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银行家的情趣与理趣（丁文江咏竹诗的由来）

小熊

　　章诗依
　　手头的这本《叶景葵杂著》出版于1986年，书页已经泛黄。四个月前，我把它塞进已经临近超重边缘的行囊，带到香江之畔，在这座贵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的城市里，对着窗外森林般的高楼巨厦，时常拿出来翻阅，用来抵抗香江的潮湿与高温。
　　叶景葵，中国近代银行家，这是所有介绍他的文字中首先提及的身份。作为职业银行家，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叶景葵享有不菲的篇幅。199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十银行家》中，第4位介绍的就是叶景葵。近年来，在对民国历史的重新叙述浪潮中，叶景葵更是醒目地矗立于民国银行家群像中。
　　作为举人、进士出身的职业银行家，从1905至1945年，叶景葵在长达40年时间里担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一职。期间，兴业银行经历了它的全盛时期，资本和存款在十余年时间里列各大民营银行之首。茅以升主持设计和兴建钱塘江大桥时，叶景葵首先响应，联合其他银行组成贷款银团，共同投资200万元，浙兴自认一半。
　　更早些时候，他以三品京堂候补身份，在清朝倾覆之前，出任大清银行（中国银行前身）正监督，武昌起义爆发，叶景葵在辞职前数日，以长芦盐票三张向法商东方汇理银行作抵押借款，平息了一场因清皇室退位而引发的大清银行挤兑风潮。
　　不过，记录波澜壮阔的银行家岁月不是《叶景葵杂著》的重点，相反，它标举的，主要是叶景葵作为藏书家、文士的一面。这一个叶景葵，醉心古籍善本，雅好诗词文赋，在搜集、保存中国典籍和诗歌写作方面，均有独特成就。既在金融领域长袖善舞，又有极高的古典文化修养与浓厚的文人趣味，这种特质，在当时也不多见，于今时今日的世界，更成绝响。今日的世界金融中心，在森严的楼群间，浮动的是金钱、数字，衍生的欲望，恐怕不会有书香吧。《叶景葵杂著》计有《卷盫书跋》《卷盫札记》《卷盫文存》《卷盫诗存》《卷盫联存》五个部分，书跋列于首位，准确地标示了叶景葵的贡献。在赫赫事功之外，对文化古籍的整理和保存，是他一生中最精彩的篇章。五十岁以后，叶景葵致力于珍本的搜集，每得异本，必为之整比，详加考证，或记所闻，或述往事，或作评骘，或抒心得，经他手校以及请人校过的旧籍不下数百种。他撰写的札记，也多半是读书藏书的记录。这些题跋和札记，提示了治学门径，也是上乘的读书文字。
　　身为金融巨子，叶氏当然不差钱，但其搜书、藏书、读书，靠的不是暴发户的发烧、鲸吞，而端赖手眼和头脑。他嗜收稿本，多能发人所未发。收藏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稿本时，到手的是“故纸一巨包，业已烂碎”，他出资请人修补，使之完整如新，使这部重要的书稿重见天日。
　　奏疏、边疆史乘、近人日记，是叶景葵的收藏中格外留意的，这与他早年投身政治、做过封疆大吏的幕僚并且一直关注国运密切相关。《卷盫札记》揭示，收藏、阅读此类题材的著述，是叶景葵终生的兴趣。在阅读王侍郎奏议四卷时，他对这位道光、咸丰及同治年间载沉载浮的大臣颇致同情，并予以极高的评价，认为其所上奏章“侃直切挚，无影响之谈，无迂腐之论”，认为其是“中兴有数人物”，能力不在曾、左之下，只可惜朝廷使用不当，未能专才专用，以致“不能与成功诸贤辅相提并论。”这位王侍郎，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提到的680个各国人物中唯一的一个中国人王茂荫，他历任三朝的户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工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和左副都御史等高职，其货币观点被学术界评价为“我国封建社会货币理论的最高成就。”叶景葵对王茂荫的推重，与一般文人趣味的藏书家不同，这大概与其从事经世事务不无关系，可谓别具只眼。
　　近年来，清人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颇受史学界重视，而这部重要日记的保存，与叶景葵的眼光与历史感关系甚大。孙宝瑄生于显宦巨室，其父孙诒经光绪时任户部左侍郎，岳父李瀚章任两广总督，兄孙宝琦晚清时出任驻法、驻德公使、顺天府尹，民国时任国务总理。孙宝瑄本人曾先后任工部、邮传部、大理院等职。尽管功名不显，但是涉猎广博，交游广阔，与当时俊彦之士章太炎、梁启超、谭嗣同、汪康年、夏曾佑、严复等颇多往还。叶景葵与孙宝瑄为远亲，思想、识见上更接近，叶氏每入京师，都与孙宝瑄流连谈讌，成为莫逆之交。
　　在叶景葵眼中，孙宝瑄堪称光绪以来“读书明理之君子”，不但深谙历代兴亡得失、典章制度及沿革变迁，并且旁涉诸子百家与释道家言，更难得的是，还熟悉日文，对于来自日本方面的新书，无所不读，特别是对政治哲学尤为关注。孙宝瑄主张民权，赞同君主立宪，这些进步思想，叶景葵也深为认同。孙宝瑄的日记，论学、论政、论事，记录友朋间的酬酢，甚至家庭琐事、诙谐狎邪诸事，都巨细靡遗，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可惜，其中不少已经毁于兵火。叶景葵通过孙宝瑄妹妹说服孙家，将剩余日记送到合众图书馆保存。合众图书馆是叶景葵于抗战爆发后，有感于江浙一带文化典籍的散失，与张元济、陈叔通等人一道发起创立的，叶景葵率先捐献了许多珍本善本，1949年后，合众图书馆的图书由上海图书馆继藏。中国现代史血火交织，焚琴煮鹤，如果没有叶景葵的努力，《忘山庐日记》的命运实难揣测。
　　作为富于文人情趣的银行家，叶景葵主持兴业银行期间，极为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为此而创办了《兴业邮乘》，也即兴业内部发行的报纸。《兴业邮乘》每月一期，内容为兴业员工撰写的工作、生活心得，以及读书读报的感想。叶景葵将《兴业邮局》定位为兴业同仁“交换智识的工具”，不但自己带头供稿，还时常撰文阐发办这份报纸的意义，督促员工勤于供稿。在《兴业邮乘发行之旨趣》一文中，叶景葵写道：“凡物必有两端，学问之道亦然。有异同，必有是非，此之所非，即彼之所是。苟能平心讨论，必可折衷两端，以归于一是。然后择其是者以为鹄，而同人之所志所行，皆指共同之鹄以赴之。久之成为兴业之行风，亦可称为兴业学风。”在一个整日与真金白银打交道的机构里，由最高领导者文质彬彬地倡导学风，今日看来，实在是颇具古风的举动。
　　在《兴业邮乘》上，叶景葵曾经发表过一篇题为“与丁文江论竹”的短文，饶有情趣。文中说，民国二十三年在莫干山避暑时，正好碰到在莫干山养病的丁文江，二人纵谈甚欢。然而，一天晚上，两人谈到竹子时，却发生了冲突。叶景葵一向喜欢竹子，这从他的书跋中多有关于竹子种殖的文字可见一斑。未料，当他在丁文江面前称赞竹子的佳处时，立时遭到这位海归化学家的讥讽。更有趣的是，丁文江意犹未尽，次日专门写了一首五言诗送给叶氏，继续炮轰竹子。诗中写道：竹是伪君子，外坚中实空。成群能蔽日，独立不禁风。根细善钻穴，腰柔惯鞠躬。文人都爱此，臭味想相同。诗中，化学家显然将竹子做了拟人化，并做了道德层面上的发挥，火气十足，甚至有人身攻击之嫌。笔者猜想，要么是二人在什么话题上话不投机，要么就是这位化学家突然痴气爆发，否则，深受倡导宽容哲学的胡适器重的丁文江，不会作出这么激烈的举动。总之，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公案。
　　丁文江的诗，显然给叶景葵留下很深印象，使他在八九年之后，执笔为文，旧事重提。文中说，丁文江坚持己见，讨厌竹子，并非无因，因为那时候以竹造浆，不易腐烂，耗时久，成本高，纤维太短。而叶氏最近遇到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化学家，说用竹造浆技术已经取得突破，并且办法简单。叶氏为之欢欣鼓舞说，中国从四川到浙江，竹子沿山沿江到处都是，种类繁多，可谓原料丰富，“真吾国大富源也！”文末，他总结道：“因思学问研究，毫无止境，距在君（丁文江）之殁不过十余年，即竹浆一端，已完全变易原来之成见。使在君不死，其愉快如何！凡人又乌可固步自封，不肯追求日新月异之事业耶？”他并畅想战后在新安江两岸遍植竹林，建成一个造纸的专区。不过，理想与现实的距离缩短起来并不容易。时至今日，用竹子造纸仍存在许多复杂的问题，并未成为造纸业的主流。

　　从器物层面，丁文江对竹子的炮轰，如果还不失道理的话，那么他将叶景葵贬为百无一用的文人则说明他对后者太缺乏了解。叶景葵并非专事吟风弄月的文人，而是历练极为丰富的老江湖，当过很成功的幕僚，做过成功的实业，绝非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叶景葵还有一个特殊的爱好，即对畜牧业非常有兴趣。《卷盫文存》中，收有“畜牧要诀”一文，记载了畜养猪牛羊马的要诀。其中关于猪，叶氏写道：“猪性不尽愚蠢，能自救，能附群而取暖，能互相保护其子，可见亦有知觉也。人谓猪性好秽，此大不然。猪当暑月辗转于污泥之内，乃其性畏热，以此冷其身，且以避蝇耳。观其寝处之地，必择美好洁净之处而后眠，然则猪实好洁之兽也。”这些信息，今日看来，也够新鲜、有趣。在另一处书札文字中，叶提示后人，自己关于畜牧的知识，得之于田间地垄向老农的请益，可以验证，但未可轻视。
　　叶景葵的诗作不多，《卷盫诗存》共中收有99首。数量虽然不多，但特点鲜明。著名文献学家顾廷龙对叶氏诗作的评价是：“诗则宗尚人境庐之真率，信笔抒写，有自然高妙之致。”其实，或许是古典文化修养不足的原因，在笔者眼中，读叶氏的诗作，特别是七言律诗，已经有太多的障碍。不过，其中的一些篇章，理趣兼备，值得吟诵。例如五言诗“赠海昌朱肖琴”，受赠者是一个并非很有钱的商人，因为儿子早夭，遂在老家设立贷学金，救济同乡孤寒。叶景葵甚佩其行止，诗曰：“儒家贵无我，佛亦无我相。劳劳物我间，触念易生妄。誉儿每有癖，临财未肯让。蜉蝣阅旦暮，危得复危丧……”钱锺书评价陆游时，认为其平生有两大特点，一喜谈兵，二喜夸儿。对于世道人心的体察，叶氏与钱氏，可相颉颃。

云帆

呵呵，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云水禅心

恩恩……这段历史我不知道……

牛角瓜

丁家花园里，有几丛修竹！

小猫养红金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