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丁文江先生诞辰122周年]丁文江的友情天地(下)(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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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哲生

　　丁文江与同行诸公的分歧,可能对他的情绪和活动有所影响。欧洲一行,丁文江并非全程追随梁启超旅行。如3月7日至17日,梁启超一行从巴黎出发游览法国南部战地和停战前德国的领土,据梁启超记载:“丁在君因为要去洛林调查矿业,所以都未同行。”又如7月12日,梁启超一行从英国返回巴黎,拟参加7月14日法国国庆节的庆祝活动。大约在这期间,丁文江曾单独前往瑞典一游。他的瑞典之行,最北端到达国有矿城基如纳。在斯德哥尔摩,他与中国留学生周赞衡和为安特生的古生物研究计划募捐的拉各雷留斯会面,拉氏于当年9月15日成立了“中国委员会”。7月底,丁文江又独自赴美国访问、考察两月,他大概是最先离团回国的人。在梁启超一行中,丁文江似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梁启超欧游归国后,1920年4月成立了共学社,社址设在北京石达子庙,宗旨在“培养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主要工作为编译新书,奖励名著,出版杂志,送留学生。主要人物有梁启超、蒋百里、张君劢、张东逊。蔡元培、王敬芳、蒋梦麟、蓝公武、赵元任、张謇、胡汝麟、张元济、刘垣和丁文江等都在发起人之列,凡加入共学社者在财力方面均有所赞助。共学社以松坡图书馆为活动场所,附设俱乐部,由梁启超、丁文江任干事。当时北京政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与交通系时常明争暗斗,丁文江反对新交通系,颇为注意观察对方的动向。

　　在1920年代的许多政治活动中,梁启超常常征诸周围人士的意见,其中与张君劢、蒋百里、丁文江的互动尤为密切。1923年2月24日梁启超致书思顺,告其在南开讲演后,“晚上又与张君劢、林宰平、丁在君等谈个通宵。”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丁文江与张君劢虽然均为任公的至好朋友,但在感情上、信仰上,任公较倾向于张氏,他们都是儒家思想的维护者。”“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以后,丁文江的声誉大为提高,而张君劢反而下降,这自然也加重了丁文江在梁启超心中的分量。

　　论战的结果对梁启超的思想有一定触动,从1923年12月12日梁启超给章鸿钊的《自鉴》一书所作的序,多少可以看出他思想微妙的变化。此前,丁文江在梁启超心目中不过是一位谙熟地质学的自然科学工作者；此后,梁启超每遇大事或政治风波,均愿洗耳恭听丁文江的意见,或有意拉近他与丁文江的距离。梁启超晚年思想力大不如从前,张君劢、蒋百里、丁文江等虽奉他为精神领袖,但在思想上任公反受他们的影响更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年青一辈(如张、蒋、丁等)曾经留学西方,接受了系统的科学训练,有着天然的外语优势,便于对西方新思想和新知识的吸收,梁启超往往从他们那里获取西方的信息和思想资源。1925年梁启超在《国际之保护及奖励》的讲演中,讲到中国工业的两大病源,其中第二条“没有资本”的依据,采用丁文江提供的统计数据即是一例。

　　1925年5月9日,梁启超在给其子女梁思顺、梁思成、梁思永的信中谈及他拒绝段祺瑞邀其出任善后会议宪法起草会会长一事缘由,其中提到“京中的季常、宰平、崧生、印昆、博生,天津的丁在君一齐反对,责备我主意游移,跟着上海的百里、君劢、东荪来电来函,也是一样看法,大家还大怪宗孟,说他不应该因为自己没有办法,出这些鬼主意来拖我下水。现在我已经有极委婉而极坚决的信向段谢绝了。”显然,梁启超对段祺瑞采取不合作态度,与丁文江等意见有关。五卅惨案发生后,梁启超联名朱启钤、李士伟、顾维钧、范源廉、张国淦、董显光、丁文江诸氏发表宣言,大有表现北京政府中的“清流派”意见之势,以与国、共两党和军阀势力相区别。梁启超病情加重时,也是“因丁在君、力舒东坚决主张要入协和”,他才入住协和医院治疗。揆察这些事例,足见梁启超晚年对丁文江的倚重。

　　1927年5月,当南方革命势力直逼北方,梁启超身边的人围绕是否推举他出来重新组成“一大同盟”时,产生了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梁启超对此感到十分苦恼。张君劢、陈博生、胡石这些门生附和“国家主义”者和国民党右派等势力,呼吁梁启超出山,统率一个新的“大同盟”,以阻挡南方革命势力迅猛向北发展的势头。丁文江、林宰平默察形势,“极端反对”。南方的北伐军继续北上,梁启超又欲发表政论,征求周围人的意见,结果“蹇季常、丁在君、林宰平大大反对,说只有‘知其不可而为之’,没有‘知其不可而言之’。”梁启超感觉“他们的话也甚有理”,“决意作纯粹的休息”。在1927年这个关键性年代,环绕在梁启超周围的人明显出现了两种选择:一派是以张君劢为代表,企图继续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以与国民党政权对抗,后来张君劢组织国社党是这种意向的新努力；一派是以丁文江、林宰平为代表,希望回避锋头,坚守文化学术立场,丁文江的暂时退隐表明了这种抉择。每次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无论是福是祸,梁启超几都挺身而出,表现出问政参政的高度热情,唯独此次例外,选择了退隐。梁启超做出这一抉择,应当说是与丁文江、林宰平的影响有着极大的关系。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这是丁文江在梁启超追悼会上所敬献的挽联,从这副挽联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梁启超身后留有两件大事:一是编辑文集,一是编辑年谱长编。这是具有象征传承衣钵意义的大事。将整理文集一事交给林宰平,将编辑年谱长编一事交给丁文江,这样的安排究竟是出自梁启超的遗托,还是亲友们商量的结果,或是林、丁两人的自告奋勇,我们没有直接材料可证,但它明显反映了当时林、丁两人与梁启超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它象征着林、丁二人作为梁任公的传承人,继续延续梁氏的事业。在当时并不便利的环境中,林、丁二人对这一使命的切实执行,也表现出他们对梁任公的忠诚。在近代中国,许多政治、文化名人的身后事,除非有强势的政治集团作为背景依托,否则极为冷落、进展维艰。《饮冰室合集》和《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幸赖林、丁二人的鼎力撑持,得以出版或告竣,可以说是一例外。

胡适:一生最看重的朋友

　　丁文江进入的第三个人际圈是胡适为代表的《努力周报》、《独立评论》同仁。如果说,梁启超与他的联系,梁处在主动,丁处在被动的话；那么,丁、胡之关系,则是反向行之,丁主动接触,胡被动受之。

　　丁文江一生最看重的朋友,应该推胡适。丁文江与胡适相识大约在1920年,胡适对他们的初识过程略有交待:

　　我认识在君和徐新六是由于陶孟和的介绍。他们都是留学英国的。……我认识在君和新六好像是在他们从欧洲回来之后,我认识任公先生大概也在那个时期。任公先生是前辈,比我大十八岁,他虽然是十分平易近人,我们总把他当作一位老前辈看待。在君和孟和都是丁亥(1887)生的,比我只大四岁；新六比我只大一岁。所以我们不久都成了好朋友。

　　证之于胡适日记,1920年3月18日出现了“丁文江请吃饭”的记录。3月21日记有“初见梁任公,谈。”可见,胡适结交丁、梁的时差甚短。胡适认识任公,是否出自丁文江的推介,不得而知,但丁文江在梁、胡之间似乎起有中介作用。在丁、胡的最初交往中,丁处在较为主动的地位,在胡适日记中,我们从多处可以看到“丁在君邀饭”、“与在君谈,共餐”、“在君约看Geo　Museum”(地质博物馆)、“丁夫人来谈无锡一件”的记录。从胡适与梁启超、丁文江的订交时间看,它是在丁文江、梁启超从欧洲回来以后,当时以胡适为代表的北大派在北京已俨然成为一股新兴势力,各方面对之不得不刮目相看,极尽拉拢之力,梁启超派在政坛欲有所作为,自然也不会放过,丁文江的主动交往,其真正的意图实在于此。

　　丁文江与胡适携手合作,是从共同组织“努力社”,创办《努力周报》开始。1921年5月21日丁文江与胡适、王徵、蒋梦麟等商议成立一秘密组织——“努力会”,这是丁文江与北大派结合的一个重要步骤。此举虽然也反映了胡适等人由专事文化事业到走向“谈政治”的一个新动向,但背后推动此事,且最热心此事的又是丁文江。“努力社”成立之初,有一个小插曲,任鸿隽赞成蔡元培加入“努力社”,丁文江开始对此有些犹疑,原因有二:一是蔡元培为老前辈,丁、胡等人为同辈,蔡“加入以后,恐怕反有一种拘束”。二是丁文江对北大有不满意之处,“很想以友谊的态度来忠告忠告”,若蔡加入,自然有所“顾忌”。经任鸿隽再次来信说服,丁文江的思想才转变过来。这里面隐伏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蔡元培加入,“努力会”则不免唯蔡马首是瞻；如果维持原状,在同辈中,“丁大哥”的作用就会突显。由此也不难看出,丁文江对经营这个“秘密”的小团体,还是有他自己的想法。

　　1922年5月7日《努力周报》创刊,创刊号上刊登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为胡适所起草,签名人以北大派教授为主,丁文江名列其中,他对这些“政治主张”的热衷,可以说不让胡适,他是继胡适之后,第二个站出来《答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的作者。丁文江此时究竟是胡适为代表的北大派的同盟者,还是梁启超研究系的人,或者自愿在二者之间充当中介和桥梁,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胡适虽对任公持敬重的态度,但在政治上明显受陈独秀、李大钊等《新青年》派老朋友的牵制,有意与梁氏保持距离。而其政治主张却又与梁启超比较接近,与陈、李相去甚远。这种亦远亦近、亦近亦远的选择,实是丁文江的影子在中间作祟。胡适因与丁文江关系过于密切,岌岌乎染上研究系的色彩,并被陈独秀及其他朋友误认为也是研究系圈子里的人物。

　　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收存的99封丁文江致胡适书信来看,丁文江大概是同时期与胡适通信最多的一位朋友。通过这些书信,我们可以看出,丁文江对胡适这位小老弟的信任与爱护确实不同寻常。丁文江对胡适的影响,由浅入深,由生活到事业,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生活上,督责胡适注意身体,把握生活节奏。如当他看到胡适喝得酩酊大醉,写信规劝胡适不要过多喝酒；酷暑时节,邀约胡适一起去北戴河消夏。这些事例,都表明丁文江对胡适的关切之深。胡适以“大哥”呼之,丁文江则以“小弟”待之,亦从一侧面反映了两人关系之亲密。第二,在政治上,鼓励胡适参与公共生活,发挥政治影响力。丁文江和胡适是《努力周报》、《独立评论》两刊的主要创办人,也是出力最大、撰文最多的人。第三,在事业上,帮助胡适规划学术进程,拓展学术天地。丁文江是胡适作品的鉴赏者,胡适每有新作问世,都赠送丁文江,请其指正；有时未送,丁还主动向胡适要。当胡适将撰写的《哲学史》稿子送给丁文江审阅时,他连夜赶读《哲学史》,并致信胡适,鼓励胡“向下写,不要分心”。胡适的英文著作Chinese　Renaissance在美国出版后,丁文江读后称赞“书做得很好”。同时,丁文江也视胡适为知己,将其个人的政治活动和私人事宜,毫无保留地与胡适坦诚交流。

　　胡适写给丁文江的书信及其内容,因丁文江的私人档案尚未公开,我们迄今所知甚少。从他俩共同交往的一些朋友书信中,我们也可找到胡适对丁文江施加影响的痕迹,如1927年1月3日任鸿隽致胡适信中所示:“你给在君的电报,我极赞成。我尤希望在君此时就暂为脱离政治漩涡。”1月7日徐志摩致胡适信中提到“在君仍在医院里,他太太病颇不轻,acute　headache,他辞职看来已有决心,你骂他的信或许有点影响”。胡适的致电和书信,对丁文江辞去淞沪商埠督署总办一职,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又如1935年6月11日胡适致丁文江的长信,对丁文江批评中基会干事长住宅一事予以辩护,对缓和丁文江与任鸿隽之间的矛盾亦有调解作用。

　　丁文江去世的当天,胡适在日记中沉痛地写下了自己的愧疚:

　　在君是最爱我的一个朋友,他待我真热心!我前年的芒(盲)肠炎,他救护最力,他在病中还谈到我的身体不强,财政太穷!他此次之病,我毫不能为他出力,真有愧死友。

　　在君之死,是学术界一大损失,无法弥补的一大损失。

　　作为两人友谊的见证,也是履行后死者的责任,1936年2月,胡适为《独立评论》第188号亲自编辑、校对了“纪念丁文江先生专号”。1956年胡适兑现了“二十年前所许下的私愿”,写下了《丁文江的传记》这篇纪念性的传记作品,丁文江的事迹因这篇文字而得以广泛流传。

中西文化结合的典范

　　因为胡适的关系,也因为相互之间的仰慕,傅斯年与丁文江结交亦深,关于他们成为知交的过程颇具戏剧性,在学术界亦传为佳话,傅斯年是这样描绘他们结交的过程:

　　记得“九·一八”之前半年间,有一天,我请几个朋友在我家吃饭。座上有在君,有适之先生等。我议论一个人,适之先生以为不公允,说:“你这偏见反正是会改变的。你不记得在巴黎时,你向我说过三遍,回国后第一件事是杀丁文江。现在丁文江在你身边,你干吗不杀他!”后来我怨适之先生恶作剧,他说:“在君必高兴,他能将你这杀人犯变作朋友,岂不可以自豪?”

　　这一述说颇带戏剧性,但发生在两位极具个性、极为崇拜西方科学的学人身上,的确带有传奇的色彩。两人结识后,傅斯年对丁文江执礼甚恭,敬重有加,人前人后,都称呼“丁大哥”。傅斯年极力促成丁文江出任中研院总干事一职,在中研院工作时,两人互动极为频繁,成为一对配合无间的工作伙伴。

　　丁文江与胡适、傅斯年等人之所以能缔结深厚的友情,主要是因为他们都系统接受了西方的学术训练,在沟通中西文化方面有着许多共同的语言,或相近的主张。对“科学与人生观”问题的看法,对中、西医评价的扬西贬中态度,对现实政治的改良主张,丁文江与胡适、傅斯年都有许多默契。他们同中有异,求同存异,以发展中国科学、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为职志。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傅斯年、李济不约而同地都从中西文化的背景评价丁文江,这也反映出他们的共同志趣和理想追求。

　　胡适称:“在君是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是一个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傅斯年说:“在君在立身行事上是兼备中西伦理条件的积极的良善公民,永远为团体为个人服务着”。“我以为在君确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他是用科学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他是抹杀主观,为学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者,为公众之进步及幸福而服务者。这样的一个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李济表示:“东西文化接触中,最难融合的一段,大约是伦理观念。大多数人把两方面的坏处都学会了,有些找不出选择的标准,结果只作了习惯的奴隶。看在君的为人行事,不但能保守旧社会的美德,并尽量地采取了西方人的长处。由他的努力,我们可以悟到他所提倡的人生观,非特可以行得通,并且是甚合乎现代需要的。”

　　这样一种从中西文化的角度来评价丁文江,表彰丁氏为中西文化结合的最高典范,对丁文江精神是一种最别致、也是最有力的诠释。在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同仁中,这样一种文化认同和精神默契,正是他们“物以类聚”的思想基础。

　　

　　◎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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