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农村学校撤并何去何从【李新玲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11月23日 02 版）】

景朗陶瓷

21世纪农村教育高峰论坛上公布的一系列数据，着实让人沉重：《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显示，2000年到2010年，在我国农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几乎每过一小时，就要消失4所农村学校。对十省农村中小学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小学生学校离家的平均距离为5.4公里，农村初中生离家的平均距离为17.47公里。（《燕赵都市报》11月19日）    近些年，伴随着学龄人口的减少，学校适当调整是一个自然过程，但这个过程在其他力量的推动下，撤并速度之快、幅度之大超出想象。十年里，全国小学学生减少了37%，学校减少了52%。可以说，许多地方学校撤并的规模幅度，远远大于学生减少的幅度。
    学校大规模撤并的原因，到底是学龄人口减少、人口流动加快、提高教育质量等因素造成的，还是诸多非教育因素——比如地方财政困境、行政化的推动、城镇化驱动和效率优先——驱动的结果？这就需要对教育政策演变进行分析。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内蒙古、宁夏、山西、辽宁等省份就开展了局部的中小学布局调整。1995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1998年教育部明确提出“合理调整中小学校布局”。
    1999年6月，国家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出“农村学校从现实和长远出发，更应优化结构，调整布局，适度集中办学，加速改革发展”。虽然相关政策中，有“要方便学生就近入学”、“在交通不便的地区，仍需保留必要的教学点”、“对农村学校适当合并”等要求，但一些地方政府在落实中，“选择性施政”，片面追求教育效益，盲目撤并学校，以达到降低教育成本的目的。
    2008年之后，许多地方撤点并校的动机逐渐复杂化。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调查显示，有些地方明确通过撤并学校带动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通过“学校进城”迫使学生进城；有的地方还总结出“小带大、大带小”、“以校扩城”的经验，大建“教育园区”和“教育城”，将教育当成拉动城市化的工具和手段。
    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利益群体——农民恰恰缺位，他们没有参与决策的机会。学校撤并带来的问题，如今逐一显现：农村孩子上学路途远，农村家庭教育负担加重，低龄寄宿大幅增加，生活设施缺少，学生营养状况堪忧。
    与此同时，辍学率开始回升。河北省教育厅巡视员、中国教育学会农村教育分会理事长韩清林经过统计数据分析，发现近四年来，全国小学的辍学率从5.99‰上升至8.8‰。
    撤点并校的负面效应，得到国务院的高度重视，2012年9月，发布了《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明确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暂停学校撤并。
    长期以来，学校是农村精神文化的中心，教师是乡村社会的知识分子，对于乡土文化的传承、文明的进步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学校教育是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意志、国家的意识形态、国家的符号和价值在村庄最好的渗入和载体。曾有学者把学校形容为村落中的国家。
    在农村教育高峰论坛上，台湾台东大学教育系讲师、曾任台东县教育处长的汪履维介绍，目前台湾2700所小学中，约600所是学生在100人以下的小规模学校。在台东县三分之二以上的学校，学生不到100个人，50%的小学不足50人。但是不能撤，因为这样做会造成很多问题。
    在我们建设的美丽乡村中，学校应该是必不可少的一景。如今，农村学校的消失、儿童的离开，已经造成了乡土文化的断裂、乡村文明的弱化。
    韩清林，这位河北省教育厅前副厅长，曾在2010年参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0年)》小学义务教育、学前教育阶段的起草工作。如今他自我检讨：“只是提出了进行学校标准化建设，而没有提学校规模化和教学点的保留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有责任的。”
    教育无论从形式还是到效果都是一个长期过程，农村教育政策的制定，需要通过充分的论证和科学的数据支撑，撤并乡村学校，应该充分考虑农民的利益主张。如何建立必要的民主程序，通过广泛的公众参与，推进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仍然是我国教育改革有待解决的重大命题。

和谐黄桥

和谐黄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