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中发现儿童的身影

dovebear

《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熊秉真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版,38.80元。

　居敬　　□研究员，香港
　　有谁在乎孩子吗？
　　“历史学跟其他许多学科一样，过去并没有自然而然地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卑微、尚无显赫势力、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的人或事，年幼的孩子不过也属于‘空白’现象的一小部分。”熊秉真博士以如此沉郁的语气和文辞，在《童年忆往》开门见山地呼应了全书副题“中国孩子的历史”，并且在书中细细描述了这群笔不能书、口不能言的稚弱生命的生长经验与行止心态，为我们勾画出多被忽略、常遭遗忘的“童年之往事陈迹，中国孩子之过去”。
　　熊秉真博士先后求学于美国哈佛大学与布朗大学，历任台湾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等校历史系、所教授，现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童年忆往》一书，真正反映了熊博士一直坚持的中国历史上儿童生活与健康问题的研究重点，并呼应了她此前成书的《幼幼：传统中国的襁褓之道》、《安恙：近世中国儿童的疾病与健康》等相关著作，而且已经摆脱了前论中以医疗文化为主的单一视角，转而尝试更为繁复综合的研究层面。事实上，熊博士的儿童研究所采取的路向无疑源自法国学者菲利普·阿里埃斯的名著《童年的世纪：关于家庭的社会史》，承继的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史学界对儿童和童年历史的关注。但与原本主要以欧美历史为中心并附属于家庭史研究的儿童史研究不同，熊博士的这本著作强调阿里埃斯的观点与思路难以尽然涵盖中国的特殊经验，并将中国儿童与童年史放在更为广阔的家庭史、社会史、医疗史、文化史、教育史及人口史诸领域视野中加以考察，对中国读者来说自是别有吸引力与亲切感。
　　人们从来在乎孩子吗？注意到孩子的是些什么人？年幼的生命留下了哪些痕迹？他们诉说着怎样的故事？历史上有没有孩子？孩子们能不能有自己的历史？在开篇两章里，熊博士提出一连串我们平素少有深思的问题，看似平常，实则句句关乎研究所涉及的材料与方法。许多人之所以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儿童史，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儿童史研究材料与方法之特殊。在传统史家所熟悉的史籍、方志、笔记等史料中，关于儿童之史事或零碎难辨，或散落难集，或荒渺难稽，几似无史可查。但是，“没有人能否认过去千百年间，有许多孩子活着，那么关于他们的生活，历史上所留下的资料能刻画出怎样的一些痕迹呢？”
　　中国人对儿童的态度
　　熊博士提出，事实上中国过去的确留下了好几类可以透露儿童生活情状或者曾经影响童年经验的文献：一是“训示性”、“指导性”的素材，如《礼记》、《三字经》、《百家姓》、《童蒙训》等；二是“描述性”、“记录性”的材料，如历代个人传记开头所描述的传主幼时情事、年谱中执笔人整理的谱主小时的重要经历、士人书信里叙及幼年的追忆乃至家谱、族谱中对幼龄成员的集体性载记；三是“实证性”或“技术面”的信息，如幼科医书、法律档案、经济史材料、人口资料等；四是“艺术性”或“想象性”的材料，如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西游记”、“目莲救母”、“哪咤”、“封神榜”等故事、“二十四史”中各朝留下的二百六十四首童谣，甚至还有艺术品中货郎图、婴岁图、耕织图透露的蛛丝马迹。
　　在分析中国儿童成长的外在环境时，熊博士主要关切的是稚龄幼教的启迪、性格和价值观的塑造，并特别指出中国传统幼教主流文化数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成人中心”或“长者为尚”、“功能论”或“目的至上”、“道德色彩”、以“严厉管教”的实践方式达到上述目标。熊博士指出，旧时中国人的伦常里讲求长幼有序，不仅代表长幼共处时要有尊卑之礼，而且也代表一个人人生旅途中，由出生而长成，由少壮而老年，会循一定自然之程序发生。如在年节仪典中，儿童跪于父母面前，代表行礼，也代表聆训，更代表世代子孙面对祖宗，生命由此在文化与形体上达致一系相承、绵延传递、祖宗崇拜、家族延续的意义。
　　与我们印象大相径庭的是，我们所熟知的识字诵经等智育活动，其实并非历史上中国人对孩子的主要态度，而仅仅是明清时期士人家庭对其幼年子弟所专执的教导方式。明清士人家庭整个幼教的大前提不过是训练子弟出人头地，成为科举仕宦途上的优胜者，为此务必辅导幼儿步步踏上读书仕进之道，其法有三：设法说服、诱导或胁迫子弟自幼择定读书仕进的人生目标；极力奖励并训练子弟养成好静而不好动的固定性格；尽量禁止儿童发展出广泛的好奇心与多样的兴趣取向。如阅至此，不耸然动容者当鲜矣。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近世幼教文化中存在着“两大路线之争”：前述主澹静、恶嬉戏、重管束的幼蒙之法属于程朱理学，而中国传统幼教文化中本还有强调自由自然、鼓励舒畅活泼、反对拘束体罚的陆王心学一支。熊博士在“省思与争辩”一章中更是提出，王阳明的“良知说”与衍为近代思潮根源的西哲卢梭在《爱弥儿》中体现出的“谦逊而具善意”的幼儿观可谓不谋而合。惜乎中国强势的政治制度影响了家族的价值与幼教方针，幼教方针又转而形成社会强势文化与特定的心理人格，故此儿童的属性也伴随着幼教的普及及其内容气质的转化，“有化私为公，捐家庭而入国家之走向”。熊博士以有明而晚清、民初塾学教材之产生与演化为例，对私人生活型态与政治文化特质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彻整全的梳理分析，令人拍案称奇。
　　成人应该成长得像儿童的样子
　　熊博士指出，“儿童”与童年和民族、阶级、性别等因素最大的差异在于，“这不是一个固定、恒常的划分，而是一个随时间会蜕变、消逝的角色、身份、状态”。儿童与童年以及它们所相对的成人与成年，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不断变化与不断定义中的时期与阶段。因为无论是“年龄”抑或“人生阶段”，都既是定价值规范社会、形成人生经验的关键性因素，又反过来折现出整体的社会对某一群体人们行为方式与观念心态的规划、处置、态度与期望。《童年忆往》与《童年的世纪》取得共识：“童年”是个由社会、历史、文化构建的概念，“所有的历史都带有婴幼与长成，长幼各相代叠共生的经验与记忆”，但不同的历史会对应着不同的“童年”意识。
　　英国历史学者哈利·亨德里克斯尝言：“如果说女性是被掩藏在历史里，那么儿童更是被排除在历史之外。”我们不难发现，某些文化有意无意地鼓励“成人化的儿童”，即以“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说辞模糊和取代了童年的文化意义与人道价值；更甚的是，这些文化还在事实上创造着扭曲和畸形的“儿童化的成人”，即过度地、片面地抽离和强调童年涵义中的教化、驯服、管束诸因素，却避而不谈乃至公然忽视童年中的去虚饰、去欺妄、去雕琢诸因素。其实，杜威早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就指出：“关于同情的好奇心，不偏不倚的敏感性和坦率的胸怀，我们可以说，成人应该成长得像儿童的样子。”可惜的是，总有某些文化既没有勇气做担当负责的成人，又不能率性做抱持本真的儿童，于是唯有守着礼崩乐坏、黯淡灰败的“成人世界”。
　　我们的历史常常是没有人的历史，我们则成了没有历史的人。熊博士在《童年忆往》为中国历史“添加”和“补足”了儿童的部分，为我们重新“发现”了孩子的身影，增加了对童年的关怀和了解。这可以说是做出了一种示范：由恭述帝王将相、贵卿哲人的伟大，转向描画寻常百姓、农工士卒的凡常；由堂皇、浮浅、僵化的宏大领域的制度史、思想史，转向隐涩难见、琐细微弱、曲折复杂的个体领域的私人史、生活史。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应该侧耳倾听每一段童谣儿歌、啼笑咿唔、初声稚语，凝神注视每一次蹒跚学步、游戏玩耍、幼教训蒙，因为童年不仅仅是童年，还代表了一个国家的面貌、一个民族的心态、一种文化的胸怀。

小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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