者秉公允的笔法，用大量的信札、报刊，友人、家人的著述和回忆，像无数的“点”为读者描出一幅有层次、明暗、立体的谱主形象。如丁文江在北京大学授课时的助教高振西回忆：1928年间，北京大学请丁文江讲授“中国西南地质”，“但是他大发脾气的说：‘什么西南地质西北地质的一大套。地质是整个的，纵然各地稍有不同，也没有另外设专课的必要。要是这样的开设起来，你们的学生有多少时间才够分配？我根本不赞成这种办法，我是不能去教的！’那个时候，他正在失业，生活有相当的艰窘，他竟然坚决的辞谢了聘任。他顾不到或认为不合理的事情，他是怎么样都不肯去作的！”年谱引用了这段回忆，描绘丁文江的一个侧面。所谓“为丁文江所处的时代画像”就是涉及到的人和事时，总有个背景性的交待，让丁文江活动在那个时代背景里。
与诸多年谱的体例不同，本书由“谱前”，“年谱”和“谱后”三部分组成。因地质学研究、学术领导和教学是谱主主要的职业性工作，所以“谱前”简述家世，着重于1840年至谱主出生之前西方地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和外国人在中国的地质工作，为谱主创建中国地质调查所，开创中国人自己的地质事业做铺垫。篇幅不多，资料鲜见。“谱后”的设置则匠心独运，尤为精彩！一位活跃于中国近代史上的多个领域、有开创性贡献的著名人物，对他的记述不应至其过世戛然而止。宋广波从谱主去世后的1937年径自写到2007年，记述70年来各界、各地和各人对丁文江的纪念、丁氏奖金的颁发、遗著的出版、建国以后的垢毁、台湾亲友的追思以及改革开放之后的褒扬，还包括长沙丁文江墓的两度毁与建。凡此种种，都紧紧围绕谱主撰述。若无著者的苦心和“谱后”的汇总详载，这些资料散于海内外文牍坊间，很难搜寻统览了。这是宋广波对人物史研究很好的创意。
总之，这部耗费4年艰辛完成的年谱学力作，可信，可引，可学。
当然，不是说该书没有改进、完善之处。最重要的，是有关丁文江的材料仍有必要进一步挖掘。比如，最近有人发现了著名的《Nature》杂志在丁文江逝世后曾发表了一个对丁评价极高的讣告；还有，前不久作者曾告知笔者：他又发现了丁文江与蒋介石交往的新材料。再有，年谱最后记道：“（2007年）上半年，位于岳麓山上的丁文江墓，在湖南省地质学会主持下，得以重新修缮。”有必要指出的是，宋广波先生曾在修墓一事上努力奔走：2007年初，他曾建议全国政协委员王弭力女士向大会提交议案：重修丁文江墓；而王弭力委员即联络地学界的10几位委员向大会提交一重修丁墓的提案，获得通过后即由全国政协发交湖南省有关部门落实。此事大约涉及本人，著者反而简化了，这却是应该写进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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