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李四光与丁文江的恩恩怨怨

小熊

地质考察中的李四光（中）。 （樊洪业 供图/图）

    回望历史，在丁、李关系的履历表中，如果李四光在1950-1951年间讲的是真心话，1944年之前那些命名“丁文江”、劝驾出山、书序志悼、长沙谒墓、催促整理遗稿、参与丁奖授受活动等等，就显得虚伪；如果当年的那些行动是真情表达，则李四光在1950年后表现就极为费解。
    从尹赞勋的诗说起
    章丁翁李四大家，今后地质遗响大。
    万人敬仰章夫子，戡乱战犯脚下踏。
    一分为二是规律，评人不要简单化。
    四人评价不定案，妄想地质向前跨。
    名列第四李四光，建国前后不一样。
    前尊后敬我有变，不知同行怎样讲？
    地质创业第一人，遍查历史无与伦。
    丁翁地阀两头目，莫惜笔墨赶著文。
    这首“无题”诗作，是地质学家尹赞勋（1902-1984）先生1983年在患病住院期间写下的。
    尹赞勋曾任中央地质调查所第四任所长（1940-1942），1957年以后任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主任，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地质学史上的一位要角。
    尹氏晚年为总结一生得失，根据自己的日记撰写了一本回忆录，成书于病榻之上，名为《往事漫忆》（海洋出版社，1988）。这首诗很可能是在回忆往事的过程中反复修改后才附录于书末的。未久，1984年1月27日，尹先生与世长辞。
    这本小册子不到10万字，内容很丰富，极具史料价值，但用纸、插图的质量都很差。1983年就写完了，不知为什么到1988年8月才出版，难免令人觉得有些蹊跷。
    这首诗写了中国科学史上的一桩公案，但表述得略显隐晦。要读懂这首诗，需要更多了解一些与诗中所涉地质学领域章鸿钊（1877-1951）、丁文江（1887-1936）、翁文灏（1889-1971）、李四光（1889-1971）“四大家”相关的历史内容。
    章鸿钊、丁文江和翁文灏，是中国现代地质学和地质事业的创始人，他们携手打造的地质调查所，硕果累累，人才辈出，闻名中外，是中国地质学领域的重镇。稍后回国的李四光，先后主持过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和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亦为中国现代地质学的重要奠基人，在研究、教育和组织管理方面都有突出贡献。
    丁文江早于1936年初去世。翁文灏于1948年底被列为战犯。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8月25日，政务院决定成立“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任命李四光为主任委员，尹赞勋、谢家荣为副主任委员，章鸿钊为顾问。11月初，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开始时，主持会议的李四光，在恭请章鸿钊老人致词之后，即讲话高度赞扬这位老人，还特别说明“这次会议确是章老先生开创中国地质事业以来第一个重要的会议”。
    翌年9月6日，章鸿钊在南京去世，李四光在北京中国地质学会为章举行的追悼会上的致词中进一步明确地强调：
    （章鸿钊）对于中国地质事业的开创贡献尤大。因此中国地质事业创始人不是别人，而是章先生。
    “不是别人”这四个字，是在断然明确地论定“创始人”的地位，是要“罢黜丁、翁，独尊章氏”。
    在政权更迭的历史关头，李四光乘势改写了中国地质学的历史。在政治强势之下，原居主流的地质学人失去了话语权。此后直至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中，李四光的历史定调成为陈述中国早年地质学史的不二准绳，同时也长期构成了中国20世纪科学史上的一大公案。
    19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长期噤声而心怀隐痛的老辈地质学家们，追寻历史真相的科学史研究者们，不断突破原有的无形禁区，逐步将地质调查所、丁文江、翁文灏这些被埋没的真实形象重新展示在世人面前。但是，因为吃够苦头而心有余悸的人们，在“翻案”的路上一步三回头，走得小心翼翼。
    1983年下半年卧于病榻、预感到来日无多的尹赞勋先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回顾平生的回忆录中，为了追求历史的公正，为了地质学在中国今后的健康发展，留下了他临近生命终点时的心中呐喊。
    尹赞勋诗释读
    再来说尹赞勋的诗。
    全诗可分四节，每节四句。第一节，说对中国现代地质学发展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有章、丁、翁、李四大家。但这四个人的命运却很不相同。其中章鸿钊受到敬仰，翁文灏却因“战犯”获罪而被人踩在脚下，不得翻身。
    第二节，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这样简单化，应该一分为二。如果对这四位没有公正的评价，会影响中国地质学未来的发展。
    第三节，李四光应该名列第四，我尹赞勋对他的看法，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是不同的。成立前是从内心“尊”他为师长的，以后则只能说是心存“敬”畏而远之了。不知同行们是怎么想的（其实为明知故问）。
    第四节，名列第一位的章鸿钊老先生，主要成绩是在地质学史研究方面，但没有多少现代地质学研究成果。被李四光称为“地阀”的丁文江和翁文灏，才真正是中国地质学界的两位领袖。最后的“莫惜笔墨赶著文”，一个“莫”字，分明是要人们赶紧著文为丁、翁洗冤。
    对同期的诗作，作者都注明了写作的时间在某月某日，甚至是某时，唯独这首诗只署“1983年患病住院期间写作”。持续时久而不能定稿，表明他难以用文字说清心中的纠结。
    总而言之，他表达了对在中国地质学史上“四大家”地位的评价：真正居于最前列的是丁文江和翁文灏。
    根据笔者阅读的历史文献判断，理清现代科学史上的悬案，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本文只考察“四大家”中丁文江与李四光的关系史，其他问题，且待后述。
    丁文江与地质调查所
    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历史舞台上，丁文江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丁文江，字在君，1887年出生于江苏泰兴，自幼受读经求仕的传统教育，曾参加过秀才考试。16岁时被人带到日本，但政治热情使得他不能安下心来读书，更因受不了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歧视，18岁时（1904年）转赴英国。经过两年预备学习，以优异成绩获得了进入英国最高学府剑桥大学的资格，但又因为经济拮据而很快离开，转入格拉斯哥大学，3年后获得了地质学和动物学的双学位，掌握了英、法、德三种外语。
    1911年4月，丁文江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毕业后回国。按当时清廷的规定，留洋学生归国后要到北京参加考试。丁文江参加了以皇帝名义在紫禁城举行的殿试，1911年10月4日发榜，丁文江名列最优等，被授赏“格致科进士”。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榜的“海归”进士，6天之后，就爆发了埋葬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
    民国之后，丁文江很快就成了中国早期地质学界的第一号领袖。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实业部之下设立地质科，以章鸿钊为科长。后政府北迁。1913年2月，丁文江应召做了北洋政府工商部矿政司的地质科科长。不久，上司采纳他的提议，决定成立地质调查所。当年9月4日，丁文江被正式任命为该所所长。屈指算来，距今整整100年。
    在中国现代地质学整体发展的历程中，相对于地方的多数地质调查机关而言，地质调查所处于宗主地位；相对整个中国的地质学界（含研究、教育、调查和学术团体）而言，地质调查所处于核心地位。
    中国科学界的领袖人物蔡元培、任鸿隽等都对地质调查所在中国科学事业全局中起到的带动和示范作用，对其领导人丁文江的超凡才识和卓越成就，给予过高度评价。
    在地质调查所初创之时，为了迅速解决人才短缺问题，丁文江主持开办了以培养地质调查员为目标的“地质研究所”，6月招生，10月开学。然后交给了比他年长的章鸿钊负责。1916年，学员毕业后大多被留用，地质调查所的工作蒸蒸日上。
    着眼学科的长远发展，丁文江继续关注地质学人才的培养。他发现北京大学在1917年恢复地质学门（后改为地质系）之后，限于师资水平，教学质量很差。丁文江为此曾向新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当面提出批评意见。蔡氏虚心接受，并请他代为物色人才。
    1919年5月，丁文江随梁启超到欧洲考察，他在途中了解到，有一位已于1918年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地质系取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就设法与其联系，动员他回国到北大任教。
    生前身后的尊重
    李四光，字仲揆，湖北黄冈人。祖父厍里是蒙古族人，通汉文，以在乡间设私塾为生，与汉族妇女结婚，后代取李姓。清末推行新政，张之洞在湖北兴学堂。小仲揆在父母的支持下，于1902年冬挑起行李到武昌求学。读了一年半，就被派赴日本留学。留日期间，16岁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07年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选学“舶用机关”，那时他是打算将来为国家造船的。1910年夏毕业回国。也于1911年9月到京师参加“海归”考试，以最优等成绩获赏“工科进士”。1913年再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先是学采矿，后来感到采矿离不开地质，就转到理科的地质系。1918年5月，他以《中国之地质》的优秀论文获得了自然科学硕士学位，接着到欧洲大陆做地质考察。
    1919年同时在欧洲考察的丁文江在得悉李氏情况后，及时向蔡元培校长推荐。李四光很快就接到了蔡元培的聘书。1920年5月，刚过而立之年的李四光进入北大校园，做了地质系的教授。
    1920年，丁文江又从美国请来了德裔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请他在地质调查所负责古生物学研究，同时在北大地质学系教授古生物学课程。
    丁文江为北大请来这两位高手，北大地质系的教学有了明显改观，与地质调查所之间形成了密切合作的互补关系。丁文江对李四光在生活和工作上都很关心，两人之间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李四光对校系建设贡献突出，丁文江多有助力。李四光在校中主持修建地质学馆楼，就是采纳了丁文江出的主意。（《李四光年谱》，p104；以下简称“《李谱》”）
    地质调查所和北大地质系在几年之中聚集了一批人才，使学术研究和专业教育走上了轨道。1922年1月，丁文江主持筹建中国地质学会，他提议成立五人筹备委员会，将李四光名列其中。2月正式成立时，推选李为首任副会长之一。李在抗战胜利之前一直积极参与学会活动，担任过多届会长、副会长。（夏湘蓉、王根元编《中国地质学会史》，地质出版社，1982年，第7页。）
    丁文江对中国地质学的创始、奠基和持续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形成了他在地质学界中的“共主”地位。李四光对丁文江是尊重和钦佩的。1923年在他研究科化石分类时，曾将一新属命名为“丁文江属”（《李谱》，p63）。
    “九一八”事变后，北京的知识界在国难临头时热议为国家尽力做事的聚会中，李四光曾热心参加以胡适和丁文江为核心的议政活动。胡适曾在《丁文江传》说“有几个朋友，如李四光先生，如陶孟和先生，如唐钺先生，原来也常来参加讨论的聚餐”。这样看，丁、李之间就不只是局限于地质学方面的关联了。
    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于1933年6月遇刺身亡，学者们“百感丛生，悲愤无状”。对研究院事业，他们有危机感的共识。对后继人选，他们也有唯丁文江是举的共识。李四光等老朋友积极劝说丁文江能允就总干事一职，初遭丁氏拒绝。6月23日，丁氏赴美国参加第16届国际地质学会大会，会后在美访问。在此期间，丁燮林（代理总干事）与李四光、傅斯年等多人联名致函丁文江，极力劝丁出任总干事一职。他们在劝驾长函中，字斟句酌，如泣如诉，于公于私，于情于理，甚至用激将法迫“丁大哥”就位：
    目下研究院之局面，自有其困难处，非振作一下不易保得住。不保得住，则以前所费之国帑，吾等所用之心血，皆付流水矣。环顾学术界人士，更无他人有此魄力。见义不赴，非所谓“丁大哥”也。
    在信中还有几句话，显然出自李四光（地质所所长）和傅斯年（历史语言所所长）之肺腑。他们了解丁氏是以学术为重的人，因此说：
    地质、史语所皆在北极阁下建屋，地质所年底可成，史语所初春可成。……兄可在其中开若干工作之室，参考资料、辅助人员，皆易接近。总干事一职，初任时自然甚忙；数月之后，必能腾出甚多时间，自己作工。此吾等就事实考量之言，绝非虚语也。（转引自宋广波《丁文江年谱》，pp392-394页）
    1934年5月18日，丁文江就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李由此同院共事。李于1934年12月赴英讲学，由丁文江代为指导地质研究所工作（《李谱》，p117）。
    1935年底，华北危机，丁文江为国家未来预作大西南备战准备，赴湘粤铁路沿线调查煤矿资源，途中因煤气中毒医治不力，于1936年初逝世。
    正是基于学术关联而形成的良好关系，当1936年初李四光在英国听到丁突然去世的消息时，他在刚刚完稿的英文《中国地质学》的“自序”中表达了对丁的敬意。回国后，曾到岳麓山左家陇拜谒丁文江墓（《李谱》，p126）；也曾特意嘱咐黄汲清及早整理丁文江的地质学遗稿（《李谱》，156）。
    1936年11月，中国地质学会成立丁文江纪念基金保管委员会，选出7名成员，排序是翁文灏、李四光、章鸿钊、谢家荣、黄汲清、尹赞勋、杨钟健。这个名单传达出双重含意，一是表明丁文江在中国地质学界的地位之重，二是它隐约表达了丁文江身后中国地质学界顶级人物声望地位的排序，翁文灏占据首位，李四光为第二位（《李谱》，p123）。
    1940年3月，第一届丁文江奖金授奖大会由李四光主持（《李谱》，p135），第二届丁文江先生纪念奖金则授予李四光本人（《李谱》，p146），他在先后的讲话和书面发言中都表达了对亡友丁文江的尊敬。
    至此，看李四光与丁文江之间的关系，曰情，深也；曰谊，厚也。

早期地质学界的领袖丁文江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1950年的地质工作扩大会议
    在李四光1945-1949年间的活动中，未见涉及与丁文江有关的记录。
    1950年6月20日，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第一次扩大院务会议上，李四光以副院长的身份做了一个意近思想改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当时还没有开始）的报告。他认为“最近二三十年以来，我们的学术界中充满了买办意识”，并把这种意识的形成归罪于已经制度化了的“买办教育”。
    这是李四光走上院领导岗位后的第一次讲话，在此讲话的基础上继续扩充，20天后公开发表（参见《李四光全集》第8卷，pp181-182）。从文中可以看出，第一，他把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中建立起来的新教育制度整体地定性为买办教育制度，所有留学归国服务的留学生都是这种制度的产物；第二，把归国服务的留学生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外国人为后台老板而在中国学术界中得势的人，是将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之一切集大成于一身的“聪敏者”，另一类则是得不到外国人支持，或是不接受他们的指导而单独工作的“倒霉者”。还说“在这样买办选拔的制度中，也曾造出一些很能干的人才，可惜那些人才多半是为了外国服务而忘却了祖国”。
    这里摆出了两面镜子，“聪敏者”照出的是丁文江；“倒霉者”照出的是李四光。
    下一步，李四光的论述，从整个科技界具体落实到了地质学界。
    1950年8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成立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李四光出任主任委员。
    11月1-7日，在北京召开了由李四光主持的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扩大会议。笔者从1984年出版的《李四光传记》中了解到一些有关会议的情况（陈群等《李四光传》，pp207-208）：
    1.到会六十余人，由李四光主持，会议主要讨论了中央地质机构的组织、中央与地方地质机构的联系、1951年工作计划和地质教育等问题。
    2.由章鸿钊致开幕词，表达了到会的高兴心情，赞扬会议“是开地质界的新纪元”。
    3.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应当是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身份到会）讲话，表达了中央政府对会议的支持，强调地质工作的统一领导是大家的要求，也是经过政府考虑过的。
    4.李四光在讲话中用一大段话赞扬了章鸿钊，称“这次会议确是章老先生开创中国地质事业以来第一个重要会议”。含义有二，一是对本次会议评价，可以理解为是自开创中国地质事业以来的最重要的会议，也可以理解为自开创中国地质事业以来直至本次会议之前，没有开过任何一次重要会议。二是说中国现代地质事业是由章鸿钊开创的。一年后的1951年9月，章鸿钊在南京去世，李四光在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举行追悼会致词中声称“中国地质事业创始人不是别人，而是章先生”。本文开头已经指出，其立意在于明确否定丁文江和翁文灏为创始人。
    5.李在会议闭幕词中认为：“会议开得很好，并且皆大欢喜，大家团结起来了。”同时，他要大家还须时刻提高警惕：“有团结的力量，同时也有反团结的力量。”李还表白自己只想做点研究工作，不愿负行政责任，但客观环境不允许这样。他说：“经过考虑，斗争，认为只顾自己的兴趣，就是自私。所以才决定人民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一直到我不能做的时候。”
    我们至今不了解这次会议的全程实际情况，看不到有关这次会议的基本文献，尤其是李四光的大会报告和期间讲话记录的文本。在1996年出版的《李四光全集》中竟然没有收入这篇“开创中国地质事业以来第一个重要会议”上的最重要的讲话，甚至在全书附录“李四光著作总目录”中也没有列目，实在令后人难以理解和失望。
    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根据对一些当事人采访写出的报告文学《科学大师的名利场》（载《新生界》，1995年第3期，地质出版社）中，披露了会议情况的一个细节：
    后来是分组讨论，有一天，李四光在发言时，突然双手举起一张丁文江的像，“‘非常激动的样子”（当时目击者都这样说——何建明注），开口大骂丁文江是“地阀”（指地质学界的学阀——樊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蒋介石反动政府的走狗”云云。参会的代表像是晴天遭了一声霹雳，你看我，我看你，惊愕得半天没反应过来。
    这是怎么回事？
    会一散，好几位胆小的代表，围过来问他们尊师章鸿钊老先生。
    “可怕！政治可怕噢！”章老先生躲到一边，胆怯地小声说道。
    从史学研究规范看，何建明先生的《科学大师的名利场》一文有些不确或失实之处，但据多种史料参照，这里引述的一段内容应是可信的。
    大概是属于杀“猴”儆鸡之举，丁文江是中国地质学界的开山宗师，骂丁文江，其他人就不在话下了。李在会议结束前撂下一句：“有团结的力量，同时也有反团结的力量。”是在警告尔等小心：看清形势，不要做“反团结的力量”。另撂下一句，在行政工作位置上，只要人民需要，就要做到“一直到我不能做的时候”，这也是意味深长的。
    地质学界，可能也只有地质学界，就这样实现了改朝换代。实现大一统的中国地质界升起了“李”字号帅旗之时，竟然把死去15年的“丁大哥”拉出来献祭。
    1951年说“良心”
    1951年12月30日，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召开年会，李四光以学会理事长身份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后以《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了一些什么》为题，发表于多家报刊（此文改入《李四光全集》第8卷，pp236-259）。他在讲话一开始便营造了一个极端政治化的语境，从政治到学术，把“三座大山”的阴影投射到地质学界。列出了帝国主义进行“科学侵略”的各种方式，指认在地质学界已形成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买办学者集团”，完全抹杀了以地质调查所为标志的地质学界4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
    他要求每个地质学工作者须以对革命的正、反作用为标准，来检讨每个人以往的工作，由此引出了他自己虚晃一枪的检讨，又从“自我检讨”的隧道穿越到控诉丁文江。他是从自己在1936年1月完稿的英文《中国地质学》一书说起的：
    我那一本用讲演稿子凑成的《中国地质学》，匆忙地在伦敦出版，直到现在还没有能够像我所希望的那样，用中文写成在中国出版，就是现在我检讨自己，必须举出的一个实例。……这本书序文里，我提到丁文江。有一些地质工作者都明了，我自己尤其明了，并不是为了发展中国地质学的原因，欺负我最厉害的人，就是这个人。然而他死了以后，我还要瞒着我的良心恭维他：说什么他一生苦心为了中国地质事业工作，来表示我的宽宏大度，我这种虚伪的态度，岂不是自欺欺人？
    可能是习惯了英文写作，后边部分说得有些拗口。他要表达的意思应该是：丁文江是欺负我最厉害的人，他死后，我在《中国地质学》的序言中提到他，恭维说他一生苦心为中国地质事业工作。我这样做，是为了表示我的宽宏大度，这是瞒着我的良心的，是虚伪的，自欺欺人的。
    我们把历史镜头回放到1936年初，李四光在英国听李突然去世的消息时，他在“The Geology of China”（《中国地质学》）一书的“自序”中写下最后一段文字 ：
    As the preparation of my manuscripts drew to an end there came the sad news of the loss of a friend and highly valued colleague， Dr. V. K. Ting. It is perhaps not out of place if I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pay a tribute to this mand who worked so loyall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eological science in China.
    笔者仿旧时书面行文风格试译为：
    正当拙著整理脱稿之际，惊悉吾友贤僚丁文江博士谢世之噩耗。本书作者若假此时彰颂为中国地质科学发达而鞠躬尽瘁之丁君，或无不妥。
    当初以学者特有的方式深情悼念自己的朋友和尊敬的同事，16年后却又痛心疾首忏悔自己当年曾表达过的这份感情。
    人们不禁要问：李氏所说的“瞒着我的良心”，究竟是发生在1936年，还是发生在1951年？
    1952年说“进攻”
    中国科学院从1951年11月起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按统一部署，李四光在院部人员小范围内做过“检讨”。据《竺可桢日记》，李四光在3月20日下午的检讨中，谈到他“回国时受丁文江两次进攻，第一次要他到北大并兼农商部行走（行走，指旧时宫廷官府中无明确官职而承办具体事务工作的人员——樊注），第二次做北京图书馆副馆长事。”
    翻一翻历史旧账。
    丁文江关心朋友，很有“大哥”的风范，因此在朋友圈子中尊称他为“丁大哥”。李四光家中经济情况不好，回国之初，有学期交替的时间差，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到学校教课领薪。丁文江此时在农商部矿政司兼第四科科长职（《丁文江年谱》，pp145-146），安排李四光到科里工作，让他在北大开学前能拿上几个月的薪水。李到北大开课后，工作勤奋，但生活寒苦，丁又为他找一份兼差，出任国立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梁启超为馆长），即使取半薪250元，收入也有很大增加。
    关于后一件事，鲁迅在1925年底和1926年初的杂文中曾先后两次用以揶揄李四光。在双方论战中，李曾于1926年1月30日致函《晨报副刊》编辑徐志摩，声明任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每月只取半薪250元。（陈群等《李四光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pp70-71）。
    撇开各说各话的争辩，丁大哥对李四光出以援手是没有问题的。不晓得当年李是如何表达感谢的。弹指一挥，33年过去，两次援手变成了“两次进攻”。
    “进攻”一词，有其时代政治的语境。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告诫一些革命队伍的人从战场转向城市工作时会“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和“三反五反运动”穿插进行的。在“五反”中，常说有革命干部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而倒下去了。
    这就是说，李四光认为，他在历史上曾遭到过丁文江两次糖衣炮弹的进攻。
    33年前吞下了送服的糖衣，33年后，要打退进攻的炮弹。
    回望历史，在丁、李关系的履历表中，如果李四光在1950-1951年间讲的是真心话，1944年之前那些命名“丁文江”、劝驾出山、书序志悼、长沙谒墓、催促整理遗稿、参与丁奖授受活动等等，就显得虚伪；如果当年的那些行动是真情表达，则李四光在1950年后表现就极为费解。
    后来，丁文江这个名字似乎消失了许多年，偶尔会以“买办学者”的头衔出现在批判性文章中。李四光在后来的谈话中，有时说到丁文江，都与第四纪冰川有关。或许“庐山论冰”是埋在李-丁关系史中的一颗定时炸弹，引爆在1950年，笔者拟另文考述。
    （作者为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原中科院院史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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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佑

丁文江先生真大家、君子也。

云帆

第一次知道这些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