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hqxs 于 2012-3-4 11:05 编辑
前 言 一般人只知道无锡有个“瞎子阿炳”，却不知道我们黄桥有个“秋儿瞎子”，那是因为有人把阿炳的事，写了报道，编了戏剧，拍了电影,还对阿炳进行了美化和拔高，所以人们就知道无锡有个“瞎子阿炳”，并且爱上了他。 其实，我们黄桥的“秋儿瞎子”和无锡的阿炳一样拉得一手好二胡，但事迹要比阿炳生动，比阿炳感人多了，仅说他不肯用算命来骗人，积极投身群众文化事业，就很值得我们赞赏和敬佩。当时的人都很喜欢他，直到现在还很怀念他。 黄桥文化站的老站长曹瑞龙先生，与秋儿瞎子一起为黄桥的群众文化事业，共同战斗了三十多年，朝夕相处，亲如兄弟。今天，曹先生把撰写多年的《忆黄桥的“阿炳”——吴秋生的人生》文章，要我发在黄桥在线“黄桥人文”板块，以飨网友，更让大家知道我们黄桥有一位热心为社会奉献，富有传奇人生色彩的“秋儿瞎子”。 hqxs
忆黄桥的“阿炳”——吴秋生的人生 曹瑞龙
星转斗移，时光流逝。拂去岁月的尘埃，回忆与黄桥“阿炳”——吴秋生朝夕相处30多年的日子，恍如昨日，历历在目。 吴秋生乳名“秋儿”，生于1936年。1986年因患不治之症，在黄桥人民医院不幸去世，时年50岁。 我初识吴秋生在“黄桥大众俱乐部”（52年更名文化站）的楼上。那是1950年暑假，我和几个十二、三岁的同学，到黄桥唯一的娱乐场所“黄桥大众俱乐部”玩。一走进大门就听到从楼上传来悦耳的京胡声和一个唱京剧“借东风”的高吭重音，口词清晰，韵味实足。我们急忙奔到楼上，一看，原来是个双目失明的小瞎子，年龄与我们相仿，他唱得太好了，使我们既惊叹又敬佩。从那时他在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一直没有忘记这位不知姓名的小瞎子，由于他的影响我也喜爱上京剧。 1951年夏，我是黄桥区解放镇的一名社会青年，负责镇业余文艺宣传队，经常与文化站有联系。一天，我去文化站开会，见到吴秋生拉得一手的好二胡，经了解他已是团结镇业余文艺宣传队的一名文场，也是黄桥区业余剧团的文场。区、镇领导和演员都很喜欢他，大家不叫他的大名，都亲热地叫他“秋儿”。虽然我经常见到他，也已知道他叫吴秋生乳名“秋儿”，但当时两个小镇的区别，从没和他说上一句话。 机会有时在不知不觉中出现。1956年黄桥行政区划调整，废区建镇，废镇建会。黄桥区改称黄桥镇；解放、民主、团结、胜利四个小镇建立了8个居民委员会和镇郊六个村。从此各小镇业余文艺宣传队就不复存在。我就在当年年底被调至黄桥文化站工作。此时，吴秋生在朱巷街自家开的店对面摆了一个测字、算命摊子，每天早上他父亲或母亲帮他把桌子及算命用具搬出来，晚上再帮他收回去。吴秋生正正经经地坐在摊子上的时间并不多，其原因解放后算命、测字的人不多，生意不好，有时弄到块、捌角钱就不错了，经常分文不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自他参加文艺宣传队后，他对这一行不抱信心，自认没有前途。所以，他坐在摊子上如坐针毡，动辄就到了文化站乐器室拉胡琴、唱戏。他的算命、测字摊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偶尔有人找他算命、测字，都是他母亲到文化站喊他。我常听到他母亲发狠地对他说：“像你这样坐不住，今后怎么生活？”吴秋生听了母亲的唠叨，只顶一句：“没饭吃拉到。”好且摊子与文化站只隔两家门面，不一会吴秋生又来了。 吴秋生的家住在文化站大门东，相隔不到10公尺远的南北马巷南端，坐东朝南第一家。文化站他每天必到，而且不分上下午。因此，我和他成了最要好的同志、朋友、兄弟。两人相处无所顾忌，无话不谈。由于长期相处，我了解到吴秋生的很多情况，他一出生就害眼睛，而且严重。因那时医疗条件不好，更因庸医用药不当，以致他从小双目失明，造成终身遗憾！15岁那年，父母考虑他今后的生活，送他去学了算命这一行。吴秋生天资聪慧，记忆力特别强，耳朵就是眼睛，他与生俱来不用探路棒，凭自己的感觉走路，从未摸错。学算命是口传心记。先生说一句，学生跟着重复先生的一句，学徒言明三年师满，而吴秋生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学会了算命测字。连他先生也称赞他学得快学得好，并提前离开了师傅，自己摆摊营生。他告诉我1960年春，在参加“省二届群众文艺会演”时，扬州代表队的全体演员都住在“江苏饭店”。有很多同志是第一次到南京，当然吴秋生也是其中之一。大家一住下来就三个一群，四个一档出去玩了，谁也未顾及吴秋生。而吴秋生也没叫他们与自己一同走，就一个人出了“江苏饭店”。时间接近吃饭，游玩的同志们纷纷回店，带队的同志清点人数少了吴秋生，问谁谁也不知道，谁也没有带他出去。这下领导急了，立即派人分头在“江苏饭店”找，把个饭店前后左右找遍都不见人。大家面面相觑，焦急万分，因为这是南京，找人谈何容易。有的人说，他肯定出了饭店，因为店内找不着；有的人说，不可能！初来乍到，不说他是瞎子。就是我们也怕跑错呢？正在大家争论并翘首相望之时，吴秋生从一个转弯口缓慢地向“江苏饭店”放向走来。一位同志看到惊叫“吴秋生”！立即赶上去拉着他，问他上哪儿去的？他回答“新街口”。拉他的同志吃了一惊：“什么？新街口？你不怕跑错被车子撞了吗？再说‘江苏饭店’到‘新街口’，要转弯而且还有一段路，你怎么去？又怎么摸回来的？”“凭感觉。”吴秋生微笑回答。 吴秋生对文艺情有独钟，有很好的音乐天赋，肯钻研。这源于他家靠近文化站，一个天天耳濡目染吹、拉、弹、唱的地方，他怎能对文艺不喜爱呢？在他学算命期间，他都没有放弃参加业余文艺活动。业余文工团集中排练节目，需要他拉二胡，只有文化站费冬生站长去替他请假，先生才准假，否则不行！因为解放后算命属文化站管理，所以他先生不敢不同意。吴秋生曾说，尽管如此，先生内心并不满意，每次请假出来，先生说他没出息，今后混不到饭吃。吴秋生对这样的话习以为常，惟有文艺是他的喜爱。他聪敏、记忆力强、一段京剧、一只歌曲，只要让他听上一、二次，就熟记心中，马上就用胡琴拉出来。 记得1956年，业余剧团排练大型歌剧“南海长城”，全剧有30多只曲子，其中长曲10多只。每天晚上演员们集中教唱，而他不参加演员们的教唱，大家担心这么多的曲子，他能记住吗？谁知，吴秋生胸有成竹，演员们在楼上教唱，他却坐在文化站楼下展览室门外一块长青皮条石上听楼上教唱，演员们还未学会，他先会了，马上到楼上用胡琴拉出来。30多只曲子不几天就全部学会。这种非凡的记忆是一般人所不及，大家非常佩服。 我与他朝夕相处30年。3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可它在人生岁月里是一个漫长的时光。对吴秋生的一生，有顺利，有坎坷，有欣慰，有辛酸的30年。参加文艺宣传活动是他一生的追求和最大的乐趣，总之，那时只要排练节目和演出，都少不了吴秋生的主胡。 1958年9月，黄桥建立公社文工团，性质属专业团体。人员从全公社选拔了无工作的社会青年和农村青年40多名文艺骨干，食宿在一起（有工作单位的骨干例外），每月公社发给每人一定的经费，吴秋生也在其列。从此，吴秋生与算命、测字彻底决裂，自己取缔了自己的算命摊。在他未进入公社文工团之前，曾忧虑地告诉我：“共产党是无神论者，算命、测字是一种骗人的巫术，今后一定会被取缔，我不干又恐生活无着。如我的摊子是被政府取缔的，我现在参加文工团就感到没有光彩，自己取缔自己的摊子心情愉快舒畅。参加文工团，生活仍然艰苦，但对我来说已不可多得了。”因此，他为自己的举动感到非常高兴。常言道：“人在顺境时，你给他一个太阳也是多余的；人在困境时，暗无天日，周身寒冷，那时，哪怕你只给他一星一缕的光明，就如同给了他一个起死回生的太阳。” 黄桥公社文工团自58年9月建团至59年10月只一年多的时间，硕果累累，成绩斐然，生机勃勃，欣欣向荣。谁知，好景不，。中央文件全国凡公社专业文工团一律解散，并严禁业余文工团售票演出。对照文件精神，黄桥公社文工团也在其列，公社党委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将无工作的演员在本公社安排了工作。唯有吴秋生无单位安排，又不可重操旧业。后经公社研究将他安排进了“敬老院”，生活有依靠。有人开玩笑地说：“秋儿进了敬老院，他父母要进‘姥姥院’。”虽然是一句玩笑话，对20多岁的吴秋生在心头有大的压力。就在文工团解散的当年年底，泰兴县举办文艺创作会演，黄桥镇被选出快板群“黄桥决战”、舞蹈“丰收乐”、“十盏红灯”等三个小型节目，代表泰兴县参加扬州地区会演，又被扬州选中参加江苏省第二届群众文艺会演，演出很成功，并获得多项节目奖。泰兴代表队载誉归来，受到县委、县政府领导的接见，并指示以泰兴、黄桥、口岸三镇为主，建立“泰兴县业余文工团”将出席市、省获奖节目，再排练一些新节目，在全县各乡镇巡回演出。 寒冬过去是春天，人有时来运转的时候。吴秋生一路春风，一路歌地参加县、专区、省群众文艺会演。在全省数以百计的乐队成员中，他鹤立鸡群，风光无限。无疑他也被批准为泰兴县业余文工团团员，是乐队主胡。至此，脱离了黄桥敬老院。在文工团，他除是乐队主胡外，又是二胡独奏演员，经常在舞台上演奏刘天华的“空山鸟语”、“烛影摇红”、“良宵”、“病中吟”和无锡阿炳的“二泉映月”等二胡独奏曲。每次演出都博得观众热烈的掌声和赞美声。一个双目失明的残疾人，没有高超的演奏技巧艺术，是绝对不可能参加这些文艺会演及演出场合的。扬州各县、市的文艺界同行们都知道泰兴黄桥瞎子“秋儿”的名字。在扬州地区颇具盛名。无锡阿炳凭着自己的音乐天赋和锲而不舍的努力，走过艰苦的艺术之旅，他创作了一首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而名闻全国。吴秋生虽然没有遗作留世，但据我所知，黄桥镇的文艺活动、参加县文艺会演、县参加扬州地区文艺会演、一些节目的配曲和创作乐曲都有他参加，而且起到主导作用，有他的一份辛勤劳动；更重要的是他为党的宣传、为本地区广大群众的文化娱乐生活，付出了他一生的心血。这方面无锡阿炳与他是无法相比。但他们都是苦难的人，只是身世不同，造就了压力不同。赞誉吴秋生是黄桥、泰兴乃至扬州地区的“阿炳”，我认为不为过分，也是当之无愧的。 俗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吴秋生在泰兴县文工团的二、三年中，生活安定工作顺利，深得全团上下和县领导同志们的爱护。出乎意料的是1962年县委宣布“泰兴县业余文工团”停办，原来有工作单位的演员仍回原单位工作；没有工作单位的演员，由各乡镇安排工作。对吴秋生解决的办法，由地方政府在社会救济金项下，每月发给七元钱生活费（这与在县文工团的生活有很大的差距）。七元钱怎样精打细算安排生活？但他明知生活费少也不争辩，他认为政府给钱是情分，争是不应该的。只有自己忍受，其内心的压力可想而知。 他父亲解放前开了一办私营小杂货店，自1956年公私合营后，每月工资40多元，家中有母亲，有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病姐姐，还有两个弟弟，再加上他，一家六口，生活比较艰苦。吴秋生一回来又要增加家庭一些负担。他父母听人说有些瞎子虽然不在外边摆摊子，可在家中仍在替人算命、测字。每月收入多时50多元，少时也少不了每月30多元。父母劝他在家重操旧业，并说别人能在家中搞你不能搞吗？其实那时他在家中重操旧业，大家是可以谅解的。但吴秋生坚决抵制，宁可饿死也不再搞这一行。父母见他态度坚决，也没坚持强求。 吴秋生曾多次荣获县、专区优秀演员称号，对黄桥的群众文化事业留下不可磨灭的功劳，特别是从县文工团回来，一直把文化站当作他的工作单位，每天除回去吃饭，其他时间都在文化站，晚上睡在文化站楼上有8年之久。凡有宣传任务到来，他和我们一样的紧张，帮助出谋划策，从节目的选择，创作节目的作曲、配曲、配乐等均少不了吴秋生的劳动汗水，他是文化站的一名“编外工作人员”。黄桥群众文化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有他的一份功劳。 刚正的品格，真诚朴实和无私奉献的秉性，使人回味无穷。记得每年春节到来之前，各工厂企业、学校、镇郊村、队自己组织业余文艺宣传队，那时全镇有近30家业余文艺宣传队，要排练节目在春节期间广场演出宣传。为掌握全面情况，还要进行业务上的辅导，时间紧，任务大，范围广。在这寒冬腊月，不管风吹雨打，天寒地冻，吴秋生总是陪同我以步代车。白天辅导镇郊村、队的排练；晚上辅导工厂企业、学校的排练，有时到凌晨还未休息。一个腊月走遍全镇排练节目的单位，特别对镇郊村宣传队，还要帮他们教唱，甚至多次。这些都是无代价的，而且是不辞劳苦的，他无怨无悔。也许有人会说：“他反正是瞎子，无所事事，除了拉二胡还能干什么呢？”是呀！他是瞎子，可他眼瞎心明，有一个真诚朴实，刚正的品格。对发生的每件事，是好是坏泾渭分明。回顾在文革期间，有次陪同我去电影院看“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电影院内座无虚席，我们只好站在最后靠墙看。银屏上林彪讲完话喊毛主席万岁时声音由高到低连续不断。吴秋生在我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此人做作，是假的。”以后果不其言。我问他当时是怎么知道的，就是从林彪的喊万岁的声音中判断的。再说纵观黄桥算命测字的瞎子非吴秋生一人，凡算命测字的瞎子不会拉胡琴的很少，可是又有谁像他那样为党的宣传工作服务一生；又有谁像他那样在政府没宣布取缔算命测字前，自己先取缔自己呢？又有谁像他那样每月只有七元钱，在生活困难的情况下，仍坚持不重操旧业呢？然而，有好多瞎子政府每月已经给了他们一定的生活补助费，但他们明为服从取缔，暗地里仍在家中算命测字，价格比明摆摊子还要高。他们哪个生活不比吴秋生高上数倍。这些难道吴秋生一点也不知道吗？他为什么不去做呢？他不为生活的暂时困难，去违背政府的政策法令和连自己都认为是骗人的东西再去骗人，从而达到自己的享受，这不是他做人的原则。 经常有人这样说：“人无外财不发，马无夜草不肥！”可有不少的人偏偏忘记“君子爱财取之以道”的古训，最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贝多芬说：“使人幸福的是德性，不是金钱。”吴秋生从县文工团回来后，政府每月给他七元钱的生活费，这是当时一个居民的最低生活标准。只能吃饭，其他不能开销。谁知，他只拿了几个月，不知为何被无形中减去了两块钱，只剩每月5元。俗说：“屋漏偏逢连夜雨，麻绳常从细处断，黄鼠狼单咬病鸭子。”吴秋生在领钱时问了一句，为什么减去两元？发钱的人说：这是领导批的，我也不知道。吴秋生二话没说拿着五元钱就回来了。一到文化站就告诉了我，我也感到奇怪这是为什么？为此事我去镇政府找了一位经常和我们在一起的镇机关青年干部，因为他对吴秋生的情况是了解的，请他出面查明下原因，能为吴秋生讲几句话。而这位青年干部不但没有去帮说话，反而说吴秋生还在乎这两块钱，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这位干部每月工资45,50元，在当时是比较高的工资，如果他不明不白的被减去两元，他一定会弄个水落石出的，否则不会罢休。然而，他忘掉了吴秋生的甘苦。我劝他找镇上主要领导，他认为没有必要为两元钱，但这七元钱是他文工团解散后的生活费，应该不属于救济金范围，吴秋生不是不想弄明白，主要为两元钱说不出口，我为他不服。一次碰到镇上的民政科长，在闲谈中问及吴秋生扣钱之事，这位科长讲是张副书记扣的，理由很简单，救济金规定一人五元，吴秋生每月七元，多出两元不合理所以扣了。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后来才知道是张副书记与吴秋生的亲属之事不满，却拿吴秋生做了垫背。让吴秋生的亲属知道他有权力的利害。为讨回公道，我硬拉吴秋生去找了一把手领导，呈述了事情的一切，这位领导听后立即找了张副书记，并指着吴秋生说：“他是一个瞎子，残疾人，参加我们的文艺宣传队，为党做宣传工作，按理应该发给工资，现在只给他七元钱还嫌多吗？他比起一般有困难的人是有贡献的，你不应该扣他的。”在一把手领导的干预下问题得到了解决。 吴秋生十分高兴说：“书记没有忘记我，钱即使是不补上来我也心情舒畅，因为他的话说到我心里去了。”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要做到这句话确不容易。吴秋生一个年轻残疾人，除每月七元钱的生活补助费外，别无其他收入，生活很艰难，但他默默承受着。为了让他多一点收入，劝他打一份报告找县文教局，能否在社会老艺人经费项下补助一点，弥补生活上的不足。意想不到的是他不同意这样做并说：“我不属老艺人怎么好打报告补助？再说地方政府已经给了补助，钱虽不多，我不能再向县文教局伸手搞双份。领导同志同意还好，如不同意，别人怎样看我吴秋生呢？” 话虽不多，言简意赅。有句谚语“秤星可以称轻重，言语可以量人品”。吴秋生从县文工团回来后的数年间，生活艰难困苦，他需要钱，需要改善生活。然而，他硬是从未向任何人借一分钱；从未向人诉苦，让别人来同情他。其实他不讲，大家有目共睹。由于当时经济条件限制，只能是爱莫能助。 “人间没有永恒的夜晚，世上没有永恒的冬天。”就在吴秋生生活艰难的时刻，县文教局季登云副局长（他是文革后期县局领导小组组长）来黄桥检查文化工作，我们在向他汇报工作的同时，将吴秋生自文工团解散后的生活状况进行了汇报，并建议文教局能否在社会老艺人经费项下补助部分。季副局长很同情，他不知道吴秋生生活如此艰苦，答应回局后考虑。也因吴秋生是一位全县颇有名气的文艺活动骨干，县局领导们一致同意破例照顾他。没几天，县文教局正式文件到黄桥镇人民政府、黄桥小学总务处以及吴秋生本人存照，除政府每月补助七元外，县文教局在老艺人经费项下补助15元，由黄小总务处代发。吴秋生高兴地接受了。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吴秋生每月有22元生活补助，生活明显的提高了许多，心情也开朗了。总认为吴秋生再也没有不开心的事了，哪知吴秋生仍有一块“心病”。一天，他很严肃认真地告诉我，他说他考虑了好久，现在不能再不说了，我问他什么事这么认真，他说：当他接到县文教局的补助文件，心情既高兴又不平静。作为一个年轻人每月拿社会救济金，心里总感到不妥，这钱拿得不理直气壮。所以，他每月总是叫他母亲去代领，他不想要这份钱，但又感到生活再度陷入困境，使他左右为难。要是能找到一份适合自己做的工作，靠劳动获得报酬，自食其力，心安理得。 吴秋生深谋远虑地提出靠劳动获取报酬的启示，是一个长远的生活途径，也是一种摆脱生活贫困的目的。他的启示很有道理，我们向镇政府交涉，经政府领导同意批准他进了“黄桥利民街道电化厂”当了一名工人，做了他力所能及的工作，每月工资23.50元。自此他再也没领社会救济金。他在单位工作认真负责，从不迟到早退，领导和工人们都喜欢他。吴秋生本人把这份工作当作他终身依靠，因为他知道“从冬天来的人，才知道太阳的温暖！” “一个人的品格高低，并不与政治地位高低有必然的联系。真正誓死如归的人，在拥有权势的帝王面前，不会低下自己的头。布衣之怒并不减于帝王之威！”一个双目失明的残疾人，在生活困苦艰难时，没有向困难低头，没有为不合理的外财而动心。始终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和脸面。有这样的思想境界和品格，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比那些道貌岸然，巧取豪夺，“人无外财不发，马无夜草不肥”，明为事业而实质为名誉、地位、金钱和权势的人，在人格品德上不知要高多少倍。这些行为不端之辈同这位盲人相比不感到汗颜吗？有什么脸面在人前人后说三道四，高谈阔论呢？ 往事已逝，岁月如歌。在吴秋生住院期间他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了，曾对我说：“自从有了固定工作，生活安定，日子有奔头。这是我一生中未料到的好结果。没有共产党，我瞎子有何能耐如此，可惜的是好景不长，虽然只过了几年的舒心日子，我已心满意足了。”吴秋生最终每月38.50元的生活收入，在当时已超过了一般人的收入，他是满足了。一位叫桑塔亚那的外国人说：“生和死是无法挽回的，惟有享受其间的一段时光。” 诚如有人这样比喻：“人生应该如蜡烛一样，从顶燃烧到底，一直都是光明的。”吴秋生在他平凡的一生中，不图名、不图利、生活虽苦，以苦为乐，常年坚持为黄桥群众业余文艺活动，尽他之所能，发挥一技之长。有一颗人穷志不穷的高尚品德和无私奉献精神！他的音容笑貌，人格魅力就像蜡烛一样燃到底，一直都是光明的！他留给我们许多的美好回忆。每当我们谈到他时，无不感到从心里深深地怀念他！ 我们的黄桥“阿炳”——吴秋生 安息吧！ 曹瑞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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