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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5 09:53:26
来自： 中国江苏泰州
丁文江
丁文江是精于科学而又长于办事……实为我国现代稀有的人物。———蔡元培
他是中国近代地质学之父。西方哲人罗素对他的评价：“是所见的中国人中，最有才、最有能力的人。”国学大师傅斯年说他：“确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人之代表；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菁华。”
历史总像在子午线之间忙碌的光环，照亮一面，而忽略另一面。丁文江是不应该被忘记的。
丁文江(1887-1936)，生于江苏泰兴一个亦绅亦商亦地主的家庭。字在君，笔名宗淹，取“宗法范仲淹之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丁文江，就贡献与影响来说，与他同时代的陈独秀、胡适、鲁迅和李四光相比并不逊色；然而，丁氏故去已七十六年矣，一黄土掩风流，而今又有几人知道丁文江这个人？
往者岂能如此往矣！
“海归”考进士 怪人有奇才
丁文江出生时，家道已衰落。他早年接受私塾教育。1901年，他欲报考上海南洋公学，但须地方官荐送。泰兴知县龙璋，亲自出题《汉武帝通西南夷论》。丁文江的答卷“议论豪畅”，深得龙璋赏识，许之为“国器”，并纳为弟子。1902年，15岁的丁文江在龙璋的关爱下，负笈东瀛，曾书日本西乡隆盛诗句明志：“男儿壮志出乡关，学业不成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留日年余，丁文江不满“（在）日本的留学生终日开会，吃中国饭，谈政治而不读书”的生活。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幸得康有为的资助，由东洋到西洋，至英国东部一所中学就读，“一年跳三级，两年就考进剑桥大学”。然而因缴不起昂贵的学费，半年后辍学。旋入格拉斯哥大学专修动物学，兼修地质学。青灯黄卷寒霜苦，他于1911年获格大动物学、地质学双学位，学成回国。适逢清政府学部举行第七次游学考试，丁文江赶上这趟“末班车”，被“奖给格致科进士”，并“授农商部主事”。是年丁文江与史久元女士完婚。他一面在南洋公学任教，一面应张元济之约，编《动物学》教科书。次年末，应工商部矿务司长张轶欧之邀，到该司地质科任科长，正式开创我国的地质事业，成为“开山大师”。
大凡人有异禀，长相也别具风采。丁文江“矮矮的个子，敦实的躯体，显得敏捷和果断的眼睛”，尤其是“他的虬起的德国维廉皇帝式的胡子，都使小孩子和女人见了害怕。他对于不喜欢的人，总是斜着头，从眼镜的上边看他，眼睛露出白珠多，黑珠少，怪可嫌的！”岂止长相奇特，行为也很怪异。他讲究科学人生。工作再忙，睡眠必须保证8小时，饮食起居，讲究卫生。在饭馆用餐，必用开水涤器皿，酒席上，不喝酒，但要用酒洗筷子；终身不吃海味；吃无外皮的水果，也要在凉水里浸上20秒。他最恨奢侈，但注重生活的舒适，每年夏天要带夫人到凉爽地避暑。他有机会坐头等车，绝不坐二等车，有安稳的地方睡觉，绝不住喧闹的旅馆。他认为这是积蓄精力，以便更好地工作。他笃信西医，早年有脚痒病，西医嘱赤足疗效最佳，他就终身穿多孔皮鞋，在家常赤脚，到熟人家也常脱袜子与友聊天，自称“赤脚大仙”。他有20年烟龄，某年忽觉脚趾发麻，医嘱戒烟，他立马戒绝。他不屑中医。太太有病，胡适觅到一方中药膏，他碍于情面收下了，带回家却不让夫人用。老友钱伯庄为此同他“抬杠”，说假如你到僻壤考究地质，忽然病了，当地无西医西药，怎么办？丁文江断然回答：“不，不！科学家不得自毁其信仰节操，宁死不吃中药，不看中医。”此言不谬。某年他偕友到贵州旅行，同行者病倒，那儿没有西医，他打电话到贵阳去请。同行者都病死了，人们劝他先服中药，他终不肯破戒……丁文江就是这么一个怪人。
怪人有奇才。温源宁说丁文江头脑里东西多得“就像个古玩店”，称他是“百科全书”。这倒真不过誉。丁文江不仅是中国地质学的“开山大师”，他还涉及地理学、人种学、优生学、历史学、考古学和少数民族语言学等领域。
四处求贤才 慎处辞职案
1913年，他被任命为地质调查所所长兼研究所所长，着手网罗、培养地质人才。当时，没有教生物的教师，他自己充任，并亲自带学生到边陲云南丛山峻岭中做地质调查。那时在少数民族地区搞调查是十分危险的，赵亚曾被土匪枪杀就是一例。丁文江不怕。他崇敬徐霞客（后为其作年谱），并引为楷模。为取得一手资料，丁文江力倡“登山必到山顶，移动必须步行”、“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的探勘原则。1919年，他陪同梁启超游欧，托正在德国求学的朱家骅帮忙，为地质所购置一批地质方面的外文资料；当他获知在英国留学的李四光已获自然科学硕士学位时，他让自己的四弟丁文渊拜访李四光，恳请李四光到北大执教，终于如愿以偿。鉴于当时国内对古生物研究力量薄弱，丁文江通过美国地质调查所的朋友，找到曾任哥伦比亚大学古生物学教授的葛利普。丁文江亲自拜访，盛邀他到北大当教授兼地质调查所顾问，亦获成功。李四光与葛利普到北大，使地质系面貌焕然一新。
中央研究院是当时中国最高的学术机构，高端人才密集，人际关系盘根错节。1934年，丁文江应蔡元培之请，出任中研院总干事。此前他怕自己身体不能胜任而影响工作，还特地到医院做了检查，无碍后方受聘。作为学术行政领导者的丁文江，走马上任后“夙夜匪懈，案无留牍”。他大力整肃院风，裁减冗员，减少行政经费，以增加事业经费，理顺了中研院纵横各种关系。为确保学术的独立性，他创设“评议会”，极大地调动了全院人员的积极性，蔡元培称此举为中研院定了“百年大计”。丁文江就任总干事后，规定做野外工作不得携眷。此令引起赵元任、李方桂等反对。丁文江殷殷沟通，终获谅解。而河南考古组大将董作宾，事先未向傅斯年、李济说明，带女友到工地，住史语所办事处。傅斯年自觉失职，“汗流浃背，痛哭不已”，要自请革职。李济认为傅不应当承担责任，他是代理所长，故主动要求辞去考古组主任一职。而董作宾知后，感到由于自己的冒失，连累他人，深感不安，立即表示要辞职，“以谢贤明”。这些都是考古大将，若辞职不干，安阳考古便告泡汤。丁文江面对这连环辞职案，从容疏通，他先写信给董，剀切分析“携女友”引发的后果，晓以大义；又打电报给胡适，做董的工作。董作宾最后心平气和返回考古地工作。一场沸沸扬扬的连环辞职风波有惊无险，终告平息。20年后，董作宾回忆说：“他（丁文江）曾一再写长信劝我，他以摆着一副老大哥面孔，写了许多诚诚恳恳的话语，举出许多他自己的经验，谆谆教导我，使我看了非常感动，于是，放弃自己的偏见，服从在他的指示之下。”此举令众人叹服丁文江是位有卓越领导艺术的“大当家”的。丁文江的行政领导能力，在处理史语所连环辞职案中可见一斑。
淞沪当总办不弄一分钱
丁文江一生为人诟病的是与军阀孙传芳合作，当了8个月的“淞沪总办”。这符合丁文江的性格，“有机会就干”。在此期间，丁文江以非凡的智慧与魄力，确立了上海的新市政，规划了一个“大上海”的蓝图。兴利除弊，统一市行政，统一财政，改良公共卫生事业，还有禁烟，追查劣豪，整理官产等等，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实事。更重要的是，他从外国人手中为国家争回许多重大权利，以收回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最为辉煌。在谈判桌上，对原则问题丁文江寸步不让，在技术细节上灵活变通。他能够“不以势力，不以手段，只以公道”，让外国人交出这些权利。丁文江当时与孙传芳合作，寄希望孙传芳能统一中国，改变军阀割据局面，认真做事，造福于民。令丁文江失望的是，孙传芳后来出于己利，认敌为友，背着丁文江又与奉系合作。一切美好的愿望均成泡影，丁文江只有拂袖而去，自嘲“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这一段历史，成为丁文江抹不去的污点，连他的至友们都不宽容。倒是傅斯年比较客观，他认为丁文江“是借机会为国家办事的，本不是和孙传芳结党的。批评他的人，要先评评他所办的事”；又说丁文江是一个“顶好的官僚，而绝不是一个政治家”。
丁文江之所以受到世人的推崇、景仰，除去才学之外，他的人格魅力是重要一端。做“淞沪总办”一上任，他即公开表示：“我敢说我对于淞沪市政，没有丝毫私人利害夹在里面……我来担任这个职务，决不想弄一笔钱，买一所房子享清闲福气。”丁文江勤政，每日要处理大量的公文、私函，但“案不留牍”；有关商埠计划、会审公案，他都亲手料理。连查处毒品，他都与警厅厅长一道去督察现场。他利用早餐时看报，饭未毕，司机已在楼下生火待发了。任内，亲戚、朋友托请谋职者烦不胜烦，丁文江一不想培植私人势力，二不愿任人唯亲。打发的方法只有一个“送钱”。他的家刚由津迁沪，经济上捉襟见肘，没办法时便颜打电报给胡适，请他代为催讨英国庚款委员的津贴。丁文江廉政。“他最恨人说谎，最恨人懒惰，最恨人滥举债，最恨贪污。他所谓的‘贪污’，包括拿干薪用私人，滥发荐书，用公家免票做私家旅行，用公家信笺来写私信，等等。”1931年国家资源委员会送他每月一百元，他拿来分给几个青年编地理教科书。到中研院后，经济委员会给他每月二百元津贴，他均分给三位助理，令各做一件事。生命最后一个月，他到湖南考察煤矿，老友朱经农怕长沙旅馆不清静，在省招待所为他订了房间。他谢绝：“我此次来湘，领有公家的旅费，不应该再打扰地方政府。”接待的人再三相劝，他只同意暂住一夜，次日便迁入客栈。他历来把个人的私生活看作是政治生活的修养。
弟弟文渊想申请官费留学。本来，按照丁文渊的学历、家庭等情况，他是有资格申请官费的，而且主管的人又是丁文江的老朋友。丁文渊想请乃兄疏通，但丁文江拒绝了，并给文渊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
照你的学历，你的勤学和天资以及我们家中的经济状况，你当然有资格去申请。……不过，你应当晓得，在国中比你还要聪明，还要用功，还要贫寒的子弟实在不少。他们就是没有像你有这样一个哥哥，来替他们担负学费。他们要想留学深造，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争取官费。多一个官费空额，就可以多造就一个有为的青年。他们请求官费，确是一种需要，和你不同。你是否应当细细地考虑一番，是不是还想用你的人事关系，来占据这样一个官费空额？我劝你不必再为此费心，我既然答应担负你的学费，如何节省筹款，都是我自己的事，你只应当安心地用功读书就行！
事实上，丁文江当时没有这笔钱，不得已，他把北京的房子卖掉。丁文渊没有辜负兄长的厚爱，学成归国后，两度出任同济大学校长，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栋梁材。
真心待朋友 爱憎两分明
“爱憎能作青白眼，妩媚不嫌虬怒须。捧出心肝待朋友，如此风流一代无！”这是胡适纪念丁文江的一首诗。丁文江待友之诚，胡适的感受是最深的，尽管他们在政治见解上有分歧甚而对立。在政治问题上，丁曾告诫友人“不要上胡适的当”（不谈政治），胡适在巴黎多次对傅斯年说将来要“杀”丁文江。但他们却相互尊重、关爱。丁文江不喝酒，某次见胡适醉了，真心相劝，还从《尝试集》中挑出几句戒酒的诗，请梁任公书在扇子上送给胡适。胡适患病岁月，经济不宽裕，居住条件不好，丁文江逼他搬家，为他看房子，胡适嫌房子贵，丁表示他每月代垫十元。1934年，翁文灏在浙江出车祸。此时丁文江正卧病协和医院，他从报上获悉后，马上下床要去杭州探视。后硬被医生强阻。当时大家以为翁文灏无救，翁家境又贫寒，丁文江在床上着手翁的后事安排，并做好收养翁的幼子翁心钧的准备。丁文江的得意门生赵曾亚，在云南考察地质时被土匪杀害。丁悲痛欲绝，打电报给云南王龙云，请他饬派地方官将赵的遗体运到重庆，自己赶往重庆将赵的遗体运回南京，又牵头为其遗孤赵松彦征募抚恤金。丁调到南京后，怕赵松彦疏于管教，非让他转学来南京，留在自己身边，督促功课。暑假，丁与夫人外出避暑，也把赵松彦带上，视为己出。
丁文江不居功。1912年，章鸿钊在南京曾设计一个地质研究所，并未实施。1913年丁文江在北京开办了地质研究所后，却拱手让章鸿钊去承办。他怕章不肯去，自己悄悄地离京到云南去考察地质。章感慨道：“这是何等雅量！”1923年，李济留美归来拜见丁文江，丁鼓励他做研究工作。时河南郑县出土过一批铜器，丁文江希望李济去做发掘工作，并筹二百元资助。丁文江恋旧，感恩知报，他常怀念恩师龙璋先生。1935年岁末，他到长沙公干，第一件事就是去凭吊龙璋先生纪念亭，并作诗缅怀。
正因他捧着心肝待朋友，当他有难处时朋友们都解囊相助。1927年初，丁文江生活处于低谷，且面临遭新政府通缉之危，平时积累的三千元薪水，也被族人索去，真正成了“两袖清风”。就在此时，杨树诚（一个曾得到丁文江恩惠的人）通过丁的学生刘季辰给丁写信，恳请丁能接受他的致赠五千元，助渡难关。丁文江感激杨某，特别赏识他深知自己不苟受的风格。丁接受了这笔赠款，但表示“待日后宽裕时再奉还”。关于这笔五千元捐赠义举，后来有许多种版本，说法不一，但这段佳话却真实地反映了杨树诚的感恩图报和丁文江的清廉狷介。
丁文江“求真求直”的品格，是朋友们交口称赞的。任鸿隽与他是知交，为公家事（经费问题）两人较过真。罗家伦执掌中大时，地质系郑原怀教授是哈佛的博士，教书很好。后见南京房地产价格大涨，他便松懈了研究工作，去炒房地产了。这事本与丁文江无涉，可丁文江知道后亲自登门，一面耐心开导，一面严正批评，警告他：“若你不赶快改弦更张，我便要请罗校长下学年不聘你！”郑教授终于接受他的忠告，而且做出了成就。
丁文江的死，是“武士死战场”式的。1935年岁末，应铁道部长顾孟余之请，到湖南探查粤汉铁路沿线煤矿。夜宿时，丁因煤气中毒引起脑出血，抢救无效，于次年1月5日逝世，年四十九。丁文江的家族有不长寿的族史，多在五十中寿而终。丁文江担心自己难逃厄运，在年届“知天命”前预立了遗嘱，请老友竹生为遗嘱执行人。丁亡故后，竹公布了丁文江的全部家底。他的财产只有八种股票，照市价变法币为17070元。除去丧葬费，按遗嘱八股均摊，每股得1946.25元。如此而已，足见这位当年显赫一时的“淞沪总办”的清白人生。更值得称道的是他的遗嘱第五条：
五、于余身故时，即以所故地之地方区域以内为余葬地（笔者按，践诺当年诗句“人间到处有青山”，葬于长沙岳麓山），所占坟地不得过半亩，所殓之棺其值不得逾银一百元。今并指令余之亲属不得为余开吊，发讣闻，诵经，或徇其他糜费无益之习尚。遇所故地有火葬设备时，余切托遗嘱执行人，务必嘱余亲属将余遗体火化。现行法已废宗祧继承，余切嘱余之亲属，不得于余身后为余立嗣。
胡适说：“在君是为了‘求知’死的，是为了国家的备战工作死的，是为了工作不避劳苦而死的。”
傅斯年说：“这样一个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
诚哉斯言！（来源：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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