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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先生
核心提示：傅斯年在文章中写道，在君的一生，最为一般有革命性，或冒充有革命性者，所最不了解或责备的事，就是他之就任淞沪总办，当时在巴黎读书的傅斯年，并没有见过丁文江，只是听说他与军阀勾结，三次对胡适说回国后第一件事要杀丁文江。
凤凰卫视2012年10月6日《我的中国心》，以下为文字实录：
曾子墨：在中国近代史上曾有这样一个人，蔡元培称其为“我国现代稀有的人物”，胡适赞其为“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傅斯年则说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甚至法国著名哲学家罗素也称赞他是“所见中国人最有才华最有能力的人”，但就是这样一位备受赞誉的人物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却说，“在君的德行品质，要让英美去了解”傅斯年也说“在君之对国家，或者外国人看得清楚些”，一语成谶，数十年后再提起他的名字，国人脸上都是茫然不知的表情，他不仅是中国地质学的拓荒者，其身影还频频出现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他就是中国地质学奠基人、科学大家丁文江。
天生能办事 丁文江
丁文江（1887-1936）中国地质学之父
解说：大凡人有异禀，长相也别具风采，胡适在怀念丁文江的文章中这样描述他，矮矮的个子，敦实的躯体，显得敏捷和果断的眼睛，尤其是他虯起的德国威廉皇帝式的胡子，都是小孩子和女人见了害怕。他对于不喜欢的人，总是斜着头，从眼镜的上边看他，眼睛露出白珠多，黑珠少，怪可嫌的。就是这位相貌怪异的小个子，开辟了中国地质学的新时代，由于热衷于社会精英参政议政，几十年后他的政治生涯还在为某些人所诟病。
字幕：今日中国在思想上，在社会伦理上，在组织上，依然甚多荒古的现象，这是不得了的。丁在君是“近代化中国”的大队中最有才气的先驱。—傅斯年
解说：1911年5月从昆明入贵州的山路上，一个装了假辫子，留了小胡子，穿着马褂袍子的年轻人行色匆匆，他就是丁文江。刚刚获得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与地质学双学士学位，丁文江学成归国后的第一件事，不是衣锦还乡告慰父母，而是带着满腔热忱，开始了在中国大西南的徒步旅行，为他日后的西南大考察奠定了基础。
潘云唐（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从昆明他就徒步或者是骑马，或者是徒步，过去有驿道，就往东，经过贵州，云贵高原就一路旅行，当然贵州的黄果树瀑布这些他都经过了。在路上呆了一两个月，他就是一个是旅行游览，做很多记载。同时他也用那个罗盘，指南针测地势高程，海拔标高，他也做了这些工作。
解说：1913年6月，丁文江利用北京大学地质科停办后闲置的图书标本，由农工商部出面开办了一个地质研究所，他自任所长。以他和留日归国的章鸿钊，由比利时归国的翁文灏三人为教学骨干，招生三十名，他亲自教授古生物学等课程。后来这批学生中，虽然只有18人顺利毕业，但却成为了中国地质学科研方面最早的骨干力量。
1918年丁文江结识了一位重要人物梁启超，作为北洋政府一个小小的科技官僚，丁文江在政治上默默无名，但在科学方面却大放异彩，恰逢梁启超组建民间代表团赴巴黎和会，经人推荐丁文江走进了梁启超的政治圈子。
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梁启超这个代表团的组成呢，它是有各方面的人才，有科技方面的，有军事方面的，像军事方面的就请了这个蒋百里，科技方面呢当时就请了这个丁文江。
宋广波：丁文江教梁任公学英语，而且梁任公在欧洲发表演讲很多都是丁文江做翻译。
解说：胡适、傅斯年等人习惯称呼丁文江为“丁大哥”而丁文江却戏称梁启超为“小孩子”，相处不足月余，丁文江就直言梁任公不适合做政治，应该彻底脱离，据说梁启超当时就反问，谁适合做政治呢？丁文江答，当然是我。
欧阳哲生：他受到罗素等西方思想家的影响和鼓励，他们希望这个知识精英，或者知识分子的这个高级知识分子应该介入中国政治，参与中国政治。那么这个参与呢，实际上就是改造中国的政治，或者改良中国的政治，对中国政治呢施加影响。
解说：在地质调查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丁文江突然决定改行，他辞去了地质调查所所长的职务，做起了北票煤炭公司的总经理，关于他这一举动，后世评说纷纭。
宋广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那么他为什么辞去这个地质调查所的所长，做这个北票煤矿公司的总经理，他有一个观念，还是从政治上来的，他说做政治首先要有自己的基础，什么基础，经济基础。他说如果没有自己的职业，去投身政治的话，就成了职业的政客和官僚，他说北洋的政治黑暗腐败，因为这些人就是一帮职业的政客和官僚靠政治来吃饭，他说我有了职业我有了经济收入，我就再来谈政治，那么我就不是靠政治来吃饭了。
解说：从1913年出任工商部矿政司一个小科长算起，到1921年辞职，丁文江在衙门里足足待了八年，有学者认为丁文江离开专业领域转做实业，是由于他的政治抱负。但也有人认为，当时丁文江之所以做此选择，是由于囊中羞涩，家庭负担太重。
过静珺（丁文江侄子丁海曙之妻）：不但是要养着继母，还有四个弟弟，主要养他四个弟弟，还有他的侄子的上学，而那个时候呢他在二几年的时候，1921年的时候，那时候丁文渊就到德国留学了，到瑞士去读医，上的是医学，学费比较贵，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丁文江全部负担起来了。
解说：胡适曾说丁在君所做的那一箩筐的事情，薪水不但很微薄而且往往领不到，做官十年，他竟无积蓄，政府欠薪，弄得他到了“衣食都不周全”的困境。尽管如此，当丁文江得知次弟丁文渊申请国家留学补助时却很生气。
丁明远（丁文江侄子）：当时他在德国听到中国有奖学金，因为他的成绩各方面，都有资格申请奖学金，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哥哥丁文江，他说我有机会申请奖学金，希望你关照一下。
解说：丁文江很快给弟弟写了封回信。
过静珺：他就说了一下，你要晓得中国比你更聪明、更用功、更贫寒的子弟实在是不少，他们没有你这样的一个哥哥替他们来付学费，他们想要出国深造的话，唯一的出路就是争取官费，如果多一个空额呢就可以造就一个有为的青年，他说你仔细考虑一下，是否要靠人事关系找一个官费的空额，劝你不要费这些心事。然后他说了，我答应担负你的学费，如何节省筹款那是我的事。
解说：丁文江以六千元的价格卖掉了房子，用来维持四弟留德的学费，因此胡等人认为，当时丁文江去办北票煤矿，正是由于经济原因，不管目的如何自从有了丁文江的加入，北票煤矿公司起死回生。
潘云唐：他懂地质啊，所以到了那里把很多煤矿都找回来，他又会管理，现代的经营管理方法，他一到那儿很快那个煤矿就扭亏为盈，当时这个日产两千吨，年产就七八十万吨，在当时全中国的煤炭产量还不到一千万吨，你说它那个简直是全国数的上的大煤矿，所以他你看是个科学家他也能够办的出来企业。
解说：在做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的同时，丁文江用各种方法提醒着自己，他曾写过一篇文章，《一个外国朋友对一个留学生的忠告》对话双方是他内心的两个自己，外国朋友问道，你出来做买卖，政治就会清明吗？留学生答，自己也知道不能放弃政治，所以在经商之余，也拿余力来谈谈政治，外国朋友反驳，政治是要全力干的，不是以余力来消遣的，所以我一面祝你买卖成功，一面希望你不要忘了政治。通过内心深处两个自我的对话，丁文江更坚定了“干”政治的信念。
宋广波：他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他说政党的经费不应该由政府来开支，政党的经费应该由政党自己来筹措，不应该出国库的钱，1930年代那个时候就是说“九一八”以后，他提政治改革的时候，他说你国民党的这个党费、经费，不应该用国民纳税的钱来支付，你自己筹措好了。所以说他说我要有一个吃饭的地儿，我有了经济的基础，我来谈政治，我不做那种职业的政客和官僚，他说很多职业的政客官僚，他就靠吃政治饭的，如果没有政治饭，如果没有了舞台以后他就会饿肚皮，而北洋政治确实是这样。所以说他做这个北票公司的总经理，最重要的原因是在这。
解说：但是，北票地方和产煤运销的铁路都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势力范围之内，丁文江每隔两三个月就必须到沈阳与之接洽，也是从那时开始，他对张氏父子，对奉军的内幕和军事组织有了更多的了解。而他也逐步走上了“干”政治的道路。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城，先后有两个著名的自由主义政论刊物，前者为《努力周报》,后者是《独立评论》。主持它们的一个是胡适，另一个就是丁文江。刊物的周围有一批京城著名的自由知识分子，多是名牌大学的文科教授，惟有丁文江是搞地质学的，胡适说按照丁文江的专业和职业，本来应该与政治最远，但在所有人当中偏偏丁文江对政治最上心。
宋广波：在以往都认为《努力周报》是胡适搞起来的，确实是胡适在牵头的工作，但是西方的一些著名的学者研究很清楚，事实也是这样，他们说《努力周报》与其说是胡适的事业不如说是丁文江的事业，因为这都是丁文江搞起来的，丁文江呢他最先提出，他说办报很简单，关键是要维持下去才能够成功，怎么样维持，他说我们每个人捐出薪水的5%，作为这个办报的经费，他们自己在报纸上写文章，也不支稿酬。
解说：《努力周报》创办于1922年，据胡适讲，最早提倡此事的正是丁文江，当时胡适还热衷于文学革命，思想改革和文化建设，他在《新青年》杂志上撰文，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丁文江对此颇不以为然，常常对朋友说，不要上胡适之的当，说改良政治要先从思想文艺下手。
宋广波：其实胡适的路跟当初鲁迅先生的路是一样的，鲁迅先生说我要改变中国人的思想，不想学医了，要从思想上，他说这么麻木的中国人，就是医术再高明也没有用。那么胡适跟鲁迅是一样的，他从思想上，他说二十年不谈政治，丁文江就说呢，他说胡适这些话都是骗人的，如果没有好的政治，你的思想革新，你的新文化运动，你的文学革命都是白搭，都没法推行，所以说呢你们不要上胡适之的当，以为思想进步了，思想革新了，政治就能上轨道，他说我们要先从政治入手，那么这种观点跟胡适是针锋相对的。
解说：丁文江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一篇《少数人的责任》文章写道，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最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
潘云唐：你看他又搞这些工作，他一边在北票虽然当个总经理，可是他并不完全呆在那儿，他一会儿跑北京、跑天津，一会儿跑沈阳，到处都在走，他这个一天到晚的事业，确实是说他是多维的历史人物，多方面的历史人物真是这样子，是了不起。
解说：一般认为胡适是《努力周报》的灵魂，但胡适的灵魂当时却是丁文江，因为彼时的胡适深受丁文江的感染，也不满足于“谈”政治，而“干”起政治来了。《努力周报》第二期刊登出《我们的政治主张》蔡元培、丁文江等十六个人联合签名，胡适亲自执笔。
宋广波：提得非常细化，目标很明确，就说把改革，和平改革政治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唯一的途径，政治是唯一的途径，和平改革的方式。而且政治原则有三个，一个是宪政，再一个是公开，再一个就是有计划的政治。
解说：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说，这是自己“第一次做政论，很觉得吃力”，但毕竟参与其中，这不能不归功于丁文江的魔力，《我们的政治主张》又被称为“好政府宣言”。
宋广波：他提出这个主张以后，确实成立了“好政府”，罗文干、汤尔和，这些所谓的好人都进入政府了，当时舆论界戏称他们为“好人内阁”。两个多月垮台了，罗文干是这个“好政府”的一个核心人物，但是，大总统黎元洪一道命令，把他给抓起来了，能实行吗，就是在那种情况下不可能实行的。
解说：在军阀混战下的中国，究竟如何建立一个“好政府”呢，丁文江的药方是好人出来奋斗，在这群自由知识分子看来，民国政治坏到这样的地步，就是因为“好人自命清高”，只要好人起来了，而且奋斗了，政治清明就有希望了。
宋广波：但是在当时军阀割据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实行的，政权都是由军阀控制着，但是那些政治的理念，是现代政治的一个目标，在军阀割据，在战乱，在动乱的情况下不能实行，所以今天未必不能实行。
解说：尽管是隔靴搔痒，但丁文江仍然通过《努力周报》过足了谈政治的瘾，另一方面由于北票煤矿公司起死回生，他在科学界和实业界名利双收，这段时间成了丁文江一生中最为惬意的时光。在朋友们看来，丁文江岂止长相奇特，行为也很怪异，他笃信西医，早年患有脚痒病，西医嘱咐他赤足疗效最佳，他就终身穿多孔皮鞋，在家常赤脚，到相熟的朋友家也常脱去袜子，自称“赤脚大仙”。他有二十年年龄，某年忽觉脚趾发麻，医嘱戒烟，他立马戒绝。
过静珺：就胡适评价他，他就是完全西化的一个人，他虽然经济困难，但是生活水准上来讲，他不会降低的。比如说吃饭，那个胡适喝酒，他拿酒是消毒，而且他还劝胡适不要喝酒，写了好多封信你不要喝酒，写了好多封信，不要喝酒，酒对身体不好，但是他一定要消毒。
解说：丁文江讲究科学人生，工作再忙，睡眠必须保证八小时，饮食起居讲究卫生，在饭馆用餐必用开水洗涤器皿，终生不吃海味，吃无外皮的水果也要在凉水里浸上二十秒。
丁明远：据我婶母讲，他的生活非常俭朴，他说你伯母就喜欢吃红烧肉已经很满足了，那么她说，一个她说他在家的时间不多，都是在外地考察，行李都是自己整理自己背，另外她说他也注意休息，注意劳逸结合。
解说：丁文江最恨奢侈，但注重生活的舒适和休息，每年夏天要带夫人到凉爽地区避暑，有机会坐头等车，绝不坐二等车，有安稳的地方睡觉，绝不住喧闹的旅馆，他认为这是在积蓄精力以便更好地工作。
过静珺：假期里头他一定要去休假的，经常到北戴河，但他那个工作他是能吃苦的，生活上面来讲，因为他在国外，他15岁出去，在国外呆了八年特别是欧洲，在欧洲呆的时间很长，他住在人家英国人家里，所以他完全是西方的那些生活习惯。
解说：好友傅斯年在《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一文中写道，他对于好朋友之态度，恰如他对于他的家人、妻子与兄弟，朋友死了他便是孤儿寡妇第一个保障人，赵亚曾先生的事可以为例，赵亚曾是丁文江的学生，在野外考察时被土匪所杀。
丁明远：据曾世英伯伯告诉我，当时我同丁文江住一个房间，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的时候，丁文江哭了大半夜，哭啊，大生嚎哭，就是他的最得意的这个学生，最后，根据我知道他（赵亚曾）他有三个小孩子，最后他（赵亚曾）三个小孩子的抚养、教育工作都他（丁文江）担当起来了。
解说：傅斯年说貌似头脑冷静的丁文江，实际上“是一个火把”用极大的感情来祈求着一个理性、经验、实用的哲学，来实现一个进取而不保守的人生，不知必不行，知之必能行，但是动荡的政局，并没有让丁文江惬意的时光持续太久，因办矿工作需要，他接触不少奉系军阀要人，深知内幕之丑恶。
丁明远：因为他在北票煤矿当中，那属于奉天兵系的管辖，他看到他们这个军队是比较腐败的，这奉天的这个军阀是最糟糕的，欺负老百姓，所以他在北票煤矿的工作，深知奉系这样的军队对中国是没有好处的。
解说：由于痛恨奉系军阀，在第一次直奉大战中丁文江跃跃欲试，想从“谈”政治转变为“干”政治，对于他的政治热情朋友们表示理解。用李济的话说丁文江从政是“完全被动”的，一次闲聊时李济说到一件科学计划，因受政治的影响而夭折，丁文江慨然，你们老问我恋着政治问题不舍，不集中全力做科学工作，你看政治不澄清，科学工作是没法推进的。北票公司期间，老友董显光见他研究中国五百年来宰相的籍贯，不理解。劝他何不用此时间去找金矿，丁文江说得更直接，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人事，而不是物质，如果我找到金矿人矿，而不了解人事问题，那金银仍将被偷盗去，弄得更遭。
解说：第二次直奉大战，吴佩孚大败，张作霖会师入关，直逼江浙，丁文江忧虑奉系军阀一旦得逞，会使中国政治变得“更无法纪，更腐败，更黑暗”。
宋广波：丁文江放出话来，他说我作为江苏人，我是不能眼看着胡子来蹂躏压榨我们江苏同乡的，所以说我不会坐视不管，如果奉系如果说南侵的话，我一定要出山、出头。他为了这件事，辞掉了北票煤矿公司的总经理，1925年他说我要专心做政治，政治的重心就是阻抗奉系。
解说：丁文江跟朋友说如果胡子来统治压榨我们江苏人，我是不能坐视不管的，他联合了江苏当地有名望的士绅，开始了“保卫江苏”的运动，而此时坐镇江浙五省的孙传芳急需网罗人才，经人介绍他结识了丁文江。
宋广波：当时有丁文江和孙传芳两方面都很熟的朋友就是刘垣、刘厚生，他说丁文江这个人可用，他说，但是丁先生这个人，他是知识分子，你得派人从上海把他请到南京来，然后你们见见面，你不要召他来，就是说要有点刘备礼贤下士那种姿态，果真，孙传芳就派人到上海，把丁文江接到孙传芳驻地南京，然后两个人畅谈了五次。
解说：胡适在《丁文江传》中写道，据在君自己对我说的，当民国十四年八月孙传芳在杭州答应出兵救援江苏的时候，他曾问在君，奉军赶出江苏之后，他肯不肯来帮帮忙。
过静珺：孙传芳找到他说是，你愿不愿帮助我做事，然后他说可以，那么孙传芳说你帮我做什么，他说我帮你培养军事人才，他要办个军事学校，他说中国的军事学校不行，主要是他认为不科学。
欧阳哲生：在军事教育方面，他可以施展他的才能，但是当时孙传芳就哈哈大笑，他说这个方面呢就不需要你了，意思我呢是更懂军事的，用不着你来那个了，你呢就给我搞一点上海市政方面的，那么丁文江呢，他对自己在军事方面的素养啊，他很自信，但实际上呢人家是不需要他。
解说：胡适说丁文江这种想法不但对孙传芳说过，也曾对国民党的军事领袖们说过，只因为他从没有带过兵，没有打过仗，所以谁也不会请他去办军官学校，大笑过后孙传芳向丁文江抛出了橄榄枝，邀请他出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的总办，相当于上海市市长，一直对从政跃跃欲试的丁文江，当即与孙传芳一拍即合。
宋广波：孙传芳这个人可能就是丁文江认为的“好军阀”，他这个人呢，他是公开宣传我保境安民，他礼遇有文化的人，比如说他从南京亲自到南通去拜会了张謇，优礼章太炎，就是国民党的元老是章太炎，他说省长要民选，民选省长，这些作为都是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也符合丁文江的一个“好军阀”的这个标准。
解说：丁文江曾与人说过，孙传芳在军人有才，很爱名誉，很想把事情办好，他相信只要在“好军阀”身边安排几个学者精英，就能使一介武夫的智力得以开化。“好政府”便梦想成真了。
欧阳哲生：在当时他之所以选择这个主人呢，并不认为他（孙传芳）特别好，而是认为在这一堆很坏的这个苹果里面，他选择了一个在他看来孙传芳稍微好一点，他说其他的更坏，在他看来，吴佩孚啊、曹锟啊、张作霖啊那更差，大概孙传芳的声誉呢在军阀里面要稍微好一点，所以他觉得还可以在他，跟他合作做一点事，实际上呢在当时也不可靠。
解说：傅斯年在文章中写道，在君的一生，最为一般有革命性，或冒充有革命性者，所最不了解或责备的事，就是他之就任淞沪总办，当时在巴黎读书的傅斯年，并没有见过丁文江，只是听说他与军阀勾结，三次对胡适说回国后第一件事要杀丁文江。
欧阳哲生：就是说丁文江该杀，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属于这个北洋政府这个系统的人，就是这么一个能干的人，他是处在革命人对立的一个人，所以他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说丁文江呢该杀，这个人太能干了，所以他要杀他。
解说：八个月的淞沪总办，让丁文江一生为人所诟病，但是“有机会就干”才是他的座右铭，在此期间丁文江表现出了非凡的行政管理能力，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规划了一个“大上海”的蓝图。
潘云唐：当时上海不是有租界嘛，租界以外都是华界，都是中国人管的，他就把租界以外华界的地方把它统一起来，而且用现代西方那些城市的管理办法，像街上汽车有红绿灯，城市街道卫生，什么垃圾筒啊，各方面的东西都用现代化的手段来管理，这样子给一个上海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
丁明远：现在我们江湾一带还有老的新市区啊，有图书馆啊，有什么，有体育场啊，有办公大楼啊，都是他那时候建成的，现在看的到，江湾体育场还是蛮精彩的。
解说：兴利除弊，统一行政，统一财政，改良公共卫生事业，禁烟，追查劣豪，整理官产等等，丁文江在八个月的时间里，为大上海建设打下基础，但他最大的政绩要数与外国人谈判，收回了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
潘云唐：他把当时，上海当时有所谓帝国主义租界，有治外法权，他有所谓会审公廨，就是说外国人跟中国人打官司要由外国人判，那外国人当然袒护外国人了，可是这次他就不干，就把会审公廨给它收回来了。
丁明远：利用这个英国的这些法律程序里的，把这些法律方面在中国管辖地界呢，收回这个权力，他前后抓紧时间开了八次秘密会议，有的是请我们中国的专家，有的是请这个各种的国外的领事，一起参加讨论，他了解英国的法律，他根据这个进行力争。而且他坚决，他很多东西不让步的，所以到最后取得了成功。
解说：虽然只有短短八个月的时间，在丁文江的治理下，上海已经初露国际大都市的模样，但是丁文江自己也承认，他不是一个有野心的政客，只是一个颇为能干的官僚，对于这一点，傅斯年有很精到的判断，他说丁文江是一个“顶好的官僚”而绝不是一个“政治家”，很快，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推进，政客与官僚的差别凸显出来。
宋广波：七月份北伐就开始了，八月份蒋介石的部队前锋，在江西跟这个孙传芳的部队已经接触，到九、十月份就已经很激烈了，这个时候呢特别是到了十月份以后，孙传芳的部队就明显的处于劣势了。
解说：穷则思变的孙传芳决定联合奉系军阀对抗北伐军，这与他给丁文江“抵制奉系军阀”的承诺背道而驰，丁文江得知后力劝，他认为如果孙传芳与二张妥协政治上站不住，孙传芳说那就管不得许多了。
欧阳哲生：那么孙传芳实际上也是想利用他的声望，想在上海方面他也想做一些事情，但是他毕竟也是一个军阀，他甚至于在政治方面呢，他完全，他就是跟革命党人是对立的，跟南方的革命党人是对立的，所以从政治上来讲呢丁文江这一步棋肯定是走错了，就是说他在技术上，他想做一些事情，这个没错，但是从大的政治背景来讲，他就选错了边。这个呢就是在那个年代呢，他作为一个地质学家的一个富有悲剧性的一面。
解说：丁文江原本寄希望于孙传芳能统一中国，改变军阀割据局面，认真做事，认真做人，造福于民，但令他失望的是孙传芳出于己利，认敌为友，一气之下，丁文江只能拂袖而去。
潘云唐：结果丁文江气坏了，结果丁文江又回到上海，当时他就说，他说他（孙传芳）联帅，那个时候孙传芳号称“五省联军总司令”，他说连帅你珍重吧，我告辞了。他一回到上海，一下了车，结果那个司机醉酒驾车，一下子撞到电线杆，丁文江头部受了伤。
丁明远：我伯父给汽车撞了，鼻子撞坏了，因此他介绍，我准备离开孙传芳。孙传芳听了以后，又专门去看他，希望他把病治好，再回到他的阵营里头去，结果我伯父讲，我不仅鼻子不好，已经细菌进入我的大脑了，我这个人没有用了，是这么一个客观的对答。所以这样他就告别了孙传芳。
解说：辞去淞沪总办的职务之后，丁文江对胡适说，我决不再到衙门了，“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是他对自己的评价。
过静珺：北伐也在通缉他，这个奉系也在通缉他，当时他是整个生命的低潮，他在北京没法呆了，当时只好去两个地方，一个日本，一个大连，他说我日本要用很多钱，他是不会去的，没有钱了，所以后来他就还是到大连。
解说：北伐胜利新政府正台，丁文江作为反革命被通缉，躲在大连终日不出门，做官积累的三千元薪水也赠与族人，真正的两袖清风，后得朋友相赠五千块钱度过了难关，在对政治心灰意冷之后，丁文江静下心回到地质学中来，整理《徐霞客游记》编撰《徐霞客年谱》，等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他已经背着工具和干粮，到中国大西南做地质矿产的调查去了。与孙传芳合作的经历，成为丁文江一生的污点，使他的名声受损，不过这场政治的失足，并没有给丁文江带来精神上的反思，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他又重新燃起了对政治一厢情愿的热情。“干”政治的机会不再有了，但纸上谈兵的兴趣依旧盎然。1932年丁文江、胡适在一批朋友的怂恿下又创办了《独立评论》。
欧阳哲生：那么他发表了很多，对时局对日本的一些看法，其中对于张学良在“九一八”以后的这种一些情况的处理，特别是军事上的一些处理，他觉得是有问题的。所以他写了《致张学良的一封公开信》，后来又写了对蒋介石的政策，他也提出批评，就写了一篇《假如我是蒋介石》，用现在的话来说言论非常大胆，当然在那个年代张学良也好、蒋介石也好，他们也只能够听之任之，以此来表达他们对于这种言论的包容。应该说呢就是他提出的一些看法呢，或者是一些谏言吧，对于当局呢还是有一定的刺激的。
解说：在抗日问题上丁文江独树一帜，胡适说“主和最彻底的莫过于在君”，在《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中丁文江大唱“低调”，同时又提出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与共产党休战等三个条件。
过静珺：当时他有一个观点就是说，日本毕竟还是因为它明治维新以后，它的发展比较快，所以它的经济实力来讲和军事实力来讲不可能是速决的，他的观点还是要长期打仗，但是要积极抗战。
欧阳哲生：认为日本的实力确实强于中国，特别是军事上，那么中国应该争取时间，所以要拖延这个战争的发生，不能够像一般的热血青年那样，就是希望这个进行全面的抗战。他觉得这个战争呢，时机对中国来讲，还没有成熟，军事上的准备还不够。但是在具体的战域，比方说在东北，在热河的这些战域，那么他又觉得不该这么打，不该那么打，出现种种的军事失利，他也会有一些看法，他发表的言论非常多，在那个刊物上呢，他是发表的文字仅次于胡适的，相当之多。
解说：在三年之中，丁文江给杂志写了六十四篇文章，自称是《独立评论》最出力的投稿人，他既谈中国的工业化问题，也研究日本的内政、外交，作为科学界的一面旗帜，他的高谈阔论再次引起当权者的注意。
欧阳哲生：高层，当时蒋介石对他是很重视的，就是对他的这个发表的文章是注意的，就打破了过去的一些，就是对他的一些那些看法，保留的看法，就是让他实际上参与了这个政治。
解说：丁文江甚得蒋介石的青睐，蒋介石甚至一度考虑让他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通缉早已经取消了，丁文江又重新活跃在各个领域，北大聘他做地质学教授，带领地质调查所挖掘北京猿人头骨。1934年在蔡元培的力邀之下全面复出，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丁明远：他去了一年半，这个中央研究院变了样，他组织一个考核，一个考核制度，要预算制度，对吧，要检查成果，一系列的改革，所以他们说钱花得少了，成绩更多了，风气更好了，这是客观当时的评价，所以我这个伯父这个方面是蛮够等的，所以蔡元培讲他是最能办事的科学家。
解说：1935年华北危机，丁文江决定亲自去湖南考察粤汉铁路一带的煤矿储量与开采现状，为长期抗战做准备，在出发之前蒋介石已经给他谋划好了一个新的职务。
丁明远：当时据说国民政府邀请丁文江做铁道部长，有这个根据的，我伯父不想再干了，他想多做一点他的地质专业，利用他的优势，利用他本人的积累的经验，利用他的一批非常得力的学生，到西南进行考察，就准备同日本打仗。打仗向后方退，有煤有铁，这个是很重要的，我婶母讲，一天到晚在想这些事。
解说：丁文江从不假道学，这是他认真考虑之后做出的决定，他认为当时的中国更需要他作为地质学家去勘测矿产能源，而不是一个官僚，这一决定虽然有违他“干”政治的初衷，但为国家前途计，他毅然上路。
丁明远：我伯父到湖南这一带调查地质情况，就是为抗日战争供给在后方能够有这些重要的战略资源做准备。
解说：1935年12月7日，丁文江前去考察粤汉铁路沿线一带的湘潭县谭家山煤矿，走下斜深170公尺的矿井。
过静珺：谭家山煤矿是一个比较大的煤矿，但是这个煤矿有个特点就是什么，比较陡，它是45度，然后呢深度大概有200米，那么他就想知道一下，就是说下去以后是不是就变平了，如果变平的话呢就好开采了。如果下面还要往下去的话呢，这开采价值就受影响了，所以他要调查这个，他就亲自要求下去，当时很多人就劝他你不要下去，甚至他的学生就说我们下去，不行。这就是他的一贯的思想，就是科学的一个态度，就是“登山必须到顶峰”，所以他就说我要亲自下去，冬天啊，他就自己下到煤矿底下去了很热，出来以后呢就一身汗。
解说：丁文江热到衣服全湿了，出到洞口，天气又极冷，那天就伤风了，发觉伤风之后，当晚他吃了一片安眠药，点着炉子就睡着了。
过静珺：这个南方烧壁炉吧又不太会烧，烧了壁炉以后呢那天又是大风，风倒灌，就是风从烟囱上往下灌，结果他就中了煤气了，但是睡觉之前呢他又想睡得好一点，又吃了一片安眠药，那么他就中了煤气了，那么他的要求就是说我睡觉必须八个小时，所以不到八个小时，别人不叫他，到了八个小时，人家叫他怎么敲也敲不开，这时候感觉有问题了，把门撬开的时候，他已经中了煤气了。
丁明远：最后找医生，在湘雅医院找医生，这个医生进行人工呼吸，这个人工呼吸的医生水平太低了，人工呼吸的时候，把人家一个肋骨给他弄断了。
解说：六个多小时之后丁文江总算醒转过来，被转送到长沙的大医院，而得知这一消息的蒋介石，马上派翁文灏，乘坐自己的飞机飞往湖南，但是丁文江并没有好转的迹象，醒来后总是咳，胸腔疼痛，足足拖了两个星期之久，才请外科医生来检查。
过静珺：那最后是派来的外科医生给他做透视发现胸腔有脓积，有脓，要抽出来很多的脓痰，很多的脓。那就是内部发炎了，后来才发现肋骨给弄断了。
丁明远：最后再接下去里头生脓了，上海再准备去医生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这个伯父这个逝世蛮令人痛心的，他是一个爱国者，身体力行，所以好多人，他的同事都流眼泪了。
解说：丁文江的家族有不长寿的族史，多在五十而寿终，丁文江担心自己难逃厄运，在年届知天命前预立了遗嘱，遗嘱公布了他的全部财产约为法币17070元，胡适在写到这里的时候说，他最适当的墓志铭，应该是他最喜欢的句子，明天就死又何妨，只拚命做工，就像你永远不会死一样。
曾子墨：有人说如果丁文江当时没有死，第二天就要回南京面见蒋介石接受铁道部长的职务，崭新的政治道路他又会怎样走下去？我们不得而知。但戛然而止的人生留给后人的，却是一个半新半旧知识分子活脱脱的悲喜剧，胡适说在君是为了“求知”死的，是为了国家的备战工作死的，是为了工作不避劳苦而死的。我们权且用傅斯年的话作结，这样一个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天下你我应识君。
只要少数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最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丁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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