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刚《不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丁文江》

小熊

丁文江

　　如果说胡先骕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毛泽东语）的话，那么，丁文江则毫无疑问是中国地质学界的老祖宗。当然，丁文江的成就绝不局限在地质学这一专业领域，在历史学、人种学、古生物学等学科中，丁文江都有杰出的表现。可以说，丁文江也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通才。1936年丁文江死后，胡适还曾对他有过这样的评价：“一个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这一个天生的能办事，能领导人，能训练人才，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胡适《丁文江传》第2页）

　　同时，作为《独立评论》团体的核心成员，丁文江与胡适一样，都是民国时期的自由主义者，甚至是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他曾在《独立评论》上发表过一系列的文章表达其对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独立思考。
　　在捍卫言论自由与反对国民党的党国体制上，丁文江展示了他作为自由主义者的精神底色。1932年7月，丁文江发表《中国政治的出路》一文。在文中，丁文江主张：
　　第一，国民政府绝对地尊重人民的言论、思想自由。这是和平改革政治最重要的条件。……第二，国民政府停止用国库支出供给国民党省县市各党部的费用。……第三，国民政府明白规定政权转移的程序。……（《独立评论》第11号，第4页）
　　然而，考察丁文江的思想，我们不得不指出，在人生观、经济、政治各方面的主张上，丁文江似乎又陷入了极权主义的沼泽，而这种不纯粹、不彻底的自由主义，往往不仅不能够通往自由之路，更有可能是通往奴役之路。
　　“舍己为群”的人生观
　　不论是在1920年代“科玄论战”时期，还是在1930年代的《独立评论》时期，丁文江都曾明确主张他的人生观之一就是：“为全种万世牺牲个体一时。”
　　这种人生观违背了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个人自由。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个人自由是不可让渡的底线原则。而丁文江的这种人生观，却主张为了集体的自由而牺牲个体自由。
　　这种人生观与苏俄所宣传的思想观念颇为一致，这也导致了丁文江对苏俄的盲目赞美。
　　1930年代，丁文江在参观苏俄后，曾在《独立评论》中连载他的《苏俄旅行记》，其中就有许多赞美苏俄的文字。当丁文江离开苏俄的时候，在火车里，他曾自问自答：
　　“假如我能够自由选择，我还是愿意做英美的工人，或是苏俄的知识阶层？”我毫不迟疑地答道：“英美的工人！”我又问道：“我还是愿意做巴黎的白俄，或是苏俄的地质技师？”我也毫不迟疑地答道：“苏俄的地质技师！”（《独立评论》第137号，第21、22页）
　　丁文江的这段自剖，不禁让人想起萧乾的经历。1949年初，留在香港的萧乾面临去留的抉择，而最终影响他做出选择的关键因素则是他童年的经历。萧乾多次想起了童年时代在北平看到的“白俄”的处境，当然，他也不愿意当“白华”。最终，自由主义者萧乾决定留下。
　　萧乾的抉择让人禁不住做一个假设。假设丁文江活到1949年，当他面临抉择的时候，他会做什么选择呢？估计他很可能跟萧乾一样，做出“留下”的选择。
　　丁文江这种“舍己为群”的主张与他的好朋友胡适是背道而驰的。这可以从丁文江、萧乾与胡适对“白俄”态度的不同看出来。当丁文江、萧乾看到“白俄”处境的时候，他们最终不愿意离开国家。在胡思杜写的《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到胡适对“白俄”的态度，胡思杜曾批判胡适说：
　　全国胜利来临时，他离开了北京，离开了中国，做了“白华”，他还盛赞“白俄留居异土之可贵”。
　　在集体自由与个人自由面临抉择的时候，胡适坚定地捍卫个人自由。在《介绍我们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胡适写道：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 “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在“家国情怀”与个人自由之间，胡适遵循的原则是富兰克林的原则，富兰克林曾有名言：“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胡适当然也爱国，但是，在鱼与熊掌不可得兼之际，胡适选择了自由。而作为自由主义者的丁文江与萧乾，浓烈的家国情怀则胜过了对自由的情感。
　　1950年代，留在美国的胡适为了纪念死去的老朋友丁文江，开始撰写《丁文江传》，在这本传记中，胡适曾系统地批评丁文江的这种观念，他写道：
　　但是他（丁文江）的“宗教心特别丰富”的情感使他相信“为全种万世牺牲个体一时”就是宗教。他的情感使他不能完全了解这种宗教心可以含有绝大的危险性，可以疯狂到屠戮百千万生灵而还自以为是 “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第123页）
　　经济平等的迷恋者
　　在经济观念上，丁文江对“经济平等”的偏爱也使他的自由主义主张不纯粹，在《我的信仰》中，丁文江写道：
　　我一方面相信人类的天赋是不平等的，一方面我相信社会的待遇 （物质的享受）不可以太相悬殊。不然，社会的秩序是不能安宁的。近年来苏俄的口号：“各人尽其所长来服务于社会，各人视其所需来取偿于社会”，是一个理想的目标。（《独立评论》第100号，第11页）
　　在丁文江看来，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结局就是社会阶层严重地贫富分化，而贫富的分化则会带来社会秩序的紊乱。由此他对苏俄的试验抱有很大期待，在《评论共产主义，并忠告中国共产党员》中，他写道：
　　我虽不赞成共产主义，我却极热忱地希望苏俄成功。没有问题，苏俄的共产是一个空前大试验。如果失败，则十五年来被枪毙的，饿死的，放逐的人都是冤枉死了，岂不是悲剧中的悲剧？而且我是相信经济平等的。如果失败，平等的实现更没有希望了。（转引自胡适《丁文江传》第192页）
　　正是对经济平等的期待，使丁文江对市场经济比较反感，他青睐的则是苏俄的经济体制：计划经济。
　　丁文江青睐于计划经济，很大程度上是受凯恩斯的影响。在宋广波的《丁文江图传》中曾写到丁文江留英期间，“经济学方面，凯恩斯的书他每本必看，深受其影响”。而凯恩斯在经济学上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政府直接干预经济”。
　　另一方面，当时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和苏联的五年计划经济的成就也是丁文江支持计划经济的重要因素。
　　1929年美国的经济危机导致当时知识分子普遍对市场经济的怀疑，而罗斯福新政的成绩则使人们看到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好处。
　　而1930年代丁文江访俄之后，看到了苏俄五年计划经济之后经济建设的成绩。对于苏俄所取得的经济成绩，丁文江颇为羡慕，基于对国家富强的期盼，丁文江开始迷恋计划经济。在这一时期，除了胡适之外，丁文江、吴景超、张慰慈、翁文灏都成了计划经济的拥护者，而在1949年的选择中，他们也大都选择留在了大陆。
　　“新式独裁”的鼓吹者
　　1930年代的丁文江，除了在经济上主张计划经济之外，在政治上则鼓吹“新式独裁”。
　　丁文江之所以有此主张，与当时的世界潮流有关。
　　1930年代的世界，随着德国纳粹的兴起、苏俄共产主义的推广以及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独裁政治再次成为潮流。因为这些独裁国家在当时都显得很强大，因此，为了使中国快速强大起来，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最好的方式似乎是以独裁对抗独裁。在丁文江看来，为了国家领土的完整，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自由主义应该抛弃，在《再论民治与独裁》中，他明确写道：
　　在今日的中国，新式的独裁如果能够发生，也许我们还可以保存我们的独立。要不然只好自杀或是做日本帝国的顺民了。我宁可在独裁政治之下做一个技师，不愿意自杀，或是做日本的顺民！（《独立评论》第137号，第22页）
　　除了当时的国内、国外形势，丁文江主张新式独裁还与他的思想有关，丁文江一直主张“少数人的责任”，对于那些没有知识的文盲，丁文江虽然同情却也轻视，在丁文江看来，要使中国政治上轨道，主要靠领袖人物的新式独裁，那些没有知识的人只需要跟从领袖指明的方向就行了。
　　而且，在丁文江看来，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实施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他认为，民主宪政的实现需要很高的条件，要实现民主政治，至少绝大多数人都应识字，同时还需要绝大多数人对政治有热情能够积极参与。而当时的中国，还存在大量的文盲。
　　丁文江的这种主张，与胡适所主张的“民主政治只是一种幼稚园的政治”完全相反。在胡适看来，让一个不会游泳的人学会游泳，最好的方式则是让这个人立即下水。而在丁文江看来，既然这个人学会游泳的时机还没有成熟，那就不要去学游泳。丁文江这种“人民素质低下不宜实施民主宪政”的主张是很讨专制者喜欢的，也容易被专制者利用。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民主与独裁论战中，那些主张新式独裁的学者，除了做了国民政府高官的蒋廷黻与壮年早逝的丁文江之外，像吴景超、钱端升等人在1949年都选择了留在大陆。
　　丁文江死于1936年，距今快80年了，我们回头再看他的思想主张，深深感觉到的是人生的一种反讽。一个受过英美教育的自由主义者，为了国家自由放弃了个人自由，为了所谓的“经济平等”主张计划经济，为了反对日本的独裁与侵略主张中国的新式独裁。这样的自由主义者未免不太纯粹，眼光也未免浅显。
　　试想，没有了自由的自由主义，还是真正的自由主义吗？套用胡适的话来回答：缺少了自由的自由主义，就像“长坂坡里没了赵子龙,空城计里没了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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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帆

关于丁文江的文章真不少

幸福一生

云帆 发表于 2013-4-25 08:32
关于丁文江的文章真不少

可以查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