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人物故事:丁文江

小熊

      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笔名崇淹，1887年4月13日生于江苏泰兴。他幼年早慧，10岁之前已读完“四书五经”，并广涉古代诗文，善属对，颇有“神童”之名。1902年，泰兴知县龙璋托他的朋友胡子清携丁文江去日本。在日本他没有上过正规的学校，却开阔了眼界，结交了一些“谈革命，写文章”的朋友。1903年江苏籍学生办起《江苏》杂志，先是钮永建负责编辑，汪荣宝继之，后由丁文江接任编辑。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丁文江决定转赴英国求学。
      丁文江先到苏格兰的爱丁堡，不久，进入乡镇司堡尔丁一家中学，他发奋苦读，“一年跳了三级”。两年后，便考入了剑桥大学。因学费太高，半年之后他便离开了剑桥。他到欧洲大陆游历一番后，于1908年入格拉斯哥大学，选习动物学，而以地质学为副科。到1910年，他把地质学改为主科，到1911年，他便以动物学、地质学双科毕业。1911年4月，他告别了留学7年的英国，踏上了归国的征程。7月底，他回到家乡泰兴。不久，他赶往北京参加游学毕业生考试，得了个“格致科进士”的头衔。
      1912年，丁文江在上海南洋中学任教。他利用这一年的业余时间，以生物进化论的观点编写了一本《动物学教科书》。1913年，他到北京担任了工商部矿政司的地质科科长。他到任后，先与北京大学商量，将其地质学方面的图书仪器借过来，先办一个简陋的研究班，后改成地质研究所，特请北大德籍教授梭尔格来帮忙。后来翁文灏自比利时留学归来，到研究所做主任教授，丁文江自己也在其中担任古生物学的课程。在丁文江的督率下，地质研究所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地质人才。1913年11月，丁文江奉命与梭尔格同到山西调查煤铁矿。1914年又独自去云南调查矿产，先后调查了个旧锡矿，东川、会理的铜矿，宣威一带的煤矿等。这次调查旅行长达一年，到过四川、贵州，其间记下了不少人种学方面的材料，并沿徐霞客当年旅行的路线，做了地理调查。他最崇敬徐霞客，后来写成《徐霞客年谱》，校补《徐霞客游记》出版。丁文江是第一个认识徐霞客的历史地位的现代学者。
      1916年，北京大学收回其地质学方面的图书仪器，续办地质系，丁文江将地质研究所改为地质调查所。此后北大地质系的毕业生就成为地质调查所青年人才的主要来源。1918年底，丁文江与张君劢、蒋百里等随梁启超出游欧洲作战后的实地考察，并为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做会外顾问。丁文江结束欧游，转道美国，在那里，他替北京大学邀请到著名生物学家葛利普来华任教。葛利普在中国辛勤工作26年，他的墓碑仍立在今天的北京大学校园内。
      1921年，丁文江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改到北票煤矿公司任总经理，但仍做调查所不支薪的顾问，而且负责主编《中国古生物志》，这份杂志创刊于1922年，15年中编刊了100册，在全世界科学界享有甚高的荣誉。他对其创办的地质调查所继续给予各种可能的帮助，为中国的地质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21年，在丁文江的热烈支持下，胡适出面，联络一些朋友组织起了一个“不公开的小团体”---“努力会”，第二年发刊《努力周报》。它最初主要是议论时势与政治。后来《周报》也发表学术文章。丁文江始终是周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在著名的科玄论战中，丁文江更是先锋和主将。
      科学上的论战和学术上的争论，从来不易有明确的结论。所以，不能简单地指出谁是谁非，作为历史定论。丁文江作为这场论战的关键人物，他当时强调指出，科学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一切知识都来源于实际经验，所以人生问题不可能离开科学获得真实的解决。他还强调指出，人为地将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分开，无限抬高精神文明的价值，是错误的。他特别强调指出，欧美大战绝不是科学的责任，也不是物质文明的责任，那些发动战争的人，恰恰都不懂科学。丁文江和他的战友们，面临中外新保守主义思潮---玄学的挑战，维护了科学的名誉，张扬了理性的权威，这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丁文江于1926年2月，为中英庚款的事南下，与胡适、王景春一起同英国派遣的调查团团员们先后在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做了调查访问，为确定英庚款的用途及管理办法搜集材料和征询意见。待他下决心接受孙传芳的聘请，做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的总办后，他就退出了这个调查团的活动，于5月间到上海就任他的新职务。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的中心任务，即是实施所谓“大上海”的计划，内容是“使上海租界四周围的中国地区成为一个模范城市，其结果应该成为我们要求取消外国租界的基础”。因得江苏省政府的充分支持，加上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大牌子做后盾，丁文江干起来颇有兴致。他在任8个月，工作颇得进展，首先是初步创立了统一的上海市行政，把过去分属不同衙门管辖的南市、闸北、浦东、沪西等等通通统一在“大上海”的管辖之下。随之统一了财政，并开始创办现代的公共卫生行政，从而为后来的“上海特别市”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至于为收回租界准备条件方面，丁文江主要经办了收回会审公堂一事。此事实在情形很复杂，评说颇不一致。不过，丁文江因做上海商埠督办公署总办而遭到许多进步人士的指责，倒并非因为他收回会审公堂的事没有办好，而是因为他是军阀孙传芳的主要干员，且有查封国民党党部、镇压工人起义和封禁报馆等等举动。当时在欧洲留学的傅斯年曾对胡适说：“丁文江该杀”。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10月进占武汉，11月进占九江、南昌，孙传芳的主力被打败，已陷入穷途末路。12月11日，因交通事故，丁受伤住院，31日，丁文江正式辞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的职务。丁文江在避居大连期间，校订刊印了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接着又整理《徐霞客游记》，并补撰《徐霞客年谱》，制作《游记地图》，与《游记》一部刊行。这是中国现代科学家第一次张扬两位古代科学家的事迹。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昔日视为革命之敌的丁文江，现在被视为有用的科学人才。首先是广西当局邀请丁文江去帮助他们做一番地矿调查，他在广西走了不少地方，于西部、中部、北部调查尤较详细，着重考察了锡矿与煤矿，还绘制地质图，采集标本化石，研究地层系统及地质构造等。这次调查所得地学方面的材料，成为5年后他参加第16届国际地质学会的论文的基础。
      1928年10月，丁文江满载标本化石离开广西，于11月初回到上海，稍事停留又复北上，在北平停留一段时间，利用那里地质调查所的条件，整理研究他所得的材料。1929年秋，应西南各省当局的要求，地质调查所组织人员赴西南做大规模的地质调查，丁文江任总领队，从四川分路进抵云贵高原。1930年夏天，结束西南调查，回到北平。10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设立编译委员会，由丁文江的好友胡适主其事，丁为编译委员之一。
      从1931年起，此后的三年多的时间，丁文江做了北京大学的地质学研究教授。他对教书很有兴致，对学生极有热情，特别喜欢在朋友面前夸奖他的好学生。为中国培养地质学人才，这是他最心甘情愿的事。他的许多朋友都非常叹服他的做教师的那种尽职的精神。由丁文江创办的地质调查所，这时遇到难以克服的财政危机。为此，他东奔西走，呼吁哀求，想方设法，挽救这个科学机构。1933年4月17日，他写信给胡适要求中基会给予援助。1934年6月，因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丁文江被聘继任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从此，他大部分时间不在北方了。
      丁文江除了协助院长蔡元培，协调各研究所的工作，处理日常院务之外，他的眼光仍特别注视着中国的地质事业。他劝当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务必办一个完善的高水准的地质系。罗家伦即表示聘他做地质系主任。丁以中研院规章不许兼职，乃荐他的一个学生担任系主任。自己勉任名誉教授，协助规划。该校的地质系果然办得相当有成绩。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先生，即在中大地质系任教，后来有南黄（汲清）北李（四光）之说。亦可见中大地质系的地位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丁文江与胡适经过商议，认为在对日问题上，应该在不丧失主权的情况下，与日本妥协，抓紧时间，整理内政，争取国际的援助，待机收复失地。在内外严峻的形势下，他们觉得有必要有系统地发表他们的意见，以引起国人的讨论。几经磋议，他们于1932年5月创刊了《独立评论》。
      《独立评论》是一种同人刊物，是靠社员捐献个人收入的5％积累起必要的资金才办起来的，而且作者一律不取稿酬。丁文江在这个刊物中发表的文字仅次于胡适。该刊从创刊到七七事变爆发，共出了244期，发文1309篇，丁文江发了68篇（另有一篇是他死后作为遗文发表的）。这68篇文字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漫游札记（40篇），一类是时论与杂文（21篇），游记中也有涉及时论的文字。他的游记又分两大部分，一是他历次做地质调查时写的札记，二是《苏俄旅行记》。
      丁文江的时论文章最有分量的是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辩论。他原是个精英主义者，认为“天下的事业，没有哪一件不是少数人做成功的”。1933年到美、欧、苏俄走了一圈之后，在民主与独裁的争论中，他明确主张实行“新式的独裁”。他认为，中国没有实行民主政治的起码条件。他的“新式的独裁”，是主张少数人能够充分结合起来，共同为国家尽职尽责。具体说来，他提出四条：独裁的首领要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独裁的首领要彻底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质；独裁的首领要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独裁的首领要利用目前的国难问题来号召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的情绪与理智，使他们站在一个旗帜之下。这种开明专制式的新式独裁，在当时的中国也没有实现的可能。只是，在丁文江看来，也许比实行民主政治的困难来得要小些。
      丁文江时论文章的另一主题是讨论对日问题。他虽不赞成与日本正式开战，但是，他也不赞成完全不抵抗。他认为，抵抗是图生存的唯一途径。
      如不抵抗，日本必得寸进尺；只有抵抗，才能使敌人付出高昂的代价，耗其国力，促其反省。而且，只有抵抗，才能唤起国际同情，争得援助。为了抵抗，他曾向蒋介石建议三条：第一，要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第二，要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第三，要立刻与共产党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不相互攻击。这是他1933年1月发表的主张。这在当时，应算是很有见地的了。
      1935年，华北危机，国民政府曾作战略退却的打算。丁文江负有相应的使命，于当年12月，到湖南粤汉路沿线调查煤炭资源的实况，兼为北方几所大学勘察迁校可供选择的地址。不幸，到那里工作没几天，就因煤气中毒兼脑中枢血管损坏而一病不起，于1936年1月5日在长沙湘雅医院病逝，终年只有49岁。（耿云志 左玉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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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黄桥

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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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真真的男子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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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桥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