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继锋：“科学神”丁文江与他的时代

小熊

丁文江像

　　丁文江，字在君，江苏泰兴人。留学英国，专业为地质学。1936年1月死于湖南省会长沙。


　　周树人，笔名鲁迅，浙江绍兴人。留学日本，专业为医学，后为作家。1936年10月在上海去世。

　　他们均死于1936年，那年，丁文江49岁，鲁迅56岁。

　　也许读者会纳闷，将鲁迅与丁文江并列，笔者是不是大脑缺痒了。

　　当代中国人不知道鲁迅的不多，读过他文章的人要以“亿”为计算单位，至于丁文江其人，听过他名字的人，恐怕只能够以“个”为单位了。其实，从外貌上看，两人还颇有相似之处，均较常人明显精瘦矮小，留着很有个性的胡须。鲁迅是内敛的日本式仁丹胡，而丁文江胡子象英国绅士般张扬的翘着。

　　知道丁文江的国人甚少，但知道丁文江两个朋友名头的极多。

　　胡适，他的名气足够和鲁迅打个平手。新文化运动达到鼎盛的时候，比较刚在文坛上展露锋芒的鲁迅，“胡适之”这三个字早已经为人们耳熟能详。可这样一个思想界的拓荒者、学术界的祭酒总是称丁文江叫“丁大哥”，对他既敬且畏。

　　李四光，丁文江地质界的同行，当代大陆最推崇的地质学家。1936年，在得知丁文江的死讯时，他撰文称这位年长一些的同行是自己最尊敬的朋友。

　　二十年代初来中国讲学的英国罗素是哲学家，也是数理逻辑专家，见多识广的他给了丁文江这样的一个崇高的评价：“我在中国遇见的最有才能的中国人“。

　　同时代人洞悉他的价值，可岁月的年轮却黯淡了他的光芒。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不知情的人难免不把他视为历史上的三流角色----跑龙套的匆匆过客。当代中国现代史的教科书上好歹还惜墨如金的提及一下他的名字，在写到20年代“科学和玄学”的论战时，会简略地提到“科学神”丁文江勇斗“玄学鬼”张君劢。只是来龙去脉语焉不详，这丁文江到底是何种来路，让人云里雾里闹不清。

　　历史本就很冷峻，常常大浪淘沙的。而历史的记忆自有一种马太效应的规律：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而且强与弱的分野也没有谨严的规律可行。

　　在生活中，在创作中，鲁迅是强者，在历史的记忆中也是强者。强自有强的原因。最起码，有一条对他有利，他最终站在了胜利者的一边。鲁迅从来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晚年对共产党和红军怀有深深的敬意和莫大的期待，而这一段历史是由他认同的胜利者来撰写的。

　　其实，丁文江也是当时的强者，他离开人世前是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负责整个中国科学发展的规划。这个职务对科学教育界的人来说是至高的荣誉。去世前，他在为粤汉铁路寻找煤矿。他致死的原因也很意外，以至当时的报纸跟踪他病情的反复，直到他不再有呼吸。

　　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沉淀，他还是无可奈何的成了弱者。如今没有几个人认识他的价值，甚至人们根本就忘却了他的存在。当民族主义热浪腾腾，当阶级争斗你死我活，有谁会在乎理性的思考；当人们沉溺于教条的灌输，当人们偏爱烂漫的文艺，严谨的科学精神也就倍受冷落。人们记住了黄桥战役，建了黄桥战役纪念馆，其实那纪念馆便建在丁文江的故居里。

　　据我来看，丁文江丝毫也不逊色于于鲁迅。他是从西方偷来科学圣火的普罗米修斯。他和思想深邃、笔锋犀利的鲁迅共同代表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思想是自由而生气勃勃的，科学在中国顽强地扎下了根。

　　丁文江死于1936年1月。鲁迅死于1936年10月。1936年是个标志性的年份。 这一年，中国的经济、学术、文化都达到了一个巅峰。他们的死，也象征着一个时代的凝固，也预示着时代的转向，从开放回归传统，从自由转向统制。现在鸟瞰故去的半个多世纪，可以发现，鲁迅的死，是20、30年代文艺创作高潮行将终结的预兆，而丁文江的死，同样是年轻的中国科学将迎来坎坷命运的象征。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科学研究已经起步并开始正规化，当然许多学科还充满稚气。唯有地质学孤峰突兀，卓而不群，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在1949年以前的岁月里，地质调查所的工作是中国人的骄傲，它表明，只要提供适当的环境，中国人能达到的科学成就可以和欧美媲美。丁文江、翁文灏、章鸿钊、李四光等都是科学界的顶尖人物，在中国近代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提到地质学，不提到丁文江，也就如同书写近代文学史而不提鲁迅一样的荒诞不经、无法原谅。

　　几位朋友对去世的丁文江使用了最高级的赞语。傅斯年在《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一文中写道：“我以为在君确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人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他是用科学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他是抹杀主观，为学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者，为公众之进步及幸福而服务者。”

　　傅斯年的评价绝无夸张，丁文江不仅有着真正科学家的良好思维习惯，而且他还有着坚定的信念和道德标准：“大众的幸福就是一切理性的人的最终的道德理想。”他自己写下的座右铭是清教徒式的：“明天就死又何妨，只拼命作工，就象你永远活着那样”。在他看来。一个人的生活标准只要能够使他舒适愉快地工作足矣，再高就是奢侈。

　　据丁文江的学生、地质学家黄汲清回忆，丁文江从外表看来他与当时一般的大学教授没有两样。他穿长袍马褂，吃中国饭，住北京式的小四合院，决不是什么洋气十足的人。但傅斯年、胡适等丁文江的挚友一致推崇丁文江极为“欧化”，当然不会无中生有，他的欧化不在外表，而在他的思维和办事方式与周围的人截然有别。

　　胡适与丁文江交谊深厚，对他有透彻的了解，他一直不想让后人遗忘了他尊敬的朋友。。丁文江去世一个多月后，胡适写了〈〈丁在君这个人〉〉（1936年2月出版的《独立评论》188号“纪念丁文江先生专号”），这是一篇很优秀的传记文章。在他的心目中，丁文江“是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是一个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科学时代的最高产儿”、“最有动力的现代领袖”。

　　就是经历了抗日的战乱，胡适仍然无法忘怀丁文江这位故去的朋友。他花了很大的工夫，撰写了《丁文江的传记》（1956年）。这部传记与《丁在君这个人》给后人勾勒出丁文江的音容笑貌，并引领我们走进传主的日常生活、个性以及心灵世界。胡适悉心描绘他的丁大哥：

　　在君从小不喜欢吃海味，所以他一生不吃鱼翅、鲍鱼、海参。我常笑向他：这有什么科学的根据？他说不出来，但他终不破戒。但是他有一次在贵州内地旅行，到了一处地方，他和他的跟人都病倒了。本地没有西医，在君是绝对不信中医的，所以他无论如何不肯请中医诊治。他打电报到贵阳去请西医，必须等贵阳的医生赶到了他才肯吃药、医生还没有赶到，跟他的人已病死了，人都劝在君先服中药，他终不肯破戒。我知道他终身不曾请教过中医，就如他终身不肯拿政府干薪，终身不肯因私事旅行借用免票坐火车一样的坚决。

　　这也许是因为他15岁就出洋，很早就受了英国人生活习惯的影响的缘故。他的生活最有规则：睡眠必须八小时，起居饮食最讲究卫生，在外面饭馆里吃饭必须用开水洗杯筷；他不喝酒，常用酒来洗筷子；夏天家中吃无皮的水果，必须在滚水里浸二十秒钟。

　　他绝对服从医生的劝告。他早年有脚痒病，医生说赤脚最有效，他就终身穿有多孔的皮鞋，在家常赤脚，在熟朋友家中也常脱袜子，光着脚谈天，所以他自称“赤脚大仙”。 他吸雪茄烟有二十年了，前年他脚指有点发麻，医生劝他戒烟，他立刻就戒绝了。这种生活习惯都是科学化的习惯。别人偶一为之，不久就感觉不方便，或怕人讥笑，就抛弃了。在君终身奉行、从不顾社会的骇怪。

　　在君的为人是最可敬爱、最可亲爱的。他的奇怪的眼光，他的虬起的德国威廉皇帝式的胡子，都使小孩子和女人见了害怕。他对不喜欢的人，总是斜着头，从眼镜的上边看他，眼睛露出白珠多，黑珠少，怪可嫌的！我曾对他说：“从前史书上说阮籍能作青白眼，我向来不懂得；自从认得了你，我才明白了。白眼对人，是怎样一回事！”他听了大笑。其实同他熟了，我们都只觉得他是一个最和蔼慈祥的人。他自己没有儿女，所以他最喜欢小孩子，最爱同小孩子玩，有时候他伏在地上作马给他们骑。他对朋友最热心，待朋友如同自己的弟兄儿女一样。他认得我不久之后，有一次他看见我喝醉了酒，他十分不放心，不但劝我戒酒，还从《尝试集》里挑了我的几句戒酒诗，请梁任公先生写在扇子上送给我。

　　他的立身行事，也都是科学化的，代表欧化的最高层。他最恨人说谎，最恨人懒惰，最恨人滥举债，最恨贪污。他所谓“贪污”，包括拿干薪，用私人，滥发荐书，用公家免票来做私家旅行，用公家信笺来写私信，等等。他接受淞沪总办之职时，我正和他同住在上海客利饭店。我看见他每天接到不少的荐书，他叫一个书记把这些荐信都分类归档。他就职后，需要用某项人时，写信通知有荐信的人定期来受考试，考试及格了，他都雇用；不及格的，他一一通知他们的原荐人。他写信最勤，常怪我案上堆积无数未复的信。他说：“我平均写一封信费三分钟，字是潦草的，但朋友接着我的回信了。你写信起码要半点钟，结果是没有工夫写信。”蔡孑民先生说在君“案无留牍”，这也是他的欧化的精神。

　　他幼年时代也曾读过宋明理学书，但他早年出洋以后，最得力的是达尔文、赫胥黎一流科学家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训练。他自己曾说：“科学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因为天天求真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无论遇见甚么事，都能平心静气去分析研究，从 复杂中求单简，从紊乱中求秩序；拿论理来训练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经验来指示他的直觉，而直觉力愈活。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的关系，才能够真知道生活的乐趣。这种活泼泼地心境，只有拿望远镜仰察过天空的虚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参领的透彻，又岂是枯坐谈禅妄言玄理的人所能梦见？”（《努力》第四十九期，《玄学与科学》）

　　这一段很美的文字，最可以代表在君理想中的科学训练的人生观。他最不相信中国有所谓“精神文明”，更不佩服张君劢先生说的“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民国十二年四月中，在君发起“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他的动机其实只是要打倒那时候“中外合壁式的玄学”之下的精神文明论。他曾套顾亭林的话来骂当日一班玄学崇拜者：今之君子，欲速成以名于世，语之以科学，则不愿学、语之以柏格森、杜里舒之玄学，则欣然矣，以其袭而取之易也。”（同上）。

　　然而在君究竟是英国自由由教育的产儿，他的科学训练使他不能相信一切破坏的革命的方式。他曾说：“我们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其实他的意思是要说：我们是来救人的，不是来放火的。

　　照他的教育训练看来，用暴力的革命总不免是“放火”，更不免要容纳无数“趁火打劫”的人。所以他只能期待“少数里的少数，优秀里的优秀”起来担负改良政治的责任，而不能提倡那放火式的大革命。

　　他不是革命的材料，但他所办的事，无一事不能办的顶好。他办一个地质研究班，就可以造出许多奠定地质学的台柱子；他办一个地质调查所，就能在极困难的环境之下造成一个全世界知名的科学研究中心；他做了不到一年的上海总办，就能建立起一个大上海市的政治、财政、公共卫生的现代式基础；他做了一年半的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就把这个全国最大的科学研究机关重新建立在一个合理而持久的基础之上。他这二十多年的建设成绩是不愧负他的科学训练的。

　　从熟记的细节，从字里行间，我们感受到了胡适对丁文江的推崇之情已经无法抑制。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夏绿蒂。弗思夫人（Charlotte  Furth）为丁文江写了一本传记----《丁文江----科学与中国的新文化》（哈佛大学出版，1970年，有汉译本）。她赞誉丁文江是中国的赫胥黎，是二三十年代提倡科学、促进新文化发展的代表人物。

　　她惊异地发现：“作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是第一位这样的中国人，既从技术观念又从哲学观念研究西方的科学，感到根据科学的思想原则教育同胞是自己的责任”，她还特别提醒读者：“丁文江所渴望发挥的这种作用----科学家作为文化和政治的领袖----在中国的历史经验中是前无古人的。”

　　丁文江，现代中国科学的开拓者，也是文艺复兴式的多姿多彩的人物，对地质、政治、行政、军事教育等均有研究和建树。而且他不仅是书斋中的人物，也极有行政组织才能。如果我们认真想一想科学在现代中国的持久影响和巨大的潜力，对丁文江的贡献当然另眼相看，与鲁迅并列，又岂是高抬这位尘封已久的新时代先驱者。

来源: 民国春秋 | 来源日期：2011-01-17 | 责任编辑：程仕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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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桥的人才。