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曾有丁文江

dovebear

最近应朋友赵晓铃大姐之约，为她所写的很不错之《卢作孚之死》一书写序，题目便是《世上已无卢作孚》。这便让我想起近期要为“网上胡适读书会”第八期报告一点读书心得的事来，同为民国人物的丁文江（1887—1936）也是比较少见的专家与通才，因此便有了《世间曾有丁文江》这一题目来。在作正题之前，不免想起几年前读美国学者费侠莉的《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一书，得知丁子霖是丁文江之侄女的事来，心下便有其来有自的欣喜。我并不是家族决定论和文化世袭论的热爱者，但看到丁文江、丁子霖二位的名字能够联系在一起，还是在追求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上有点克绍箕裘的意味了。


同时再联想起，此前与丁文江先生的一点缘份来。六年前带刚进城打工的舍侄们学搜旧书，记名字（需记得哪些文史大家牛人）、看书皮（他们自然暂时无能也没有时间看内容）、识版本（关于线装书善本与普通本、平装书中摇篮本与普通本等的一些常识）等，所以搜得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等先生著的《中国分省新图》（申报馆发行，十六开精装本），同时还搜得丁先生好友，也是地质学家的章鸿钊先生的《宝石说》（带函套线装一册），粗翻一过，然后快速出手鬻人，至今引为遗憾。好在后来对丁先生的名山事业更为了解，得注注兄于淘书斋高价买赠之丁文江、曾世英《川广铁道路线初勘报告》（民国二十年十一月，地质调查报告乙种）一书，情谊可感，聊以为慰。


我也许将来会写《世间曾有丁文江》来写个长文来谈，但目前因在写《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一书，所以眼下只是为第八期“网上胡适读书会”所作的一个简略报告。兹分几方面聊作叙述。此期报告当然有一些外围参考书，但主要参考书籍为：胡适《丁文江的传记》（安徽教育版2006年8月二版）、胡适等著《丁文江这个人》（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5月再版），主要解读的是胡适《丁文江的传记》。胡适一直倡导人们写传记，并自为示范。《四十自述》是自传性质，《丁文江的传记》是为了纪念好友丁文江所写。胡适一生重证据，自不在文辞上计较，明白晓畅，温婉清新，是他的文风。间亦有俏皮之句和神来之笔，如他写丁先生小时候的情形，“在那么一个小地方做一个绝顶聪明的神童，是最危险的事”（P4）。此中既有对好友的纪念与赞美，亦复有夫子自况的意味。


一：“丁文渊的按”。


胡适的科学精神与考据的爱好，使得胡适任何时候都存了要实行一份证据有一分话的决心，如他考证丁文江先生一九一一由云南回家，便特别提及该年的闰六月，因为此事关涉到丁文江先生于是年考取游学进士的事。因为他看了朋友房兆盈（史景迁的导师）和杜联喆夫妇合著的《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起了疑心，后得丁文渊先生之解释，始释疑惑。胡先生为证明其先生之考有不实之处，还特地以《校勘后记》，又参看《清实录》里的《宣统政纪》，不仅最终纠正了自己的小错、丁文渊的小错、房杜二位系月之错，从而使得此一小事水落石出。但此事虽小，但涉及丁先生之行止，丁文江年谱所系年月，在此点上可以无误矣。此正是胡适先生过人的精谨处，其求实精神甚可感佩。


《丁文江的传记》里所纳入丁文江弟弟丁文渊的按语，复以脚注的形式录入，可以为胡适先生爱好考据又作一佐证，此种形式在传记中，以我之寡闻，恐怕并不多见。


二：丁文江与中西医。


年来搜集不少近现代名人关于中西医争论的文字，因意欲作一文化考察《老树饱风霜：近现代名人与中西医之争》，以见彼时西学之鼓荡、科学的蔚起、进化论之风靡，所产生的东西方文化之碰撞。丁先生一例地与他的朋友们如胡适、傅斯年等人一样，不相信中医而信西医。但颇为吊诡的是，如梁启超先生一样，他们同样相信西医，但最后均为彼时西医之不成熟所误。提到这点，想起至交好友的英年早逝，多年以后，温婉恕人的胡适先生以少有的近乎谴责的笔调说到了当时治丁先生的西医，这正好说明胡先生对老友的深情与不忍。“但衡阳医生的糊涂卤莽，长沙医生的忽略，都是我们信仰新医学的人应该牢牢记着的教训。这个教训是我们信仰提倡新医学的人应该作更大的努力，不但要注意设备的最新最完善，特别要注意医学校的教育和训练，要更严格的淘汰医学生，更严格的训练医学生，更加深他们的科学态度与习惯，要加强他们的责任心与一丝一毫不可忽略苟且的科学精神。——仅仅信仰西医是不够的！”（P164至165）关于丁文江与中西医的关系，在《丁文江这个人》的纪念文集里有胡适、李毅士、丁文治、陈伯庄诸先生均有涉及。


三：丁文江与科玄之争。


科玄之争这20世纪20年代一场关于科学与玄学的大争论，不仅东西方文化、制度等方面的问题，而且涉及到自然哲学意义上的科学之信仰问题。从“赛先生”开始，由于留学西方（当然也含留日）的知识分子之不断倡导，相信科学已逐渐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乃至普通人的世俗信仰。一方面是对科学之批评不到点，如张君劢、梁漱溟等先生之固守中国文化之抵制科学之处，另一方面，丁先生也与一般一样，有点科学万能的意思，这便是“唯科学主义”在滥觞之始。反倒是梁启超先生虽因一战加入对西方文化（看看当时施宾格勒之《西方的没落》之成为思潮）的衰微，而并不完全否定科学之用，更近于事实。“唯科学主义”后来在某种意义上促成唯物主义之流行，成为科学工具主义（没有怀疑精神的工具主义）的泛滥，把科学技术化而丧失其怀疑与批评精神，甚至把科学家神秘化（还记得小时流行陈景润演数学题碰电杠的故事，而此种神化科学家的模式竟大为流行）为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专制政权所用。虽然从理论上讲，科学与玄学分属两事，但事实上的情形是，这说明没有适当之制度保障，科学与玄学也有暗通之后门。但郭颖颐对唯科学主义的研究由于止步于1950年，没有相关之延伸，使其著述的深度与广度还有许多之不足。


任何一种争论，必因是争论，各走极端而露出一些阿卡琉斯之踵，只有靠后人做缜密之反思和平实的研究，才能够真正把握科玄之争的要义。但这样的争论，其间的精义似乎还缺乏相当可靠之研究。胡适《丁文江的传记》也并没有深及于此。


三：丁文江与苏俄之关系。


丁文江大体算二十世纪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他与胡适、傅斯年等人的观念并不完全重叠。但他在对苏俄的看法上与二十年代末期的胡适有相当之相同之处。他对苏俄的好感，来源于他们身上很大的国家主义成份（甚至某些时刻国家主义至上，闻一多不说了，就连罗隆基后来的左转也与他们早年一度相信国家主义不无关联），即因国家的衰蔽与遭人凌侵，把国家的兴亡放在第一位。而把国家至上的观念是有传染性以及某种意义上的惯性的，哪怕在国家相对平静的年月也想到其深藏的危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从而扩大自己的国家忧虑，国家主义在自己内心悄悄深植而主导自己的思想。丁先生也是看到当时苏俄的国家统一与貌似强大，他并没有看到其间的国家“强大”与民众弱小的关系。他看到当时苏联地质学界的相对发达，从而给他带来的评论上好感。这与他后来在《独立评论》时期办主开明的专制有着深刻的关联。


胡适先生对丁先生“牺牲个体之利益以图一群之利益也，牺牲一群一时之利益以图一种万世之利益也，言群学者可以鉴矣”，有相当好之批评。丁先生虽留学英伦，但对政治学哲学中的苏格兰传统并无措意，对休谟、洛克等更少阅读，所以他的政治思想虽濡染英国自由色彩，但限于彼时救亡启蒙孰先孰后的诡局，有着相当不得己的困境。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下半叶在九十年代以降的中国大陆也应该算有点萌芽了），在我看来有一个致命伤，就是对自由主义的经济之体认和观察，实在太过浅表。自由主义者之中，经济学家（有些人涉及到一些经济知识，但并不以此名家）相当少。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对市场经济与自由民主之间的认同度远不是我们今天所想的那般深远。即他们缺乏相应的对自由经济的观察与信仰，缺少经济一柱，只讲平等，不讲效率。便会使等而下次者流于民粹主义的对底层的空洞关怀，倡导暴力，以革命来代替改良。没有经济自由，其他方面的自由便会不堪一击，可惜二十世纪上半叶许多自由主义者都没有深刻意识到此点，这也是许多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后来左转的原因，这应该引起研究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史的注意。


事实上，在二十年代对苏联有着最清醒认识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并不是丁文江，也不是胡适，而是彼时编《晨报副刊》的徐志摩。当时苏俄与中国关系之讨论中，没有多少人看得到苏俄对中国的欺骗（因为苏联彼时以废除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相诱，使得大批比较实际且较短视的知识分子向左转，事实上在这方面苏联暗渡陈沧，单是蒙古事件与中东铁路事件之发生已可见也），就连胡适先生去了一趟苏联（丁先生也去了一次）便赞美起苏联专制实验的好来，只有徐志摩提请他注意。大家都知道“再别康桥”的徐志摩，但时政的徐志摩之识见却远非他人可比（梁实秋对自由民主之洞见是另一个例子，大家只知道他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却不知对自由民主之体认不是鲁迅可比）。丁先生的人格和事功的确了不起，但在对苏俄的看法上却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却有许多值得检讨之处。这种检讨对于我们深思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的灾难，都有莫大的帮助。


2008年8月14日起笔，时作时辍，8月17日8：28分写毕于成都


http://www.bullog.cn/blogs/ranyunfei/archives/167540.aspx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idWriter=0&Key=0&BlogID=1244178&PostID=14881415

青支百姓

搞什么倒头银杏节，拿钱出来拍一部丁文江，放中央一套放放，还愁不宣传，不出名，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